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新时代的传统文化技艺发展的重新定位
文：高天晨
6月8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文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流传的技艺及节日礼仪，由人与人来代代相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应的就是传承的概念，以人传人的技艺，是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的动人足迹。这直接体现了“源远流长”的含义，中国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不同时代中彰显了不同的价值。
作为新时代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我认为需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继承这些文化遗产的形式，让后人得以见到一脉相承的技艺形态。较为真实的传承传统技艺的形态，对当下和未来都有意义，不同人和不同时代会从中汲取不同的养分，发挥不同的价值。
任何文化都有两种类型：经验性与超验性。经验性是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的文化形式，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这种文化的价值也就变了，甚至有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价值了，只是对过去的一种观赏。而超验性则是不受时代和环境等经验的影响，在未来还具有重新发掘的价值潜能。
所以，除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形式，面对超验性的文化，则是要发挥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即需要讨论新时代文化遗产的定位，让具有超验价值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具有新的价值和内涵。
时代不同了，审美也在嬗变，文化遗产的发展更需要在当代价值的框架下重新讨论。以书法为例，古代书法大多都是文人书信记录，政令书写，形式基本都是碑，信，文，稿件。其审美价值是自然产生的“信手即真”。
还有相当量的书法作品的美学价值是后人赋予的，那些书法作品在当时甚至根本不是有意识的艺术创作。比如李斯的小篆碑刻，金文甲骨，只是为了实用性，顶多有一定装饰意味。书法是在汉代才真正有了主动的艺术创作意识。
故而，古人的书法是以实用为先，其次是文人在书写中玩味笔墨美学乃至体会其性情，这里有一个前提，是古人没有除却书法之外的文字输出方式，在古人的生活中，书法等同于汉字书写，故而因为实用，古人也有大量的书写实践前提。
而我们现在，汉字书写的实用性和书法完全是两个概念。当今写书法，在实用性上微乎其微，我们没有古人的大量的毛笔书法的实践基础，也没有农耕文明的那种时间分配节奏。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继承古人流传的技法，另一方面我们和古人的审美环境不同，需要建立新的书法审美需求。
故而今人习书法，应在充裕资料为前提下，更加注重审美的培养和更加有效率的方法，以此作为书法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方向。而审美如何继承古人而有新意，才是最关键需要探讨的，当今书法审美还属于割裂期，一部分人恪守传统形式，另一部分则随意创新，出现“江湖书法”的模式。
在书法新时代的定位方面，笔者写了四篇文章来讨论。
审美定位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古人的思维方式，不了解思维方式则无法理解感知层面的审美选择。古人的具有超验性的思维方式，不应仅仅是通过理论进行探讨，而是应该从技艺的传承入手，在其中增加体认的感知经验，进而借鉴理论，总结理性感性的认知，获取古人的智慧传承。
而在很多文化遗产的传承上，内在思维方式和审美还处在磨合阶段，比如民族乐器，除了一些传承有序的乐器之外，很多乐器其实是后来复原的，复原形式进而复原技法这个非常了不起，但是审美和思维的复原似乎更应该被重视。
以传统乐器洞箫为例，洞箫这一民族传统乐器，基本没有古曲流传下来，我们见到的所谓“洞箫古曲”大多是古琴曲移植而来。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洞箫类只有两个，一个是西安高陵县的高陵洞箫，还有在吉林一代流传的朝鲜箫，这两种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见的洞箫种类。
这两种箫的文化类型，是真正属于“北派洞箫”的范畴，一个是西北一个在东北。
而我们平时所说的南箫，是福建泉州一带的箫，而其他的箫也都是江浙一带，有人把紫竹箫对比南箫而叫做“北箫”是错误的，因为紫竹箫的源头是江南丝竹所用，其实还是“南箫”，只是紫竹洞箫是在江南，而所谓“南箫”是闽南。
真正的北派洞箫，就是陕西西安的高陵洞箫和吉林延边一带的朝鲜箫，这两个都是在技艺上有独特风格，且传承有序，故而能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议题。
而我们大部分所看到和吹奏的洞箫，其实都是建国后慢慢恢复起来的，目前的审美状态还属于多元探讨性，其文化性和审美性还有待梳理，而现在所吹奏洞箫的风格技法，大多都是追溯到中国音乐学院的张维良教授。
张维良教授对洞箫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今的箫演奏家和爱好者很多都是沿着张维良教授的贡献进步的，从吹箫技法上来说还都是张维良教授一脉的。而未来洞箫文化的发展，梳理审美和文化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洞箫不应该仅仅是当做一个器乐演奏，而更应该在文化和审美上对其进行新的定位和反思，比如可以养生修身等方向发展，而且洞箫也可以在文化形象上多多讨论，笔者曾经写过三篇关于洞箫新时代文化定位的文章。
传统文化的技艺形式，应表演形式上找到新时代自己独立的审美风格，既继承传统审美又能在当代审美中有自己的精准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