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深刻改变了中国，已成为加快实现普惠发展的重要动力，也为全球其它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对辩证矛盾体，两者的动态平衡，奠定了长治久安的基石。所以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同时写作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一边呼吁以看不见的手提升效率，一边强调必须以共情正视人类社会的公平发展。因此，普惠增长才成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换言之，只有摆脱少数人获利的特惠模式，让最广大的人民、每一个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增长才具有最大最深最广的意义。所以，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模式，可以更好更快更全面地实现普惠增长呢？

日前，全球性研究机构罗汉堂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布了《数字技术与普惠性增长》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回答：数字技术因其低门槛、广覆盖、深介入的特征，成为促进普惠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数字中国的建设，正可以为全球加快普惠增长提供一个鲜活的案例和卓越的方案。

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全民共享经济增长红利。中国的数字经济，主要包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是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融合发展，为经济发展助力新动能；而产业数字化则是运用数字成果，加快商贸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经济普惠性增长。

以对每个人来说都息息相关的零售商贸业为例，在电子商务普及之前，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其实是居住地址基本上决定了人民能享受到的商品及服务的质量、价格、数量等。但是过去十年，通过数字技术的不断普及，中国涌现了一批电子商务平台，使得一大波中小企业、偏远地区企业也充分加入到全国乃至全球的竞争市场，促成了中国成为全球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在2017年的零售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高达23％。

传统商贸业蝶变的背后，正是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比如移动支付，就是实现电子商务爆炸式增长的前提。中国互联网用户高达12.5亿，其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过移动支付和免费的个人转账业务。而移动支付又直接促进了金融科技的产生与壮大，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金融科技又为千万家创新创业企业和优质中小企业提供了无抵押小额贷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事实上，2016年，《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杭州峰会上正式通过，就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引领世界、示范全球的最佳证明。

其次，数字民生的构建极大加快了公共服务的普惠化程度。中国的数字民生同样主要由两个交互的部分组成，一是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二是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政府服务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为更科学更合理的民生政策提供支撑，而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则直接让每一个老百姓享受技术进步的便利。

比如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城市大脑”和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建设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警务、智慧市场监管等，搭建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可以做到即时修正城市运行缺陷，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让数据多跑路、市民少跑或不跑腿，减少了人力成本，提升了办事效率和便捷体验。这不正是一种全新的普惠治理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