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现代舞？就像看天上的云彩，云彩告诉我们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什么，舞者就像舞台上飘扬的云彩，他们聚散、漂浮，在优美身体里，我们感受春夏秋冬的不同情绪，感受天气的变化，感受世间世情的转化。”

曹诚渊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站在舞台上教大家欣赏现代舞。5月22日这天，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四季 - 跌宕》在深圳光明区文化馆演出，舞团创始人、艺术总监曹诚渊现身，为观众进行演前导赏，这场公益性的惠民演出吸引800多普通市民到场。

曹诚渊在深圳光明区文化馆

当天，曹诚渊和他的舞团刚结束武汉的交流，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深圳，过几天又要赴京为“北京舞蹈双周”开幕，像这样紧锣密鼓的舞蹈交流行程，以及每一场向大众普及现代舞的演讲，曹诚渊都已经驾轻就熟。演出结束，14个舞者收拾动身，又赶赴下一个行程，如云彩聚散，平常得差点让人忘了，今年是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City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简称CCDC）建团四十周年的生日。

除了黎海宁，CCDC这份四十周年庆生节目单上，还有乔杨、桑吉加、黄狄文、周书毅等重要编舞家的身影。虽然曹诚渊说，四十周年，他更想当作一个平凡的日子来过，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个华人现代舞最早的全职业舞团之一，在世界舞坛备受推崇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已经迈入第四十个年头。

相比教父，更愿意做“拓荒者”

回首历史，中国现代舞两位“教父”级人物，先后在上世纪70年代开基创业。1973年，林怀民在台湾创立了云门舞集，第一支属于华人自己的现代舞团诞生。1979年，从美国毕业的青年曹诚渊回到香港，创立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CCDC很快在内地推展“中国舞蹈发展计划”，为内地正在萌芽的现代舞团体提供支援，鼓励内地新晋舞蹈家进行探索性创作。纵观二位“教父”近半个世纪的舞坛耕耘，林怀民坐镇台湾，曹诚渊盘活香港和内地，后者的功绩更多是将现代舞的种子，散播到了更广阔的祖国腹地。

现代舞能改变一座城市吗？曹诚渊说能。如今CCDC每年演出六十多场，参与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而四十年前，舞团的首个作品，于香港艺术中心上演的《尺足》，观众却只有50人。

曹诚渊回忆，70年代末刚从美国毕业回来，彼时的香港真可以用“文化沙漠”来形容：“几乎没什么高端文艺活动，全城唯一盛事是香港小姐竞选。”可就在CCDC建团几年后，香港逐渐出现了“表演艺术发展局”、“香港舞蹈团”、“香港演艺学院”……各种文化艺术陆续生长。

在香港站稳脚跟后，上世纪80年代，曹诚渊一路北上，中国最早的三个现代舞团——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广东现代舞团、北京雷动天下，并由此衍生的三大艺术节——“香港城市舞蹈节”、“广东现代舞周”、“北京舞蹈双周”全部由他主导创立，更为中国现代舞著书立传，出版《中国历代现代编舞家及发展历史》。相比“中国现代舞之父”，曹诚渊更愿意自称为一个“拓荒者”，“北上拓荒”三十余年，他的名字已然是“中国现代舞”的同义词。

时常有人夸曹诚渊，他只是谦虚地回应：“不是我厉害，在我之前也有很多人想做，也许能力和才华比我强，只是因为香港的土壤还没到时候，我刚好赶上了，就可以开花结果。”

从事现代舞，对曹诚渊来说就像养花草，时间到了，给一点土壤就会开花结果；时间没到，给再多养分和阳光也没用。上世纪70年代末的香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广州，2000年左右的北京，都遇上了属于现代舞的时代。

——访谈——

曹诚渊

“今天的舞者跳不出30年前的味道”

南都：这份“四十周年”节目是怎么选出来的？

曹诚渊：香港城市当代舞团（CCDC）四十年，刚好今年也是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无论观众还是政府都很重视。现代舞这块，香港带着某种龙头作用，这么说也不为过，从这份节目单就可以反映出来。

首先，黎海宁的两部都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名作，这次不单在香港重演，而且7月份带去北京，10月份去台湾。桑吉加是我们的驻团编舞，他的新节目《Re-Mark》会在香港新场馆——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首演，作为开馆演出。副艺术总监黄狄文监制的《小龙三次方》，是一部向李小龙和香港文化致敬的作品，《almost55乔杨》是一支独舞，乔杨从1987年就开始在广东舞蹈学校现代舞大专班，当时是全国第一批正规学习现代舞的舞者，她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现代舞的icon，我觉得她身上代表了现代舞的某种坚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力量。

这几个节目既有过去四十年的经典，又有香港的未来——西九文化区的参与；既代表了舞团跟内地的连结，又有香港本土家庭观众、小朋友的参与，从方方面面区铺展开来。

南都：我在看《冬之旅》的时候特别感动的一点是，黎海宁在这么多年后依然坚持把过去的经典重新编排，变成全新的创作，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曹诚渊：不同时代的舞者身体，重演几十年前的节目，只能说载体一样，但是填进去的表演者是今天的身体、今天的气息，会有不同的感觉。现在的《天鹅湖》和50年前的版本，身体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南都：你认同舞者是舞蹈的材料这种说法吗？

曹诚渊：材料对有些编舞家来说，就只是材料，很不重要，对另外一些编舞家来说，就是像宝藏一样的重要，甚至成为一支舞蹈的核心，是最终极的东西。这要看不同编舞家的理解。我大概是后者。

南都：你的意思是，就像从纸张到塑料，从这一批舞者，到另一批舞者，材料更新迭代，舞者也是不断变化的材料，作品出来的质感就会改变？

曹诚渊：确实是，因为今天的舞者不可能跳回20、30年前的舞蹈的质感，不是说他们不够以前的舞者好，只不过不同时代里，人的身体、周围的环境、思想和文化背景影响了他们。比如，2000年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中国现代舞60年回顾”的节目，把1938年吴晓邦老师编排的《游击队员之歌》拿出来重演。我们把录像带拿出来看，但怎么努力跳都跳不出那个味道，即使动作一模一样，音乐一模一样，可是抗战时期身体的那种艰难前进的力量感，以我们今天的身体是模仿不出来的，今天舞者身体是柔顺、流畅和华丽的。所以，从录像带里舞者的动作，我们可以感知60年前的社会状态。材料变了，做出来的东西味道就不一样，至于味道好不好，我觉得现代舞没有好不好一说，只反映一个时代里人的精神状态和灵魂。

南都：多年后再看《冬之旅》，和几十年前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同？

曹诚渊：我很喜欢现在的版本。30年前《冬之旅》首演的时候我们还很年轻，也就30多岁，我跟黎海宁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怎么心态这么老成？” 黎海宁就笑。确实，她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今天再看，我是很感动的，感觉到她对生命的看法， 有了不同的体会，更深入的体会，整个作品的质感比30年前更像冬天。30年前，我惊叹于她编舞的才华，30年后，作为一个编舞家，她人生到了60多岁，在这个年华回顾一生中的经典，我更多的是感动。

现代舞团“以艺术家为本位”

南都：四十年前你刚从美国毕业回港，为什么选择了从事现代舞？

曹诚渊：刚回到香港，发现这里好闭塞，什么高档次的文化活动都没有，当时最重要的活动居然是香港小姐竞选，全城唯一盛事，我觉得好闷，要窒息的感觉。我说：“不行，既然没有，那我就要来做这个。”好在当时的香港有空间，家里也有一定经济基础，也支持我，不用想着怎样去赚大钱，所以选择从事现代舞并不是一件什么吃力的事，不用我卖房卖地去做。

南都：我在你写的一篇文章里读到，舞团创团之初有一个宗旨是要体现“香港当代文化，后来你们试图从这个命题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回归艺术家本位。

曹诚渊：刚建团的时候，说要建立香港当代文化，究竟什么叫香港当代文化，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那时的香港真的是一个“文化沙漠”，也正因为这样，谁也没有这种权威，没有人来给你盖章认证，说你就是香港文化代表了，一切皆有可能，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什么大词都是虚的，最终还是要问自己：为什么喜欢跳舞？现代舞艺术到底为什么存在？不要证明给别人看我们有多棒，代表了什么，其实没有必要，而且你以为代表了，总有人说你不行，最后还是做自己，支撑我们继续往前走的，始终都是我们个人在艺术上的追求而已，不是为了代表什么。

南都：所以CCDC在40年前，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创立的？

曹诚渊：对，这样的理念对我们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我到全国各地推动现代舞也是以这个理念。过去我们常常会被某种审美控制：你必须怎么跳，什么才叫美；而现在大家都会有一种感觉：我们不一定要什么都很美，我们内心柔软的、敏感的部分，也可以有一个渠道去抒发。

南都：四十年间，CCDC涌现了哪些艺术家？

曹诚渊：舞团是以编舞家为核心主导不同时期的，因为现代舞更强调思想性，不像芭蕾舞是以演员为主，看谁跳得更好，谁样子更漂亮，现代舞更多是用作品来说话，以编舞家为核心，从最早期的黎海宁，到后来第二代的梅卓燕，潘少辉，伍宇烈，杨春江，后来他们各自到不同的地方发展，第三代有刑亮，桑吉加，黄狄文、庞智筠，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艺术家涌现。

现代舞“性价比”高，送票让观众变懒

南都：你如何看待现代舞与城市的关系？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拥有一个职业现代舞团，依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曹诚渊：现代舞本身就是城市化的产物，在现代化的进程里催生出现代艺术，有城市才有现代舞。拥有一个职业现代舞团，不能说很重要，但它是一个指标，反映一个城市的成熟度。所以那时候广州特别骄傲，广州是全国唯一一个什么舞种都齐备的城市，当然，现在全国40个城市都可以这么骄傲了。离这里不远的深圳龙岗区大围屋艺术团，就是由政府支持设立的，现在好几个地方政府都愿意支持现代舞团，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南都：后来你又来到内地播种现代舞，从广州到北京，逐渐遍及全国，为什么做这些事，为什么不在香港就好了？

曹诚渊：我没有想过要去哪里做，现代舞对我来说就像水，它流向什么地方不是我主导的。很自然地，我在香港立足之后，刚好内地改革开放，需要发展现代艺术，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广州打算引进现代舞，和美国舞蹈节合作开设一个现代舞大专班，可是他们和美国那边不熟悉，知道我在美国读书，来问我要不要去，就这样来了广州。

后来，2002年北京申奥成功后，有个外国记者问：“我们来北京参观，到处都建设得挺好的，可是唯独在表演艺术方面，你们有什么现代艺术吗？”当时北京那边就回答说：“我们有一个北京现代舞团。”表明北京还是有现代艺术的，他们知道一个国际级别的大都会不能没有现代艺术。

南都：你觉得大家对“现代舞”的接受度在四十年间产生了什么变化？

曹诚渊：我在广东现代舞团那些年，每五年一个新的文化厅厅长上台后我就要重新去打交道，一开始他们会觉得，做传统艺术不是挺好的吗？你要多少钱都可以，一旦换成大家看不懂的现代舞就有疑问了，后来和他们沟通之后也都会理解。

现代舞的接受度从来都不会高的，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对现代舞接受度很高的，它永远都是小众，而大众的东西是娱乐，看的是点击率、收视率，票房，商业运作。现代舞就是很少人在做的事，可是它能代表城市文明的高度。我们衡量一个现代舞作品，不是看它有多少人喜欢，我们考虑的不是广度，而是高度，作品能够达到的艺术和思想的高度，就好像，我们衡量文明的发展永远只看金字塔最高的点。

现代舞看的不是票房，但是，现代舞的演出性价还是很高的。这次来深圳演出，14个舞者，没有什么道具和布景，拉着箱子打个车就来了，10个房间就把我们安顿好了，剩下就就几顿饭的事。如果演一个什么民族歌舞，都是大制作，演一场需要多少人手？真正买票的观众又有多少呢，都是政府在买单，送票为主。有些团为了参赛评奖，必须演够多少场，就拼命演、送票，免费票会让观众变懒，这对搞艺术的人来说挺不尊重的，反正免费的嘛，不懂的人就看个热闹，就这么简单，久而久之观众就不珍惜演出，到真正要你掏钱的时候， 就会衡量值不值得花钱来看。你相信有人会花1380块去看一个舞剧吗？一般老百姓不会。可是我们现代舞票价相对便宜，有时就是一顿饭的钱。

南都：你们在做的“天下驿站”计划，正在向更广泛的二、三线城市注入现代舞，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曹诚渊：“天下驿站”汇集全国40个城市的现代舞网络，每个城市以一个民营团体为代表，进行现代舞的创作、培训、演出及交流，以城市为“驿站”推进现代舞在中国的发展，使有志于舞蹈的艺术家们可以自由进入演出市场，“天下驿站”正代表了新一代中国现代舞的自由发展精神。

这40个城市有大有小，大的有北京上海，小的有河南平顶山、浙江丽水，山东临沂，安徽阜阳，不同线的城市，发展现代舞的面貌和速度不一样，今天在北京粗略算起来有20个现代舞团，但是北京在1992年才开始引进现代舞，可见二十几年变化速度之快。现代舞的变化也反映城市的变化。

“传统一旦风格化就很虚假”

南都：现代舞存在“风格”一说吗？

曹诚渊：对于现代舞来说，“风格”是你退休了不再编舞了，回过头去总结的时候才说的词，可是现在很多人还没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就已经开始说风格，把自己关进笼子里了。什么“中国风格”，“东方风格”，什么“传统和现代结合”，连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都还没有搞清楚。对我来说，传统不是一种外在的符号，而是深刻在内心的感觉，非常深刻烙印在中国人身上。有时候我们只是被表面上的东西迷惑，以为我们丢了传统，其实，每年春节的时候，中国每一个人都要回家过年，还有什么比这更厉害的传统吗？

南都：那在现代舞创作上，和传统舞蹈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现代舞是衔接传统往前进，还是另起一篇呢？

曹诚渊：现代艺术一定是建筑在传统之上，因为现代无论是继承、发展、割裂、抗拒还是批判传统，其实都是在和传统对话，不同形式的对话而已。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跳出来的舞肯定有传统在后面支撑你，只是有时候你看不见，甚至没有感知。

1999年，我们团被邀请去以色列演出，当时我们挺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去以色利，知道以色利的观众很挑剔，那次我们带了三个舞，一个黎海宁、一个梅卓燕，一个是我的。同一个艺术节里，法国、德国非常棒的舞团都在，一开始很担心我们的演员身材不够他们好，不够他们帅。结果我们一演完，观众反应异常热烈，好像比起法国、德国的节目，还更喜欢我们的，那个艺术节的总监跑来后台找我说：“太好看了，你们明年可以再来演吗？”我很疑惑，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说：“你们太棒了，你们太有亚洲特色了。”我说：“你是很少看中国的现代舞吗？我们在香港从来没人说我们有亚洲特色，我们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呀。”那个总监说：“你们每个舞的结尾，都是安安静静的，似完未完，很有余味，非常吸引我们，很有你们中国人的味道！”后来我想，的确，这三个节目都是这样结尾的，但我们创作的时候完全没想过，只是觉得这样结尾比较舒服。再一想，可能中国文人画里的留白，古琴里的余韵，这些东西其实都不知不觉塑造了我们的审美，只是我们没有察觉。

从那一次我知道，传统不是刻意做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的行为，一旦弄成符号、风格、特色，就变成商业，很虚假。自从以色列那次之后，我不再害怕了，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怎么做都是中国的东西，只要用心说自己的话，作品自然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里面。什么“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我甚至不用怎么去考虑它，我唯一担心的是自己“现代化”得还不够，往前迈得还不够，因为我知道我每一步走出去，我身后的传统不会离开我，不会因为我往前迈多两步就变成外国人。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是自由的，只要我们做出一个全世界没见过的东西，那就是中国的。只有文化弱势时候才会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所谓“东方特色”就是把自己圈起来。这个观点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还觉得传统文化就是“四书五经”、“孔子曰”。

南都：这让我想起你曾经说过，现代舞代表着中国式文艺复兴，现代舞鼓励人们自由表达身体，是否在过去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了现代舞的基因？

曹诚渊：没错，现代舞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环。

南都：那么，你怎么看待未来中国和西方的舞蹈对话？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全球文化导向在往亚洲这边走？

曹诚渊：我们在欣赏作品的时候，时常简单划分“中国风格是传统的，西方风格就是现代的”，可我说不是，五年之后，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中国风格是现代的，西方风格是传统的”，在文化领域，五年之后西方会东方化。中国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变化速度，在引领整个世界往前走的。有一次我在苏州讲学，讲完我要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在月台等车的时候，有一架高速列车要经过不停站，300多的时速从我面前飞过，当时我整个毛骨都炸起来，想象一下，整个中国都在以这样速度前进。

“现代舞像水，走到哪儿流到哪儿”

南都：目前来看，广州和北京仍然引领着内地现代舞的发展，因为有广东现代舞团和北京雷动天下两个舞团，你多年来往返北京和广州之间，感受到南北两地现代舞发展有何差异？

曹诚渊：我觉得广东是很灵活的，它没有太多的包袱，因此产生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气象，更容易接受一些新颖的、抽象的东西，北方观众会比较关心主题：“这个舞你要怎么感动我？”他们需要被感动。广东的现代舞观众会容易被新颖的形式所吸引，北方观众容易被浓厚的情绪表现吸引。

我们过去有一个节目是两个舞团的并台，前一个舞是很抽象，很实验性的，另一个是很“走心”的，从广州演到北京，在两地的演后谈上，广州观众很关注第一个节目，问说：“你为什么走那个圆，那个圆对你有什么意义？”听到这些问题我觉得，哇，这些观众很抽象哦。到了北京，大家对第一个节目好像视而不见，都在问第二个节目，观众说：“我看得哭了，那个舞者之间的感情到底是怎样的？”当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都挺好。

南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之下，你对现代舞将来在粤港之间的交流发展有何期待，会让你看到怎样的可能性？

曹诚渊：今天我来深圳做交流，每一次来都能看见发生的变化，好像今天早上我讲的这堂课，会在他们的思想里发酵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了这个“大湾区”的规划，能给我们文化界，尤其现代舞有更多的交流渠道，就自然会出现一些东西，影响一些人，具体是什么，我期待着看。

从市场来说，大湾区布局有利于香港艺术家打开市场，尤其是话剧，因为受到语言的限制，在大湾区粤语为主的地区会有更大的演出市场。可是对现代舞来说，它的辐射范围要比话剧大得多，我们的眼界是整个中国，现在我们舞团里14个演员，有6个是内地来的，将来，香港和内地这条文化交流的界线会越来越不存在。未来，我们可能有更多机会来湾区城市演出，也期待内地的现代舞在不久的将来，也多来香港演出，让香港的舞蹈界也了解内地现代舞的发展和进步。

南都：四十岁是一个时间节点，之后舞团会有什么计划吗？

曹诚渊：现代舞就像水，现代舞团也像水。CCDC只是代表一些不同的艺术家而已，舞团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家：曹诚渊、黎海宁、梅卓燕……CCDC是由一群这样的人组成的，舞团只是提供一片稳定的土壤，让艺术家成长，有什么艺术家，它的样子就怎么样，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我们没有计划的原因是，计划永远赶不上的时代变化。有人问我，为什么北京、广州都有，却不去上海做？我说，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没人叫我去啊。很多事情都是机缘，恰好有人，那片土壤就会开出一枝花，有时候你拼命计划、开垦，没有养分阳光和水也没用。

南都：个人的计划呢？

曹诚渊：享受生活呗，我觉得现在我挺开心，因为四处去教课，每天六个小时的工作坊，以前我一个人就可以，现在不行了，会累的，我就带一个年轻舞者一块儿去，教课过程中也培养一个年轻舞者，可以看见一代代人冒出来。我觉得没什么压力，到哪里都是一片乐土，每去一个地方就用自己的经验开解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意见。

南都：就像一场很大的即兴，流到哪儿走到哪儿。

曹诚渊：对啊，即兴就是没有彩排，但当我们要真的演出的时候，即兴反而是最困难的，因为即兴意味着你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能掌握着，才能有好的即兴。即兴的第一分钟很棒，到第二分钟就可能自我重复了，真正要掌握即兴，需要身体的彻底解放，真正掌握尽可能多的丰富的内容，我希望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有充分准备的一次即兴。

——评论——

《现代舞如何“以人为本”？

——观云门舞集与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

作者：罗力（艺评人，“呗壳剧场”执行主编）

七十年代，对于华人现代舞艺术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时期，其间，曹诚渊在香港创办城市当代舞蹈团，林怀民在台湾创办云门舞集，也是从那时起，华人社会才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职业现代舞团，现代舞艺术在接下来数十年间的推广，也因此具备了重要的原动力。

2019年，这两家在华人现代舞艺术版图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舞团，各自迎来了办团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篇章，除城市当代舞蹈团创团四十周年的里程碑式节点外，还有云门舞集即将于今年年底进行的艺术总监换任。届时，现任云门2总监郑宗龙将接替林怀民的岗位，成为云门舞集历史上的第二位掌门人。在这个意义特殊的年份里，除了回顾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云门舞集的掌门换任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通过联系和对比，获得新的启发。

1973年，林怀民从美国密苏里留学归来。这个新闻学专业毕业，小说作家出身，仅仅参加过数个舞蹈工作坊训练的现代舞爱好者，本着“自己人跳舞给自己人看”的初衷，创办了云门舞集，并一直担任艺术总监。

《水月》

林怀民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七十至九十年代，具有强烈叙事色彩的舞蹈创作，以《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为代表；二，是九十年代后，叙事的成分被削弱，风格转向更为抽象的“内观审美”，这个阶段的创作以当下观众更为熟知的《流浪者之歌》《行草三部曲》《水月》等为代表。

从一开始，林怀民就以“本土文化”作为创作的接入口，从文学、戏曲、民间艺术中吸取舞蹈形象，然而，其偏重叙事的创作笔法却成为了在艺术层面更进一步的阻碍。如林怀民所说：“文字伤舞”，具有明确意义的文字与故事角色成为了他拓展自身舞蹈内涵的束缚。终于，在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洗去对文字的牵挂，并在舞者训练中引入书法、武术等重塑舞者身体的训练后，“文化符号”便从外壳成为了内核，林怀民和他的云门舞集仿佛获得了解放，他们不再需要把自己塞入某个既定的角色中，而是在舞台上做自己就好。

在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发展历程中，亦有过此种“放下包袱”、“由外而内”的转变。据曹诚渊记述，在创团的最初几年间，香港社会浮躁之气盛行，舞蹈团的艺术家们也不例外，皆急于用舞蹈创作来证明自己的文化身份。1985年，在舞团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时任艺术总监黎海宁提出需要放下“香港特色”、“中国特色”的思想包袱，回归“以人为本”的概念，现代舞创作应从艺术家个人出发，而非被所谓的“地域文化身份”绊住双脚，应放下预设的前提，放开去做。

此举不但令香港现代舞创作获得了宝贵的从容与自信，使得新一代人才在更宽松的环境下涌现和成长，更成为曹诚渊在前往广州和北京教学授课、推动现代舞团体建设的路上，向内地同仁介绍的宝贵经验。

“以人为本”即“以艺术家个人为本”，如果我们将林怀民带领云门舞集从“外在叙事”到“内观审美”的转变视作一次扎实且讲究的过渡，那么艺术总监继任者郑宗龙，则能够让我们看到“以人为本”这四个字在台湾的最佳呼应。

《一个蓝色的地方》

历数郑宗龙的往期重要创作，《在路上》的编创灵感来自他在旅行过程中的所思所得，《一个蓝色的地方》构思自他在纽约进修期间望见的一次美丽破晓风景，《来》的舞步源于儿时在万华街头的庙会回忆，《十三声》取材自母亲曾和他讲过的一个人物传说，新近创作的《毛月亮》，则是他被月晕景色的高冷气息吸引所得。

相比林怀民的创作选题，郑宗龙的视角和创作出发点，都明显地体现着更多关乎个体目光甚至私人回忆的元素。在他的编舞作品里，我们能轻易观察到其在身体动作上对林怀民美学的扎实继承，在此基础之上，郑宗龙以贴近真实生活的取材和潇洒写意的笔法使得他从林怀民处继承而来的美感获得了更进一步的价值提升，实现了如同从云端落地，再猛蹬起飞的惊艳效果。

实际上，当我们注视郑宗龙的创作，我们更能够深深感受到编舞家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本地文化”气质：庙会上巡游民众的神舞鬼步，夜市般迷幻斑斓的荧光色彩，祭典仪式中萦绕不散的神秘乐声，都被化用入了作品之中。艺术活动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当下的文化语境以及烙在意识深处的文化记忆，艺术家本身便是文化特征的最佳携带者。

也如曹诚渊所说，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做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好让外界方便地捕捉其中的文化身份和艺术特色。重要的是，艺术家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受一方文化滋养而生的人，无论做出什么创作来，都会自动地带有其当下所处文化语境的特征，其中的与众不同之处，外人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体现香港当代文化，推动现代舞蹈发展”，细看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宗旨，感觉很妙。其中，他们使用了“体现”二字来描述舞团与香港当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而非常见的“建设”、“创造”等字眼。做文化的“体现者”而非“建设者”，此处细节恰恰进一步阐明了舞团“以人为本”的态度，也体现着其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从容、自信的一面。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四字也可以在受众层面继续延伸。与城市当代舞蹈团一样，云门舞集同样将“推广”的工作与“创作”相并列，成为舞团当今最重要的两大任务之一。没有人群，则不存在“推广”，云门舞集二十多年来每年举办的大型户外演出，每场都吸引着数万名观众到场观赏，现场秩序井然，时至今日已成为一张实实在在的宝岛文化名片。城市当代舞蹈团则带着他们的作品，到访国内大大小小城市四十余座，其中不少地方更是从未切实拥有过“现代舞”这种东西。面对对现代舞尚无认知的大众，曹诚渊十分清楚其推广的难度，但仍坚信喜爱的人自然会喜爱。不辞辛劳跑遍南北，依然是基于对“人”的信心与信任。

正如上文所言，“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无论在现代舞的创作层面还是推广层面，都是艺术家或艺术团体从容、自信的体现。着眼于“人”本身并不是一种退守的策略，放下包袱，回归个体的体悟与思考，反而能给予艺术作品拥抱更广阔人群的生机。在香港和内地耕耘四十载的城市当代舞蹈团，以及即将换届迎来新时期的云门舞集，都在这条道路上踏实地前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