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朱彤的眼里，世界绝大部分时候由一幕接一幕的默剧组成。各色人等皆成了演员，或相谈甚欢窃窃私语，或视若无睹默默无言，或恶语相向大打出手。不管哪一种，都与她无关，仿佛他们在屏幕内，一般情况下不会像贞子那样钻出来。除非忽然来电导致她摘掉耳机，喧嚣的市声才会像海浪般劈头盖脸地漫过来，使其不得不回到现实中，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极低。最好的同事关系就是下班后不再打扰对方，同事们未必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找她，实在是不会想起她。她倒落得清静，从公司出来后便可以塞上耳机，把音量调到最高，完全沉浸在音乐中。直到回了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她才会摘掉。接着便关门，开电脑，点开豆瓣FM，音乐随即灌满小屋，盈盈于耳。只要不是烂大街的口水歌，她都能听进去。这只是习惯使然，能够让她陡生安全感，就像唐三藏身处金箍棒画下的圈中。

细究起来，第一次戴耳机听歌还是在师范一年级的下学期。

这是县城里的一家中等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毕业后就能分配到本县的各个乡镇小学当老师。中考填写志愿时，她想试一试重点高中，以后还想考大学，毕竟那时候她的成绩不错，每次考试都能排进前十名。但母亲软语相劝，跟她分析道，你爸福薄死得早，我一个人拉扯你和你弟两个孩子，就算你考上大学，家里也没钱供你，到时借钱，怕是以家里的现状，也没人敢借给咱们，不如就考师范吧，三年后就能上班，不但省了很多开销，还有了工资，倒不求你帮我分担多少，只要先把自己养活了就成。她有些不甘心，便没言语，母亲又道，好闺女，你就体谅一下妈的难处，咱们比不得别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再说，女孩子当老师不挺好吗？离家近，又轻闲，还不用担心失业，多好的事情，何必非得费劲考大学！母亲是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出发，这也怪不得她。思来想去，朱彤的第一志愿只好填了师范学校。

考上师范完全在意料之中，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朱彤平生第一次觉得生无可恋。八月底的一天，她还是强颜欢笑离开了家，带上母亲攒下的五千多块学杂费和住宿费，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来学校报到，开始了师范生活。在这之前，她还从来没有住过校，没和这么多人同处一室过。随着舍友们之间日渐熟悉，朱彤了解到另外七个人的家境都比她强，而且好得不是一星半点。她们的家里有做生意的，有当官的，有父母都是工人收入稳定的。之所以来上师范，一是成绩不好，不够重点高中分数线；二是不想辛苦，家里对她们的未来已有了安排，不需要靠上学改变命运；只有朱彤担负着使命来此。

每天晚上，熄灯之后总会有十几分钟的卧谈会。这时候，朱彤在黑暗中彻底隐形，像个不存在的听众，她从来不插话，别人也很少问她意见，因为即使问了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对她而言，舍友们谈论的那些东西离她很有些距离，都是她不熟悉的，比如城里的哪个饭馆又出了新菜品，商场里开了哪个品牌的专卖店，以及班里哪个男生又看上了哪个女生，两个人出去开房等。这些事，她不关心，也不参与。即使周末，她也是在食堂吃饭，就算去外面，也不过是校门口买个肉夹馍换换口味，并没有钱下馆子。饭卡里每个月国家会补助四十五元，这点钱省着花，基本上就不用再充钱。早晨吃馒头就豆腐乳，还有豆浆或米粥；中午只要一块钱三个的包子；晚上稍微奢侈，会打个中午没卖完的剩菜，只需半价。

朱彤觉得一个人的表情多多少少是其经济基础的外在证明。除了自己，没人明白她缘何一贯保持着落寞的神情。毫无疑问，她骨子里是自卑的，因为她比别人穷。学校里每学年每个班都有一个贫困生的名额，申请并经核实后便能得到上千块的补助，可出于自尊，她宁可夏天只有两套衣服来回换着穿也从未申请过。她不想为了温饱连这一点仅存的可怜的尊严也被剥夺，那无异于向全校宣告她的穷困，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扒了衣服无甚区别。

师范三年，她一直低调行事低头走路低声说话，成绩也不再拔尖抢上，但也不算坏，班会上不发言不插嘴也不搞小动作，整个人如同长期套在身上的那件褪色校服一样没型没款无棱无角，注定在诸多场合成为被忽略或者陪衬别人的主儿。假如生活是一场戏，她连跑龙套的都够不上，顶多是件道具，女主角撒气时摔碎的茶杯或者玩弄的一只笼中鸟，仅此而已。她的名字除了在花名册上和老师提问时体现符号和代码的价值外，那些带有名誉性和广告效应的地方——哪怕颁布处分的公告栏上也没出现过她的名字。不过这一切曾因体育特长生乔丽而发生过改变，在短期内令她名声大噪。很多人才知道学校里还有朱彤这样的家伙，一个被人连扇了两个耳光却不敢还手的胆小鬼、笨蛋或者窝囊废。

事发当天下午，朱彤正躺在床上看从图书馆借来的《飘》，感受着郝思嘉的命运，全然不顾从窗外传来的阵阵哨声和呐喊。此刻篮球场上热火朝天，三班（朱彤所在的班级）女生正和体育特长班女生之间激烈角逐本年度的女子篮球赛冠军。最后关头，胜负已分，体育特长班居然落后三班十二分，上帝也帮不上她们了。惨痛的现实令身为队长的乔丽沮丧至极，终场锣声响起时，乔丽骂骂咧咧从队员手里夺过球朝着记分牌用尽全身力气砸了出去。劲儿过大，准确度不够，球偏了，落在一丛绿意浓浓的冬青上面。球身承载的愤愤之气都被片片青叶软绵绵而博大的怀抱容纳吸收，并没有出现乔丽想要的结果。

校主任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好了，不要气馁，好好练，明年还有机会，杀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乔丽瞥都没瞥那张献媚的脸，气呼呼地转身走开。校主任自觉没趣，悻悻离开。他这样做实在是身不由己。如果还想安心地做主任，还想在仕途上有进一步作为，那他就不能得罪乔局长，惹他的女儿乔丽不高兴更不应该。

晚自习之前的几分钟，大部分人因为即将到来的约束而尽情地喧哗打闹，教室里一片沸腾。朱彤靠在楼道的窗台旁，想起白瑞德与郝思嘉之间俏皮而真挚的对话忍俊不禁，眼神迷离，头颅微仰。如痴如醉的神情恰好被路过的乔丽看在眼里，一腔怨气终于碰到最适合的发泄出口。也太狂妄了，竟然敢在自家门口嘲笑我，看我不教训你——想到此，乔丽便像一头发怒的母狮，趾高气扬、面目狰狞地出现在了朱彤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掴了朱彤两个脆生生的耳光。

朱彤蒙了，捂着火辣辣的左脸莫名其妙，几秒后才想起自己根本不认识面前的悍妇，更没有得罪过她。朱彤再怎么软弱，也正值年轻气盛，愤怒像点着的焰火倏忽间蹿到了天灵盖；她火气再旺，也没丧失理智，没忘记自己占在理上，只要没有触及生命，她一定得保持原则和风度——她从来没有动过手。她强迫自己按捺住一触即发的怒火，摆出涵养十足的淑女神态，一字一顿地质问乔丽，你为什么打我？有话不会好好说吗？怎么这么没教养？

乔丽一怔，随着朱彤不断上前而机械后退，也许她意识到打了无辜之人，也许完全被朱彤的眼神震慑。当两个巴掌落下时，她想顶多你死我活干上一场，难道我还怕她不成。她做好了厮杀的充分准备，不料朱彤如此文明，那正义凛然的眼神犹如闪电划过，更像柔软的丝绸勒住了乔丽的脖子，叫她哑口无言，由嚣张渐至惊恐。

狭窄的楼道早被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朱彤的几个舍友在旁边道，朱彤，快上呀，扇她！你要是不打她，晚上就别回宿舍，别那么[屁] [从]蛋行不？快点！

朱彤没有接受室友们的撺掇，只和乔丽对峙着，双方因此暂时陷入僵局。

自习课铃声响起，大部分围观者不情愿地相继离去，乔丽的同伴拽住她就要回去。朱彤挡在她们的前面说，为什么打我？我不能平白无故挨你两个耳光！

干什么？打错了还不行吗？瞧你没完没了的劲！乔丽的同伴得了便宜卖乖。

朱彤越发执着，看来一定要给个说法，否则她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会儿挡在她们面前，一会儿紧跟其后，拐弯时，三个人恰好与迎面而来的人撞到了一起，抬头一看，却是校主任。

校主任面前，乔丽认定是因为朱彤轻蔑地嘲笑才不得已打了人。朱彤如实陈述，校主任对她所讲的沉醉在小说情节中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朱彤在编造理由，掩饰真相。朱彤急了，感到百口莫辩，毕竟没人能证明她当时的心理状态，最后她说，我不可能嘲笑她，我根本不知道篮球赛这回事。

笑话！前后十多天的全校性活动你竟然不知道，明显在撒谎，理屈词穷了吧，我给你一天时间来考虑，明天你到学生处找我。校主任交代完，伸了个懒腰叫她们先回去。

第二天晚自习，班主任黄老师带着朱彤来找校主任。黄老师放在校主任面前两张纸，校主任细看，一张医院检查证明还有一张买药的单据。

校主任气不打一处来，这什么意思？哪有这么娇贵，打一下就去拍片子！

黄老师不紧不慢地诉苦道，孩子感觉不好，不检查的话要真是打出什么毛病，学校也担待不起，对家长更没法交代，检查一下，大家都放心。

校主任太阳穴处的血管鼓凸着，好！好！动不动就要去医院，有本事自己花，拿走！说着，他把两张纸扔到办公桌的边缘。

我们的孩子受了委屈，一定得讨个说法，这钱就算我们自己花，也得给乔丽处分，不然我们不罢休！班主任说完这句话，领着朱彤出了办公室。他安慰她，你放心，会给你的，我不着急那钱，什么时候给你，你再还我。

朱彤本不想去医院的，因为除了脸有些疼外，倒没有其他不适。但班主任和同学们都让她去检查，不能便宜了乔丽。她不是有背景吗？家里有钱吗？那就让她破财，给她个教训。

同时，邻班的女生自愿到校主任面前做证，说朱彤被打时，她就在相邻的窗口，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其间，事件的相关人员又来回理论几次，终于在一周后达成了和解。

晚自习时，乔丽把朱彤叫到了外面，两人在斑驳的树影子里低头说话。乔丽跟那天简直判若两人，先是夸赞朱彤一番，这些优点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总结出来的，连朱彤自己都没意识到，可见不过是应付场面的假话。然后乔丽才正式道歉，接着便拿出五张百元大钞，递到朱彤眼前。朱彤发呆，不敢去接那钱。半晌才说，我不要！

乔丽道，拿着吧，只要你别再追究这件事，谁都不想毕业档案里有被处分的记录。

去医院检查的钱是班主任垫上的，这钱不管怎么说都得还，如果从家里要的话，母亲肯定要问缘由，那时就瞒不住了。朱彤只得低声道，只要三百多就够了。她的口吻倒像是自己理亏，不应该去医院似的。

乔丽却慷慨地把钱塞到朱彤手里道，都给你，剩下的你自己买点吃的，算是我道歉。

那个春夜并不热，朱彤的手心里却生出许多汗，像是盛夏的水缸壁，挂满了水珠。乔丽的态度让朱彤觉得自己像个乞丐，正在接受嗟来之食。这也许是养尊处优的「官二代」表达歉意的最大限度和惯用方式。她很想把钱摔在乔丽脸上，神气地说，老子不需要，老子就想让你受处分！当然，这只能是想象。

对方见她没反应，便道，我先回去了。说完，转身走了。剩下朱彤在原地发呆，她使劲攥着那五张钞票，仿佛听见了贫穷的血液在体内汹涌奔腾的声音。不过这点钱，便让自己身处困窘之境，丢失了骨气。她发誓以后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不为别的，只为有尊严地活着。

还了班主任垫下的钱后，朱彤用剩下的钱买了向往已久的CD机随身听。那年代还没有MP3，也没有存储卡。不上课时，尤其是夜里熄灯后，她都会塞上耳机，舍友们的高谈阔论再也不会强奸她的耳朵，只有音乐充盈着她的身心。那时候她最喜欢Beyond乐队的歌，一首《光辉岁月》不停循环，记不清听了多少遍，直到毕业时那张碟片被划坏。

2.

计划赶不上变化。

朱彤上一届的师姐师兄们毕业了尚且负责分配，到了这一届却需要自己找工作。其实只是因为本县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才管不了，其他县城照样分配。她这一届是本校历史上最后一届三年制师范生，从下一届开始便改成了五年制。同学中有的继续留在学校，打算再读两年；有的家里有些关系，找到了愿意收留的学校，但也只是代课；有的干脆去了水泥厂印刷厂服装厂，当工人当会计，似乎只有有活干有钱拿才是最紧要的。毕业两个多月后，大部分同学都找到了事情干，只剩下朱彤还窝在家里，对未来一派迷茫。

在家里待得久了，母亲见她就来气，不时唠叨，让她放下身段，别总想找清闲的对口的喜欢的，别整天在家吃饱了就看书听歌，也出去转悠转悠，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在找到正经工作之前还不是都在打零工，你一个中专生有什么拉不下来脸的？先找一个干着，骑着驴找马比走路找容易得多吧？她不想听母亲唠叨，便到邻近的两个县城里转了转，发现大部分招聘的都属于体力劳动，比如服务员导购和收银员，再不就是纸箱厂食品厂等生产企业招普通工人，根本没有她的用武之地。回家后不免又被母亲数落一番，她只好戴上耳机听歌。

是你的总会来，不属于你的再怎么努力也抢不到。正因为朱彤相信这个道理才显得气定神闲，根本看不出来她着急，就连她母亲都以为她自暴自弃了，懒得再说她。没过半个月，朱彤在县电视台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采编。虽说她对里面涉及的冶金、化工、建材等诸多行业都没有涉猎过，可到底是文字工作，于是她去应聘了。面试时写了一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没想到三天后便接到了负责人打来的电话，让她次日去上班。

工作一段时间后，她逐渐了解到，该公司总部在北京，之所以选在县城开设分部，是因为创业之初资金不足，县城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成本都要低得多。当然，要想找到好的人才也比较难，因此经营半年多后，老板从中选拔出表现较好的六个人，将他们带到北京发展，同时撤掉分部。由于朱彤文笔不错，且业务能力较强，属于被选中之列，她什么都没考虑，也没和谁商量，便决定去北京。即使在陌生的城市会碰到诸多想不到的困难，她也要去闯一闯。家乡和县城让她早已厌倦透了，这是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刚到北京时，她和同事们住在回龙观附近的一套跃层里，包括老板及其女友也在这里。楼上的房间住人，楼下的客厅则是办公区。起初每个月的工资不多，才一千出头。好在吃住都不花钱，但这点钱在北京也干不了什么，来了半年多，她才去过城里一次，还是元旦时公司组织聚餐，之后夜游王府井。这半年多，即使身处北京，她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不如意时倒会勾起几缕乡愁。但绝对不能回去，那一眼就能看到头的人生让她一想到便瘆得慌。

在老家，像她这么大的女孩子都开始谈婚论嫁，母亲也曾问过她怎么想的。她只说不着急，还没遇到合适的。母亲就没有再催她，她明白即使有了男朋友，也不可能马上结婚，她的工资虽然不高，却是家里唯一有收入的人。母亲早年开小卖部还能赚些零花钱，可随着镇里和邻村小型超市的兴起，她的生意愈发惨淡。而弟弟还有半年就要高考，成绩还不错，考上大学后的学费，母亲肯定拿不出来，这事就得落在自己头上。母亲断然不会让她摆脱家庭负担去结婚，怎么着也得等到弟弟大学毕业了，她才会彻底自由。再不然就是多赚钱，攒下弟弟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就有可能提前解放。归根结底，收入上去了才是关键。

弟弟后来考上了江南一座城市的二本，法律专业。母亲打电话通知朱彤这个消息时，她一点都不开心，这就意味着要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拿出去供他上学，同时还勾起了不堪的往事，为什么当年母亲就不让自己考大学呢，原来她早就算计好了，让朱彤早早毕业上班赚钱，为的就是让她给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赚学费。并非朱彤有小人之心，后来发生的事更加验证了这一推测。学费正好一万块，母亲手里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多，剩下的就开口朝朱彤要。朱彤是有的，但她偏说没有，她想让母亲也着着急，煎熬一下，等到快开学时，她再说自己借到了也不迟。可母亲没有等她，赶紧去想别的办法，要给她介绍对象。

起初，她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让她回家来相亲。母亲说得很严重，似乎她不回来的话就要和她断绝关系。她只好回了一趟家，走了个过场。这时，她才明白母亲的用意。那个对象其实算不上差，年纪和她不相上下，家里条件也好，住在县城，有房有车，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他的妈妈几年前死了，而他的爸爸中风后便瘫在床上。媒人说，你要嫁过去，也不用上班，这小子收入挺高的，足够养活你，你只要做做家务，照顾一下老人就好。很明显，这家人想娶的不是媳妇，而是个不花钱的长期保姆。朱彤便道，那不行，我弟上大学还得花钱呢。媒人道，这你甭担心，早商量好了，直到毕业，学费生活费，他们全包。朱彤这时恍然大悟，母亲是要她牺牲自己的青春，来换取弟弟的前程。为了弟弟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上学，不惜葬送她的人生。朱彤越想越觉得自己不是亲生的，她不由得一阵恶心，跑了出去，然后买了直接回北京的票。刚坐上火车，母亲的电话就打来了，质问她为什么要那样心狠，难道一点亲情都不念，眼看着她弟弟有学不能上吗？一开始，母亲的口吻仿佛凶神恶煞，话说得很难听。朱彤一直没答言，直到母亲说，那个老头子就算能熬也就三五年，为了你弟，还坚持不下来吗？她实在气不过才道，您愿意伺候您自己去吧，三五年后我怎么办？您就不为我想想吗？被戗了两句，母亲方渐渐软下去，到最后都有乞求的意思了。朱彤并未动容，她静静地听着，直至母亲的声音让她觉得心烦意乱心灰意冷，才淡淡地说，学费您就别操心了，我就是去做鸡，也会保证他读完大学。

朱彤当然没有去做鸡，她先给了弟弟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没到第二年，她所在的公司终于支持不住，老板也不想再做下去，便将公司卖给了同行业的老大，连同几个员工在内，一起并入了新的公司。公司卖了大概一百万左右，老板是个念旧情的人，几个一直跟着他的老员工，每人分到了三万块。这让朱彤感激不尽，简直帮了她的大忙，至少暂时不用为弟弟的学费发愁。另外，到了正规公司后，工资也比以前高了，只是压力也大了，每个月都有销售任务，如果完不成的话不仅扣工资，提成也会相应减少。好在她有些积累的客户，工作上也更加努力，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比以前要多，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八九点才回家，饿了就随便下楼吃点，或者点个外卖。有时因为太忙，午饭吃得也不准时，有一次外卖早就送来了，但硬是连吃饭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刚挂掉这个客户的电话，主管又来跟她要材料，好不容易整理完了，看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多，部门会议又要开始了，她早已饿过劲儿，只好把午饭当成了晚饭吃。幸好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饶是如此，她的肠胃偶尔也会出现状况，比如肠胃炎或是胃溃疡，好在年轻，吃上一些胃药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在新公司勤奋工作两年多后，加上之前的三万块积蓄，弟弟上学所需的费用，朱彤已然攒够了，甚至给他买个手机充些话费也不在话下。这几年基本工资的涨幅虽然不大，但随着业务的积累，提成一年比一年多，及至第三年时，朱彤的税后月薪已达七八千左右。然而，这几年的花销也渐渐多起来，各种东西都在不断涨价，钱愈发毛了。不提别的，单是房租，就差不多涨了一倍还多。换了公司后她开始租房，那时候一个小单间还没超过一千块，不过几年间，随便一间卧室就涨到了两千多，如果是精装修，则更高。她也想住得好点，自在点，可她更想攒钱，于是单独租房一直是梦想，从未付诸过实际。反正也就是晚上睡个觉，即使周末也不一定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家，还是合租算了，省下的钱足够吃饭穿衣和买些其他日用品。就这样，一直到弟弟毕业，她依然与别人合租。不过条件多少好了些，头两年还是不怎么隔音的隔断房，连窗户都没有，在家就得开着灯，现在好歹住进了一个次卧，晴天时就会有阳光照进来，被子枕头都能晒得暖烘烘的，夜里躺在上面会感到些微幸福。

— 未完 —

曼谷玛利亚

焦冲

新作限免

朱彤是一个底层女性，世事的艰难让敏感孤独的朱彤早早选择了屈服，上学时被同学欺负，走上社会挣钱也要帮助母亲养家，以至于对弟弟不保留的付出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认真工作被无缘无故裁员，也曾真心爱慕一人却发现爱的人爱的是另一个世界的「她」——朱童。

连些许足迹也未曾留存地生活

连一点一滴也未曾成就地消逝

因为我的存在而感到快乐的人

在哪里有呢？我想要知道他们

石头树木和水啊

微不足道的事物啊

陪我一起活下去吧

举起灯照见世间覆辙不断的悲哀吧

为着你我也为了所有的人们

生命的别名就是心

这样的别名是默默无闻的你

和默默无闻的我都能够拥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