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声

来源：乐亭文化研究会《读乐亭》杂志/乐亭故乡人网站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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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那是“文革”搞得最热闹的时候。当时我仍在原来那所小学工作，凭着工作态度、教学成绩，特别是品德、人缘，在全公社四所学校教师中具有较高的威信，当时我被选为公社教师大联合委员会主任。其实所谓大联合，那也是无本之木，因为我们四所学校的教师根本就没有“分裂”过，不存在什么不同的派别，学校一直相对平静，顶多有几个幼稚的学生对本校一两个地富出身的教师起起哄而已。所以教师大联合委员会只是个随潮流而生的机构，不过选举负责人时，大家的认真态度还是相当严肃的，实际上它成了全公社教师（当时叫革命教师）的一个象征大团结的总指挥部。

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是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不久，一位主要领导来校找到我，交待一项政治任务：我校少先队那位40多岁的辅导员老师在一期“六一”专刊报头上画了一个电火花图案，被几个革命小将识破，认为这是妄图炸毁我们的党。公社革命委员会认为这纯属现行反革命行为。故此要求我以公社大联合委员会的名义，立即组织全公社革命教师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批斗。

关于报头事件，确实有几个高年级学生揭发过，当时那位老师向革命小将作出的回答光明磊落且合乎情理：“我画的那个符号本意是象征星星火矩，因水平所限表达的形象可能不够确切，但决无其他任何不良的动机，更不会用这种方法去影射或进行反党。”经过反复耐心的解释和说明，一个星期后学生终于接受了，此事便自然平息。现在公社专门来人兴师问罪，而且先定性后批斗，暴露了明显的荒谬。

我对来人先搪塞一下，表示找两位副主任研究。我们通过讨论，认为此“案”根本不能成立：一是已经解决，二是不可先定性。最后决定由我出面找到那人，坦述了我们的观点：这件事当事人早已对革命小将说清楚了，并得到了认可，原来的疑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没有必要再次提起，根据毛主席教导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最高指示，我们大联合委员会认为不能接受这个并不存在的任务；同时，顺便阐明了我们的观点：退一步讲即使应该搞也要弄出结果才能定性。来人无法反驳，只有不了了之。

未料，次日他突然亲自召开公社教师大会，号召揭批那位辅导员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所有教师都没有思想准备，其他学校的教师也不知道我校曾经出现过这件事，摸不到头脑，于是会上纷纷把目光投向坐在他们中间的我。我年轻气盛，当场站起，当众陈述一贯不变的观点，指出重提已经解决了的事，本身就不合道理，况且又先定性后揭批，尤其不合逻辑。我还朗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会议无果而终。从此此“案”再未提起。

毛主席去世不久，形势稍稍舒缓一点，当时各单位的领导班子已基本定型。不少老师见了我都说：“你当初要是处处顺着，公社总校长的位子肯定是你的了！”其实根据我当时的威信，也不是没有预感到会有升官的结果，但我更懂得：昧了良心当上的官，在当官以后会继续按照惯性去做昧良心的事，那岂不毁了金声的今生。因此，我选择了不顺从，选择了“反潮流”。

（作者张金声，原乐亭一中教师，江汉油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