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江西一位毕业生通过了该省农业发展银行的笔试和面试，却在性格测试中被判定为情绪风险等级高，单位由此决定不录用。

这则报道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人们对性格测试这种招聘甄选的辅助手段提出了质疑：它真的靠谱吗？

借用大量通俗易懂的文献材料，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一书中记录了办公室的进化史。对于个性测试这种招聘手段，他犀利地指出：

这是企业在“设法模式化员工的个性”，通过不断消除“反常”，这些测验加强了员工忠诚度。除了试图选出更为保守、更为谨慎、更为谦逊的“他人导向型”候选人，测验还制造出了一种霍桑效应：测验这件事本身驱使着人们去揣度公司教条，以此来重塑自身个性。回答测试题变成了揣摩公司偏好的一场游戏。

公司兴起个性测试

开始设法模式化员工的个性

本文节选自《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多年的经济困境使得这些学生，即后来被称作“沉默的一代”（the silent generation）的这些年轻人倾向于避开风险，他们消极地谈论着经济危机。“我并不觉得AT&T有什么好的，”怀特引用了一名毕业生的话，“但是我想进入这样的公司。因为当经济危机来临时，AT&T总是在那的。”怀特等人眼中庞大而缺乏人情味的大公司，现在好似高校一样，提供着母亲般的安全和保障。

在当时刚刚兴起的校园招聘活动中，各个公司纷纷向毕业生保证，进入公司便进入了美国商业那连绵起伏的领地，刺激和冒险在等待着他们：“在欧文斯伊利诺伊玻璃公司（Owen-Illinois Glass Co.），你可以不断成长！”“到Vitro公司来吧，今日的毕业生，便是明日的工程师！”“天空任你飞！一切无阻挡！”从大学宿舍嗖地一下就来到办公室，这样畅通的渠道使得公司的组织生活颇为诱人。尽管也可以选择生产岗位，但怀特调研的毕业生中只有12%进入了工厂工作；大部分人选择成为办公室职员。

怀特总结道，毕业生总的来讲“并不想反抗现状，因为他们确实满意于现状”，“不管他们之间有多么千差万别，从大的方面来讲，他们都是一样的：比记忆中任何一代人都更为一致，这将是官僚主义的一代”。

怀特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商人最喜欢的评论家。商人们愿意让他进入公司采访，因为怀特所在的杂志社名望一流。怀特却继续抨击商人们的行事。这位讽刺和批评好手、这位从不出错的胡话“检测器”，痛斥了商业中不断兴起的模式性套话。他为此专门造了个词：“businessese”，即“商业行话”。

怀特观察到了两个普遍趋势：一是行话和术语的大量增加；二是对浅白用词的偏爱。这两点似乎相互矛盾。他发现的商业行话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请知悉”“敬复你方关于……”“提请大家注意”“来信已知悉”“该事进展之中”“在这个时候”“在考虑之中”“在不久的将来”“公司政策”。速记人员甚至学会了这些表达的专门缩写方式。

而对浅白用词的偏爱今时今日依然纠缠着我们，怀特称其为“反向官话”（reverse gobbledygook）。这种反向的官话并不是冗长空洞的话语，而是种“衬衣袖式”（shirtsleeve ）语言，充斥着粗暴的感叹语和缩略语。“人们”从来都不是“人们”，而是“各位”。你永远不会“忍受”什么事；你只会“下巴挨一拳”。员工永远是“核心”，是“骨干”。每一个人都具有“前瞻性”。

他们全是四分卫，全是团队领袖。要是眼前有个什么橄榄球的比方可打，不用的话简直就好似犯罪。当我们可以用更加犀利的词时，为何要说“员工和管理者应该齐心协力”这样无聊的话呢？看看下面这个真实例子：“团队不可能光靠想就能拿下第一档进攻。若是四分卫不作为，护锋和截锋就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若是护锋和截锋无法发挥作用，我们这些四分卫就只能错失传球机会。”

关于“衬衣袖式”英语有意思的点是，它所有特点可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那便是《大白话的艺术》。语言学家鲁道夫·弗莱士（Rudolph Flesch ）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写的这篇博士论文后来成了畅销书。“不要使用韵律”；“不要使用圆周句”；“不要使用反问句”；“不要使用反语（一半的人看不懂你的反语 ）”——所有这些都是弗莱士精挑细选的建议话语，向前场的接手球员旋转扔去。

就连丘吉尔的“血水、汗水、泪水”演讲也被挑出来进行批评。“从丘吉尔这三个‘水’构筑的词语画面之中，读者只能得到一个模糊的概念，”弗莱士自信地写道，“应该直接说出‘战争’这两个字，这样就可以了。”几乎一夜之间，商业行话找到了志同道合者：死命地简洁、硬邦邦、僵兮兮。

美国人的服从性和服从主义商业行话的出现并非无缘无故；商业世界内在的驱动还不足以引发此种现象。随着公共关系热潮的兴起，企业急切地想要在他们眼中具有潜在敌意的公众面前为自身正名，这种热望促动着他们对商业语言的过分关切和小心拿捏。1940年代和1950年代美国商业界满是对美国人将会抛弃资本主义制度的担忧，这种（可以说是毫无根据的 ）恐慌阻断了商业的发展。

游说团体“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 NAM，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同“美国总商会”（the Chamber of Commerce）一起，致力提升商界的政治资本，他们认为商业自由一方面遭受着政府计划行为的伤害，另一方面则承受着工会的煽动性影响。全国制造商协会为了赢得局面，发起了一场活动。“今日我们面临的挑战，今日我们亟待去做的事，”协会主席克劳德·A. 普特南（Claude A. Putnam）在1950年这样说道，“是向自由的美国人宣扬——再次宣扬，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个让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经济保持自由的运行哲学。”

美国广告委员会（the Advertising Council）制作了8000份海报和300万个广播节目档来宣传企业自由的重要性。全国制造商协会向数十万工人分发了漫画册，画册上展现了伦敦的“政府计划者”为了夺走美国人的自由，是如何引发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的。“很不幸，”一位芝加哥商人在这场活动的一次晚宴中说道，“美国人中的大部分正打算为了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去毁掉商业。”怀特写的所有相关报道都显示出，事实并非指向此种观点。但商业界坚持着他们关于沟通交流机制的改良行为，并在此过程中改变了语言本身。

光是榨干员工的语言能力还不足以让企业满足，它们开始设法模式化员工的个性。此种策略随着战后对个性测验的狂热追捧而浮出水面。或许是因为领袖人物泰勒过于疯狂，上一代的科学管理者并不怎么把员工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他们感兴趣的点简单粗暴，只关心天赋和能力，以保证企业的有效运转。诚然，迎合员工个性、温暖友善的办公环境是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所倡导的。

但是如果说个性测验的理念是友善的人际关系，那么测验的内容来源显然并不那么友善。应用心理学家多年来在精神病院和监狱进行研究，发明了各种探究疯狂行为和变态行为根源的测验，而“在此过程中，”怀特表示，“他们研究出了一些别出心裁的笔头测验”。无需什么想象力，人们便将这些测验用到了“正常”人身上。尽管这些测试一开始便是设计用来检测反常行为，但是想要识别“反常”肯定得先确定什么是“正常”。

很快，这些测验便被各个公司广泛采用，据此判断候选人是否为心甘情愿的组织人：他是激进还是保守？他是否具备好的实际判断力和社交判断力？他是否顶得住压力？他是否稳定踏实？他是否快乐？他是喜欢不断改革还是安于现状？他是否具备幽默感？拒绝回答问题本身也能表明某种个性，这些测验的条款中包含对不同答案以及空白回答的解读。

理论上，这些测验方法是能够选出合适的人到合适的部门与合适的团队进行合作的。但实际操作上，它们让企业文化变得更为一致，上上下下全体统一。通过不断消除“反常”，这些测验加强了员工忠诚度。测验除了试图选出更为保守、更为谨慎、更为谦逊的“他人导向型”候选人，还制造出了一种霍桑效应：测验这件事本身驱使着人们去揣度公司教条，以此来重塑自身个性。回答测试题变成了揣摩公司偏好的一场游戏。如果肯定回答“你是否享受阅读如同有人陪伴一般？”“你是否有时感受到自我意识？”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测试者就可能被认为有些内向，这往往不是好事。

但若是试图假装外向，那就有可能被测出具有“过度社交性”（excessive sociability ），这往往意味着粗心草率的个性特点，这结果同“过度内在性”（excessive inwardness）一样糟糕。但对于“女人婚外情是否比男人婚外情更糟糕？”这样的问题，你到底该回答是还是否呢？若回答是，那或许让你看起来具有强硬的男性保守主义思想，于是能获得男性管理层的认可。但若是答案中太多“现代艺术不应当进入教堂”这样的肯定式，你可能会让人感觉像个约翰·伯奇协会的疯子。总而言之，提供最佳回答的一定是最过中庸或者假装中庸的人，这最为符合20世纪中期办公室内强加的合群特性。

这些新型的重“人际关系”企业对个性测验的兴趣如此高涨，以至于测验成了战后公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952年，1/3的美国公司采用了个性测验。而仅仅两年后的1954年，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60%，包括标志性大公司如西尔斯百货（Sears）、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伪科学研究和顾问公司成百成百地冒了出来，彼此争夺着各公司人事部门那令人垂涎的个性测验合同。

这些测验主要用来删选应聘人员，但偶尔也被用来测验已被雇用的公司内部人员。碰到公司业绩不好的情况，有时会故意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裁员。另一些时候通过采用这样的方式，更容易处理掉日落西山、睿智不再的老经理——这样具有针对性的测试很容易设计出来。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办公室员工因这些测验而更为努力。怀特指出，鉴于各个公司已然在使用IBM穿孔卡片将各项重要数据制成表格，个性测验成绩制进表格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使得“卡片上的人生”达到了你所能希望的最完整呈现。

流行文学作品中个性测验的广泛出现更能说明办公室内部的一致性。在小说《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中，来自郊区的主人公汤姆·雷斯（Tom Rath）前往小说中虚构的“联合广播公司”（United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应聘公关岗位时，参加了一场不同寻常的个性测验。公司人事部门的沃克（Walker）让雷斯用一个小时写篇个人自传。这个测验他已经让二三十个该岗位的应聘者做过了。自传要求以“关于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开头。“结果相当能说明问题，你会感到惊讶的。”沃克说道。

雷斯坐在那苦苦思考着，被这个测试折磨得要窒息了。有一件他绝不能写的事情不停地进到脑子里，缠着他不放；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这件事关于“十七个男人”，十七个他在战争中杀死的人。其中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因不小心走入雷斯错扔的手榴弹区域而死。雷斯知道若是这么露骨地写会被认为太过煽情，跟演“情节剧似的”，但无论他尝试写点其他什么调调的，不管是嘲讽的还是幽默的，不是太明显就是太拙劣，总是不对劲。最后，雷斯对这个测试感到糟心透了，忍无可忍便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基本生平：出生年月、受教育程度、婚姻和子女状况——实际上便是IBM公司打孔卡片上可能记录的一切信息。

“对于联合广播公司而言，”他总结道，“关于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我正在申请公司公关部门的岗位，并且在简短的一段学习过程之后，我很可能会干得不错。我很愿意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但是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不写这篇自传，我不大想用这种方式来谋得工作。”

如果说《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一书真的如它出版后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服从主义社会的尖锐控诉，那么雷斯就不该因他如此任性的反抗而得到奖赏。但是在小说的世界里，雷斯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他此后每一次的不服从都将他推得更高。

当联合广播公司总裁霍普金斯要求雷斯评价自己写的演讲稿时，雷斯有考虑过不把实话说出来，不告诉老板他的演讲稿写得烂透了。然而，在妻子的鼓励下，雷斯终于抛弃了他身上最后的一点“遵命先生”外衣，小心翼翼地说出了真相。尽管霍普金斯一开始被雷斯不同寻常的直率惊到了，但他马上意识到了这种直率的价值。他将雷斯升为自己的个人助理，并试图将他培养成第二个自己，即一个终生投身于工作的专横傲慢的总裁。

然而雷斯又一次说了不。他看到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危险，不论是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对自己的家庭而言。他的老板对雷斯的“不野心勃勃”感到嫉妒和敬佩，于是给了他一个较低也较容易的中层管理者职位，待遇不菲。偶然地，雷斯的郊区生活也经营得很不错：他得到了当地镇政府的许可，被允许拆分小说一开头便继承了的祖母的庞大遗产，于是便可以出售富余的土地，得到更多的钱。在小说的结尾，雷斯成了社会认可的英雄人物，他所有的“不远大”理想都得以实现，他是企业公民的模范。

斯隆·威尔逊并没有批判办公世界压迫人心的服从性，而是表现出对其容纳真话的赞叹。“要是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能偶尔表现出勇气，然后继续走中庸之道就好了！”是小说传递的温和信息。这并非是那种能让办公室员工看了热血沸腾的作品。尽管《组织人》和威尔逊的小说常被人们同时提起，但是怀特很看不上《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在他看来，这本小说试图“两者兼得”，暗示人们既可以按照内心想法做事，同时还可以在1950年代迅猛发展的商业世界中获得成功。蔓延的物质主义和精神世界可以通过“自我高尚化的享乐主义”（self-ennobling hedonism）——另一个诸如“敌对合作”（antagonistic cooperation）的措辞——得到统一，这种说法似乎想要否认20世纪中期办公室员工所处世界的冲突性。

唯恐他人质疑其小说的保守主义色彩，威尔逊在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夸张地颂扬着妻子，称赞她一手包办了所有家务事宜，相当尽心尽责，好让他安心写作。除了支走跑来打扰他写作的孩子，妻子还“负责所有的家庭财务，修理孩子们的自行车，向孩子们解释父亲为何没有社交活动”。此外妻子还名副其实地具备“在眼前却默默无声”的女性奥秘气质，“令人感到愉快，如同美丽的装饰之物”。

尽管如此，威尔逊这首办公场所的愉快赞歌之中还是潜藏着一股不安的忧虑。这些不安来自雷斯对于战争的记忆——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电影中——这些记忆总是被一些不经意间接触到的细节所触发：一名男子的秃顶啦，某人脖颈上的伤疤啊，等等。在这些漫长而偏离的对可怕战争以及与意大利女孩短暂但激烈的风流韵事的叙述中，雷斯这个平日里话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男人，终于展现出了其内在生活的一些样貌。

这正是日常工作迫使他压抑着的情绪，尽管面试时的测验题唤起了他那份最为沉重的回忆。所有关于一致性的探讨并非全然错误，但是讨论的重点放错了。20世纪初期存在着巨大冲突，相当多办公室员工的生活因其而定义，可这些冲突不知怎么地，在令人绝望的远离英雄主义的办公环境那轻微的嗡嗡声中逐渐消失了。“每一条办公桌之间的小路都因秘密爱情颤抖着，无法平息，就像战场上的战壕。”辛克莱·刘易斯写于上一场战争的讽刺语句，似乎在这场战争之后描述白领体验的那些更为忧伤的文章中获得了回响。

《生活在水晶宫殿》的艾伦·哈灵顿是个公关人员，跟虚构人物雷斯一样。他描写了公司的慷慨，是既充裕又令人窒息的：一方面悉心照料着员工，另一方面却又完全无法满足那难以言说的真实又深层的人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