《帝国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一书选译了英国《泰晤士报》1901－1911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改革的一系列报道，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全书涵盖了这一时期晚清的重大事件，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之死、禁烟运动、新政、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宣统皇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赶出朝廷、张之洞之死、清末立宪思潮、各省谘议局的设立、武昌起义爆发和扩展、袁世凯出山镇压武昌起义等事件。此书既有简讯式报道，又有新闻事件综述评论，对当时清末朝野上下的观察，对清朝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还算入木三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清末的改革，到底是由谁来推动实施的，改革成效如何，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功过是非，大致带着这几个疑问，我看了此书，有收获，亦有不少质疑。

鲜知的细节

书中的有些历史细节，是我以前知之不多的。如1896年李鸿章的欧洲之行，“他在各处都受到了在一般情况下只有皇家才会享受到的礼遇。“俄国的那场等待着他的盛宴，甚至超越了华丽、盛大的加冕典礼本身”，“在德国，德国的皇帝以在柏林所能召集起来的最豪华的军事盛典欢迎他”，“虽然在英国，皇家和政府的圈子都表现得较为保守、克制，但热情的民众欢迎他的到来的喝彩声却仍旧不绝于耳，似乎把他当成匈牙利的民族领袖科苏特·拉约什或是意大利的爱国将军加里波第。”

书中的此段记载，让我颇感新鲜。一个被贬职、闲赋在家的前官员，一个被欺凌的国度的人，能够受到如此礼遇，实属不易。

就连英国记者讽刺李鸿章的话——“他张狂的好奇心被称誉为机智，而他以自己的名义所做的发言，其实不过是一些陈词滥调的巧妙包装，却被当作东方哲学家的智慧精髓受到了欢迎”，我都读得兴致盎然。因为透过讥讽的话语，我看到李鸿章令我惊讶的所作所为。

此外，醇亲王就德公使克林德被戕害去德国致歉时竟然“表现出了机智与尊严”。“身为哀求致歉者的醇亲王，却能在某个耀武扬威的西方列强国家的扬扬得意的代表面前，扭转了整个局面，并最终以自己的致辞赢得了听众。”可见，清人并非完全愚昧不堪，也还是有能与时代接轨的人。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东方文化亦不是全无优势。“清国作为一个温和商人和文学哲学家的国度，西方世界偶尔还是会被它扬扬自得的观念搅得心神不宁。”不过，他们怎样心神不宁，书中未见详细叙述。

到底谁在改革

对于清朝一步步陷入深渊，泰晤士报主要归咎于两个当权人物——李鸿章和慈禧太后。

英国记者认为，身为“走一步看一步”政策的化身的李鸿章，自己把大清帝国拖到了毁灭和瓦解的边缘。李鸿章没有改革倾向，并且是改革的阻止势力。“在西安府，没有人可以制衡李鸿章的势力。”“内部改革的全盘问题也是如此，两江总督一直不断地向皇帝上疏，假如他们所说的完全没有被皇帝听进去，这不仅要归因于李鸿章用心险恶的影响力，也有满人们一直存在着的优势的因素”。

虽然英国记者也承认：李鸿章遵循欧洲模式操练陆军，以新式的铁甲舰装备海防，催生电报系统，造出一条从大沽到天津长达三十多英里的铁路线，开创出国家贸易与船运公司，兴建兵工厂，开设学校、医学院，但依然认为李的改革是表面功夫，获得的则是“空洞的声望”。因为他的多数“改革”项目，“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在支撑门面而已。”

而慈禧太后呢，曾经是改革的阻力，阻止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后来是被迫接受改革的。“由于深刻地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她最终接受了违反自己所有专制之举和女性本能的改革主张”。尽管记者也承认预备成立宪政政府的帝王诏书“虽在名义上是由皇帝颁布，实际上却由皇太后下颁”，或者有时说“皇太后也是它的拟定者”，但是在英国记者的笔下，慈禧太后在清末改革中的作用不怎么明显。

{!-- PGC_COLUMN --}

对于袁世凯，英国方面倒是寄予了改革的厚望。说北京行政改革的实际起因，一定要归功于袁世凯、肃亲王和其他卓越的进步人士那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开创之举。但袁世凯是未能主政的，慈禧太后活着时他没主政，慈禧太后死后，他又被皇族踢出权力中心。

那么，到底谁是清末改革的主导者呢？这本书实在让我有些迷糊。

改革的成效

书中，追踪了清末的宪政运动、教育改革、司法改革、货币改革，等等。虽然记者也描述了新政带来的变化，记者看到了可喜之处，但还是认为新政对于挽救清王朝是无济于事的。“皇宫里是无药可救了，真正改革的精神穿不透紫禁城那层厚厚的高墙，太监当朝以及由此衍生的可怕的铺张浪费阻挡了这一切。”在英国记者看来，清末改革对于治理官员的腐败这一劣根性上没有什么实质性举措，这也就决定了新政不可能取得成功。可见，腐败是具有致命性的。

而今在一些学者看来清末的改革差强人意，并非像一些今人所了解或想象的那样只是走走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朝当年，总体上国家的经济形势不坏，清政府辛亥年的财政收入，达到2亿4千多万两白银的历史最高点，而新政开始之前，每年不过6、7千万两……民众对朝廷的新政，并没有像我们过去的教科书讲的那样，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发生，也一直在推行，并没有中途停滞。事实上，清朝的崩溃，是发生在这个王朝变革的‘好时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糜烂之时。”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