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声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乐亭故乡人网站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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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我在城关工委所属一所小学工作，那年9月，我被公社党委抽调参加县“四清”工作团。接受培训后，我随大队人马进驻滦县，分配到岳庄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与海军某医院赵军医一起负责第三生产队的“四清”工作。

当运动进入阶级复议阶段时，我们三队遇到65岁的富农分子李林的成分问题。那是在一次座谈会上，该队“贫协”小组长反映了李林土改前的情况：土改前，李林一家几口只有半亩土地和一头瘦驴，无其它收入，生活水平很低。但此人却以贫为耻，总想显“富”，于是隔三岔五便在天亮之前将鼓鼓囊囊的两个大麻袋放在驴背，在街上边走边停，口中不停地吆喝，伴以鞭子的脆响。有早起去井台担水者问他：“这是上哪儿去呀？”他便挺胸答道：“到集上卖粮去。”只有在这时，他才和瘦驴一起走出村子。开始时虽误导了一些人，但多数人不相信他的话；但因事不关己，也就无人较真，更无人捅破这张窗户纸。就这样，李林以一种特殊的形象和心态，扮演了一个十分滑稽的“富人”，而全村则人人心知肚明，尤其是有人曾悄悄趁其不备探取麻袋内物，结果发现全是高粱糠，从此人人见到他都会偷偷发笑。未料，土改时李林被划为“富农”成分，依据是：他成年累月有余粮去卖，他不富谁富？当然，这种结果与李林素来少与人交往的古怪性格有关，更与当时土改负责人对土改政策理解肤浅有关。奇怪的是：李林本人却对富农成分未提出任何异议。

后来，全国大张旗鼓搞阶级斗争，李林尝到了“富农分子”这顶帽子的滋味，但那时已是不许乱说乱动的年代了，只能暗自叫苦，哑吧吃了黄连。“四清”运动中阶级复议，“贫协”小组长提出此事，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大队工作队为此专门开会研究，但大家对这种事情都显得十分谨慎，多数工作队员明确表态：“为了维护土改成果，不伤害贫下中农的感情，这件事就不要自找麻烦了。”事情不了了之。会后，我与赵军医议论此事，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弄出一个真实的结果来，李林身在我们负责的生产队，更是责无旁贷。随即我俩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开始了广泛深入群众、认真调查研究的历程。

我俩在三队逐门逐户调查了解李林家土改前的生活状况。开始的时候，不同成分的人都存在一部分不理解的现象，更多的则是不愿或不敢说真话。我们耐心宣传和讲解党的政策，特别是“四清”运动关于阶级复议的政策，着重强调：“复议”，就是对已做决定的事做再一次的讨论，该纠正或调整的一概依实而定，因为我们党一惯是有错必纠，最讲认真。在这次运动中，凡既定成分存在问题甚至错误的，不但可以由低调高，同样可以由高调低，该怎么调就怎么调，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由于我们深入群众，扎实工作，苦口婆心，锲而不舍，终于打消了大部分人的思想顾虑，社员们陆续写出20多份证明材料，接近了三队总户数的三分之二，能够代表社员大多数。这些材料一致证明：李林土改前应是纯粹的贫农无疑。

于是，工作队再次召开有关会议时，我和赵军医发言，就此事明确表明观点：把李林的成分复议为贫农，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我们拿出那些证明材料在每位工作队员手中传阅。于是一致形成决议——将第三生产队李林的富农成分复议为贫农，工作队指导员和队长决定：马上由材料员写好文字材料，立即送公社工作队分团待批。

复议结果很快批复下来：同意我们大队工作队的意见。指导员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宣布：“根据我们调查了解，将三队李林的成分由富农改为贫农，上级已经批复下来，同意我们上报的意见！”李林和他的老伴顿时呆若木鸡，进而热泪盈眶，接着泣不成声。他俩从会议的角落踉跄着奔向会场中间的工作队，从指导员开始，一个一个握了每个人的手，连连鞠躬，连连道谢：“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救了我们全家呀！”会场上响起一阵掌声。

这桩往事放到现在讲好象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在当时却非同小可。那时我们必须在“吃透‘上头’”的基础上“吃透‘下头’”；而这“吃透‘下头’”就必须联系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李林下调成分的事，在全大队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种成分的社员（也包括“四类分子”）都很佩服工作队，人人心服口服，心悦诚服，更重要的是，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了。这件事是我和赵军医排除杂音据理力争而做成的，每每回忆起来，就觉得自己为精准落实党的政策做了一件虽不容易、却很必要的大事，也是对宁“左”勿右思潮的一个公开的挑战。

（作者张金声，原乐亭一中教师，江汉油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