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继增

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了支援中国抗战，保卫苏联政权，派出了一批优秀的谍报人员潜入中国，与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展开了一场殊死较量。德国女共产党员汉布尔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热爱中国，协助中共中央特科铲除叛徒，沟通抗日部队与共产国际的联络，搜集日、英、美等国的绝密情报资料，创造了一个“顶尖级国际女谍”的传奇。

在上海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1930年秋，在中苏边境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后来成为著名国际特工的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罗尔夫·汉布尔格。他们将从大连搭乘轮船前去上海。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1907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娘家姓库钦斯基，她结婚后改夫姓汉布尔格。其父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的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实质。母亲是英国籍画家。汉布尔格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是一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活动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等。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员。汉布尔格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她在柏林马克思主义工人图书馆工作，经销德国所有的左翼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同时参加当时德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的文艺活动。

未料她23岁时与中国有了机缘。

这年她丈夫应聘了英国人管辖的上海市政建设局工程师，汉布尔格便随夫来到上海。初来时，由于丈夫有个体面职业，便经常随丈夫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生日派对等。但没过多久，她就厌烦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上海对于我这样一个总是闲不住的人来说，是无聊的，除非从事职业性的工作。在家里无事可做，一切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干。享受无异于动物。”不久，她认识了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史沫特莱。经史沫特莱介绍，汉布尔格逐渐在上海滩有了较前完全不同的交际圈，这对她的革命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她认识了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我常常到鲁迅家里去拜访他，他同他那非常年轻的妻子和他们的小儿子生活在一起……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蓄着像高尔基那样的胡须。”鲁迅在日记里，曾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四次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 Hamburger）即汉布尔格。她曾经从德国搜集并帮助鲁迅出版了珂勒惠支版画，为鲁迅主编的《奔流》发表过介绍德国左翼文学的文章。

其次，结识了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汉布尔格了解到中国的现实状况，特别是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她还和宋庆龄建立了联系。汉布尔格曾到庐山避暑三个多星期，在从庐山写给家人的信中谈到过对宋庆龄的印象：“她在政治上进一步接近左翼。当时她已经认识到与苏联合作的意义。我也单独拜访过她。她是一个娇嫩而又妩媚的女人……有一次她送了我一件绸子做的衣裳，我穿了许多年。”

此外，对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佐尔格是毕业于柏林大学的博士，1914年应征加入德国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苏联，加入苏联共产党，并被苏军情报机关录用。后被派到中国和日本从事谍报工作，有“红色谍王”之称（1944年11月7日被日本法西斯杀害）。佐尔格在上海工作的3年时间里，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情报部，曾与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特科密切合作。当时在该情报组织（包括外国组和中国组）工作的谍报人员多达上百人。经莫斯科情报总部批准，汉布尔格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成员和助手，她在法租界霞飞路1464号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一个经常活动的秘密据点。他们把从各个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情报，特别是日军的动向和部署等情况加以分析整理，然后通过秘密的方式传递到莫斯科情报总部。

有一次，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遭特务追捕的中共地下党员隐藏在她家中，但她的丈夫罗尔夫反对这样做，说这对孩子和她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她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了。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动静。这位中国同志得到汉布尔格的精心照料和掩护，但她始终没有打听他的身份，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体现了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协助中央特科铲除叛徒

1931年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叛变。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并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潘汉年及时来到佐尔格情报小组的住处，通报顾顺章情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铲除王斌的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一筹莫展中，他们想到汉布尔格这位国际朋友，把铲除叛徒遇到的难题告诉了她。汉布尔格立即答应想办法，并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找到老板问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唯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马上最好，价格翻倍。”她说。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请洗片人员重新加印了橱窗内的几张照片。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那一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叫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行动。他们摸清王斌的日常行踪后，于4月2日中午将其击毙。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铲除叛徒干得干净利落，周恩来表扬了“红队”的果敢行动，还特意指出远东情报小组汉布尔格的特殊功劳。

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收拾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汉布尔格通过内部关系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辨认，周密细致地跟踪盯梢。

5月6日，李士英率组员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蹲守伏击。但是这次行动很不顺利，惊动了当地巡捕。虽然叛徒曹清澄最终被击毙，但行动组人员李士英、李泽才、刘国宝三人却被巡捕抓获。1932年5月31日，国民党警特机构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中央特科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这笔费用对于拮据的中共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在审理案件中起到了作用，由死刑改为缓期。后来李士英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逃离监狱（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

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后，汉布尔格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她说：“我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1932年底汉布尔格奉调离开了上海，去莫斯科接受特工训练。佐尔格在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推荐时，给她起了个好听的苏联名字——“索尼娅”。

为东北抗日部队传送密码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在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活动和出入。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军事情报学校。汉布尔格在此接受了射击、政治、爆破、化装、报务、跟踪反跟踪等秘密工作专业训练。 

一天，一位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沈阳）执行秘密工作任务。不久，汉布尔格又被召到局里，正式把她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他叫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  

1934年4月初，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达上海。丈夫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她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出版家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一些图书，并拿到了她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书店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它，汉布尔格就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活动了。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后，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门的指示，他们的任务，是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东北抗日联军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指示。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汉布尔格租下了这座小楼。这样，秘密情报站便建立起来了。 

深夜，奉天一座石楼里亮着微弱的灯光。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我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游击队的消息；在海参崴坐着一个苏联红军，他在接收这些消息。”汉布尔格回忆，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苏联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日本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及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杨靖宇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来，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于是，共产国际将这个送密码的任务交给了汉布尔格。按约定，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学来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的发报机电键。一试，发出嘀嘀哒哒的响声。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杨靖宇领导的抗日部队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这支抗日武装上，并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他叫王济之。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制造炸药必备的材料。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汉布尔格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她怕买多了引起怀疑，没敢多要。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晚年汉布尔格。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在丹东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10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实际上，日本人在追查上线时，已经盯上了汉布尔格，但一时误认为她是个“俄国妇女”。国际情报组织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撤往北平，在那里重建电台。遵照上级的指示，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拆散的发报机先来到北平，租住在了一个小四合院里。相对于奉天，在这里的工作显得比较平静。1935年10月，汉布尔格再次接到上级命令，离开北平，去莫斯科接受任务。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在中国前后工作了5年，她曾深情回忆：“ 我热爱中国人民，热爱他们的苦力、农民、儿童、母亲，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离开中国，我也是打心眼儿里感到沉痛。我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当1949年这个国家解放的时候，我把这一天视为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国际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是生平最大的喜悦之一。”

从功勋女谍到著名作家

离开中国后，汉布尔格受苏军情报局派遣，先后在波兰、瑞士、英国从事情报工作。

当时在沈阳工作时，她怀上了同事恩斯特的孩子，由于工作调动必须与恩斯特分手，恩斯特劝她流产，她却坚持认为多一个孩子多一层掩护。后来，她在波兰生下女儿雅尼娜，这时在上海降生的儿子米沙也已六岁。她的丈夫罗尔夫此时陪伴在她的身旁，掩护她的工作，直到1939年他们才在瑞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时汉布尔格的德国护照已经失效，有被瑞士当局遣送回德国的危险。遵照共产国际指示，她须与一位来自英国的同志伦·毕尔顿办理假结婚手续，以便转去英国工作。后来汉布尔格成了毕尔顿的真正妻子。

汉布尔格1941年初到达英国，在牛津乡下定居下来，并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莫斯科总部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流亡到英国的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作出了杰出贡献。

汉布尔格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作为一位德国共产党人和红色特工，汉布尔格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曾两次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红旗勋章。汉布尔格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

汉布尔格1950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干部审查，向党组织汇报近20年在国外的“主要经历”。但她不能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她在国外做的事情，当时尚属机密。不知底细的人总认为她有20年的“空白”没向组织交代清楚，甚至一有机会便设法刁难她。这个为战胜法西斯贡献了20年青春的女人，忍受不了这种刁难，1956年（49岁）干脆辞掉公职，以鲁特·维尔纳为笔名开始了写作生涯。

中国是她最初绽放青春的地方，那里的一切令她难以忘怀。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接着又出版了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等。这些作品在苏联及东欧各国产生了强烈影响。

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号召老革命家们撰写回忆录，向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她的一位老朋友，当时国家安全部对外宣传局长动员她把自己的经历如实写下来，去给他部下的年轻军官作报告。她便开始透露当年“核机密”有关情况。他看过这些材料，觉得很有价值，于是又劝她整理出来出版，作为国家安全部成立20周年（1970年）的献礼。书稿完成后，送交部长审查，不料从此杳无音讯，一压便是4年。汉布尔格几乎彻底失望了，她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机密，目前尚不便于公开。

◆汉布尔格的《索尼娅的报告》中文译为《谍海忆旧》。

后来她哥哥和党刊《统一》杂志的主编，为她打通了直接面见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的门路。总书记说前半部可以出版，但后半部由于涉及向苏联提供核机密问题，仍需要研究，并答应一周后告诉她结果。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专门为这部书稿召开了会议，其实主要是征求苏共中央的意见。后来昂纳克通知她，书可以出版，但要删掉那些机密部分。

即使这样，这本经删节的《索尼娅的报告》，1977年才在波恩出版。她说：“我把这部回忆录献给那些为创造现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基础，而快乐地生活过、战斗过并做出了牺牲的人们！”书中讲述了她在中国等地做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她不只是一位成功的著名作家，还是一位从九死一生中闯过来的女英雄。作者为此荣获国家文艺奖金。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也以《谍海忆旧》为书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远在德国躺在病榻上的汉布尔格拿着刚刚收到的书样，向前来探视的人们欣喜地展示，回顾她在中国的难忘岁月和结交的那些老朋友。

2006年柏林新生活出版社又重新推出《索尼娅的报告》，恢复了那些曾被删掉的内容，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该书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被拍成电影。不过，曾经的“索尼娅”没能看到自己这部书的最后出版。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国际功勋女谍，于2000年7月7日在柏林逝世，时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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