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31日，“第三届中外经济思想史前沿”暑期讲习班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办。讲习班由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主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承办及支持。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及中国经济史学会提供相关学术支持。

　　本次讲习班邀请了李超民（上海财经大学）、龙登高（清华大学）、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邹进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侯旭东（清华大学）、游彪（北京师范大学）、常旭（中国社会科学院）、张亚光（北京大学）、周建波（北京大学）、鲍曙明（密歇根大学）、李伯重（北京大学）、谢重光（福建师范大学）（按讲习班讲课日程顺序排列）在内的经济思想史及经济史学领域的一流学者，与来自北京大学校内外师生学员、政府行政官员，企业界及其他社会人士一起，共同研讨了中外经济思想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讲习班学员主要来自全国各高校申请者中选拔产生的青年教师和优秀研究生，也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西安工程大学、湖北大学、深圳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多个高校的教授们。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

　　开班仪式在周建波教授主持下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教授致辞。他回顾了经济学院“以史论见长”的优良学术传统，虽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近些年学科受众较少，但学院一向努力支持巩固经济学院史学研究重镇的地位，强调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巨大潜力。同时，董志勇强调，大家要明确自身学习的意义，不要急功近利，要着眼长远，并预祝讲习班圆满成功。

　　李超民：“常平仓”与现代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副院长李超民教授演讲的主题有两个：一是“近代以来东学西渐问题的探讨”，二是“中国经济思想的现代性问题：‘常平仓’与现代性”。就东方的经济思想而言，自古就有“富国之学”和“治生之学”，如陈焕章编著的《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就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早期出现的经济思想和国家治理理论。而东方之学通过西方传教士、郑和下西洋等方式向西方传播。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魁奈认为，中国漫长历史具有超稳定结构，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具有系统完整的制度。东方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孔子的经济思想，对重农学派的诸多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李超民的另一个演讲主题探讨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现代的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就有人提出过“常平仓”、“均输论”等治生思想。“常平仓”思想的现代化出现于北宋青苗法，以农业信贷的形式体现。李超民以美国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思想为例，与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对比，体现出“常平仓”思想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传统的“常平仓”制度功能单一，在现代社会中已具有较大改进和补充。

　　龙登高：从洋为中用到全球竞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龙登高教授作了主题为“从洋为中用到全球竞争——百年水运建设业的中西交流”的精彩报告。晚清与民国，现代企业与产业都是在西方冲击与中国应对的大势之下艰难起步与成长。除了中国本土因素之外，主要通过向西方学习与交流，以五种形式和途径开始建立和发展。即使在近代中国这样动荡与屈辱的时代，仍然可以模仿、交流或与洋人合作实现创新，水运建设业中的海河工程局、浚浦局就是典型的案例。但这一阶段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总体落后的。战后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普遍闭关自守，中国仍然相对滞后。水运建设业中的百年企业走过了艰辛的岁月，走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试错，改革开放后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艰难探索，再次从技术、装备、公司治理等各方面向西方学习，终于在新世纪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学习到超越，都只有在开放与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

　　贾根良：经济思想与国家命运

　　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贾根良教授作了“经济思想与国家命运：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传播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的报告。在报告中，贾根良通过史料证据的对比，说明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其领导集团集体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而对其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改革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少有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更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近代化的重大意义，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国家近代化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首要因素。贾根良分析了这一案例研究对当代中国的警示意义，指出了它对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学科建设的价值。

　　邹进文：中国近代经济学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邹进文教授主讲的主题是“美国早期汉学与中国近代经济学研究”，探讨了中国在国外留学生的经济思想，也讨论了国外汉学家的影响。邹进文指出，汉学（sinology）起源于17世纪，早期汉学家主要通过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在欧美国家，曾诞生一批重要的汉学家，如夏德、柔克义等。这些汉学家不仅对中国问题研究深刻，更是通过指导中国在欧美的留学生对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经济思想理论产生重要影响。邹进文研究方向独辟蹊径，研究角度令人耳目一新，从留学生、国外汉学家角度看中国经济思想理论，对今日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启发。

　　侯旭东：刨根溯源 何为“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教授演讲的主题是“何为‘主’？中国古代人—事/物关系新探”。近代以来，我们提到“主”，多从“所有”的角度进行解读，如把“主”解释为“所有”，主人解释为所有人。但是侯旭东教授认为，这主要是民国初引进西方法学后产生并流行的理解，覆盖了这个词的部分本义。如中古佛教造像题记中出现“施主”一词中“主”代表了完成施舍举动的人，这与秦汉以来“主”作为动词，表示“掌管”、“负责”的基本含义一脉相承，与战国以来建立的四民分业，按能授职的秩序直接有关。我们所习见的“田主”与“地主”中的“主”具体体现为耕种/纳粮当差两重含义，与皇帝（人主）、官吏（吏主者）中的“主”含义相当。为什么要对字词刨根溯源呢？这种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让我们还原当时历史的场景，更好地解决思想史中的问题。

　　游彪：古代佛教寺院经济的变迁

　　北京师范大学游彪教授对宗教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主要为大家讲解了“古代佛教寺院经济的变迁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游彪教授系统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变迁。西方主流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是其实中国人的信仰是多元的。而且从历史上，传教者是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尤其是早期的佛教，是由社会精英参与的，到后来才逐步平民化。游彪的演讲激情四溢，幽默风趣，并且立意深刻。如游彪反思中国科举制度之弊端，提出中国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不工作的读书人，但是这些读书人进入商业等领域后，或许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

　　常旭：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文明交汇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旭副研究员以“无问东西”为题，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考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介绍了在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文明交汇中，西方学者对中国认知的演变以及中国学者对西方各个层面的学习、吸收和评价。17、18世纪通过传教士和商人等媒介，东学西渐促进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发展，但不同学者对中国的认知有着根本的分歧。而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演变看，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了解也是层层递进，并呈现出代际否定的特点。由此，他阐释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涵。他认为，应该继承经济史前辈的学术成就（如汪敬虞先生提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客观认识中国近代化进程。立足于现实，他指出了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症结，希望更依靠制度层面解决这些问题。

　　张亚光：历史上中国货币的国际化经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院长作了主题为“中国古代对外来货币的认识”的演讲。张亚光通过研究发现，当下的中国在不断部署人民币国际化，而历史上中国的货币就有国际化的过程和经验。历史上，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与沿丝绸路线的国家产生了大量的贸易，从历史考古证据来看，当时的邻国的货币从形状、种类上与中国货币趋同。此外，我们不仅应当重视中国货币国际化的历史，也要注重国外货币传入中国的情况。如明清时期，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曾有历史学家评论，来自西班牙的美洲银币动摇了东亚经济体系，导致中国明朝的经济混乱。无论如何，货币金融的发展都是我们在探讨东西方学习、东西方分流原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因素。

　　周建波：中古时期的庄园经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就“外来佛教传播与中古时期庄园经济的发展”与学员们进行了成果分享。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性与国际性的话题，小规模的家庭和大规模的组织有不同的运作机制。前者建立在经常见面的熟人之间重复博弈基础上，后者以不经常见面的陌生人之间一次性博弈为基础。宗教信仰往往宣扬“轮回”等教义，将今世的行为与后世的幸福紧密相连，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由一次性博弈发展为重复博弈。这意味着，具有广泛信任特征的宗教信仰，倡导超越血缘关系的博爱，具有管理大规模组织的潜力。中古时期的中央政府势力式微，庄园经济兴起，这促进了内部的经济交换，削弱了外部的经济交换。而佛教的兴起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之上，佛教超越血缘的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了管理效率的提高。但随着社会趋于安定，佛教思想管理下的大组织出现腐败、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此时又需要结合借鉴小规模组织的运作机制的优势。历史的发展更多基于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往往基于效率的优胜劣汰。

　　鲍曙明：宗教与经济社会研究的空间视角

　　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大数据中心主任鲍曙明研究员就“空间宗教与社会研究：经济史的视角”为题，从大数据角度为大家介绍了基于统计数理分析之上的研究方法。他首先通过展示中国宗教版图自古至今到未来的变化，不同宗教流派在空间的分布及扩散的情况，启发大家从空间角度对宗教、经济社会进行研究，接着系统介绍了基于生态理论的研究方法论。鲍曙明致力于建立用于共享研究的数据库，他的演讲也启发大家如何从量化角度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中出现的问题，如宗教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李伯重：技术、国运与社会转型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李伯重作了题为“技术、国运与社会转型：大分流视野中的中国与西欧近代经济史”的报告。他着重以中欧大分流为例，对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做了讲解，并介绍了广泛型增长、斯密型增长及库兹涅茨增长理论。在西方的勤勉革命的影响背景下，对斯密型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李伯重提到了商业文化对增长的影响，如苏联在大规模私有化后并没有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潜力，尽管苏联诞生了诸多科学家、文学家，但商业一直不够发达，这或许与商业文明的积淀有关。李伯重肯定了开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要认识到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大趋势。

　　谢重光：怀海教规改革与中古社会经济结构

　　福建师范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谢重光教授的讲题是《怀海教规改革述评》。他把唐宪宗元和年间禅宗大师怀海的教规改革放在中古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中，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角度，剖析了怀海推行教规改革的必然性和深远影响。他认为中唐时期是社会从士族主导向庶族主导过渡的关键时期，相应的佛教寺院也从士族式寺院过渡到庶族式寺院。加之此前禅宗六祖慧能的教义革命，已经实现了佛教教义的中国化，佛教生活方式和寺院经济的中国化就势在必行。怀海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出了《百丈清规》，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引导佛教僧团生活走向丛林制，走向农禅结合的道路，把僧尼大众从寄生阶层改造成劳动阶层、创造阶层。这促使僧俗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为日后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开辟了道路，而成为近现代人间佛教的滥觞。

　　闭幕式上，课程项目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周建波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感谢辞，随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教授、张辉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魏明孔研究员分别发表讲话；来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李家莲老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张庭同学分别代表青年教师学员和研究生学员发言，分享了在讲习班学习的心得和感想。来自企业的学员们表示，该活动对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未来长期发展产生重要启发。随后，魏明孔研究员、授课嘉宾谢重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王华春教授为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并合影留念。

　　第三届中外经济思想史前沿暑期讲习班的成功举办，为全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学习平台，对繁荣中外经济思想史研究、培养学界青年才俊、延续思想史学术传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周建波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教授；陈皓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穿越时空 无问西东——北京大学举办第三届中外经济思想史前沿暑期讲习班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刘星 排版编辑：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