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是祖孙传承：吴骞是海宁藏书近十万卷的学者型藏书家，其子寿旸承父业，辑吴骞所写善本题跋为一书，寿旸子之淳，受遗籍，“校读不倦”，不坠祖业。他们大都有丰富的藏书，有固定的藏书楼，有专攻的学术方向，他们之间都能互相交流图书、商榷学术，并以自己的学术专攻收藏图书、完善图书，有较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藏章等，这就构成他们学者型藏书家的特定地位，而显现了海宁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

海宁为浙江文化名城，世多以名人文化、潮文化、灯文化称之，然若细加考察，尚有不可忽视之藏书文化。海宁的藏书文化当以私家藏书为主干，而海宁私家藏书确有与其他地方私家藏书有所不同而自具特色。

一、灿若繁星的藏书家

海宁虽仅为一县，而藏书家数量之多，却颇引人注目。据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有藏书家38家，在浙江省是仅次于杭州而居于绍兴、宁波、吴兴等藏书名城之前，列于第二位，也有人统计超过这一数字。见于文献记载，海宁的私家藏书当以宋人马端（曾官宣教郎，世称马宣教）为最早。马端（1252～1318年）先人随宋室南渡而定居海宁，以盐业起家，富豪一方，遂建“看山楼”，藏书万余卷，元末毁于兵事中。稍晚有元人张雨（1277～1348年），字伯雨，为宋儒张九成的后裔，早岁隐于黄冠，久居杭州，以是为人误作杭州人。曾藏典籍图书于所居“黄篾楼”，所藏于元末兵乱中散失。明清之际有马思赞者，父兄均于清初入仕，而思赞不慕荣利，终其生为太学生，素好图书金石，家有“道古楼”和“红药山房”，收藏宋元珍籍及金石书画，编有《道古堂藏书目》。身后藏书散出，一为海盐马笏斋藏于“师竹轩”，一为吴骞收藏于拜经楼，其余悉毁于火。清初以来，海宁藏书家日渐增多，特别是中期以后，大家名家勃兴，呈诸家挺秀之势。范凤书先生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中曾较详尽搜求，得清代全国万卷以上藏书家有543人，而海宁一地即有11人，兹钩列如下表：

陆嘉淑 1620～1689 年 “有楼曰密香，藏书万卷。”（《云自在龛随笔》卷四）

查慎行 1650～1727 年 “卒之日，惟书万卷而已。”（《碑传集·查先生行状》卷四十七）

陈邦彦 1678～1752 年 礼部侍郎 “私藏亦可称东南一大家，与绛云楼是埒。”（《海宁陈氏宗谱》卷二十五）

马思赞 ？～1745年（一作1705～1758年、1669～1722年 ） 上舍 “马寒中拥书万卷，筑道古楼。”（《拜经楼诗话》）

吴 骞 1733～1813 年 贡生 “笃嗜典籍，所得不下五万卷。”（《海昌备志》）

陈 鳣 1753～1817 年 举人 “构向山阁，藏书十万卷。”（《碑传集·陈鳣传》卷四十八）

马 瀛 1765～1830年 监生 “ 吾乡陈仲鱼向山阁藏书，大半归马二槎上舍。 ”（ 《东 潮丛记》）

杨文荪 1782～1852年 岁贡 “购求书籍，积十年，不下五万卷。”（《春禄山房文稿·芸士府君行述》）

蒋光煦 1813～1860年 “衍芬草堂三世藏书，达数十万卷。”（《浙江藏书家藏书楼》）

唐仁寿 1829～1876年 诸生 “家饶于财，大购书，累数万卷。”（《杭州府志》卷一百四十六）

邹存淦 1849～1919年 “撰《己丑曝书记》，著录三万余卷。”（《简明中国古籍辞典》）

若再加检核，尚能有得，如康熙末年的陈世佶就“藏书万卷”，光绪末的朱昌燕先世有藏书十万卷，后荡然无存。朱昌燕又不遗余力，搜罗四五十年，收藏颇富，聚于“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楼”。其表弟徐光济身后遗有“藏书万卷”。蒋光煦的从弟蒋光育，三代积书，共得数十万卷，而清以前藏书万卷以上者还能搜检多人，如明前期的马宣教，是资甲一方的富商，曾起楼“聚书万卷”（《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七），明崇祯时的吴太冲，藏书“与山阴祁氏、海虞钱氏埒”（（武林藏书录）卷中）。其不足万卷而自构藏书楼的藏书家几难枚举。海宁不过为一700平方公里的城邑，而藏书家达数十家，誉为灿若繁星，当称确论。

二、学有专攻的藏书家

藏书家的家世不外三途：一为官僚，二为商人，三为学者，海宁藏书家虽有官僚（康熙时期的许汝霖，官至礼部、户部尚书，筑“也园”藏书）、商人（如元明之间的马宣教是富商），但大多为诸生、贡生、监生等不慕荣利的学者型士人，从而成为海宁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些学者型藏书家都是积学之士，都具备一个藏书家必备的业务条件，他们不仅有相当高的学术造诣，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对所藏书都钤有内容不一的专定藏书章，筑有一定规模和设备的藏书楼，用以储存和保护藏书，还多以其专学对藏书加以整理校订，使之臻于完美。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找到很多实例。其中足以作为代表性人物的便是吴骞和陈鳣。值得注意的是，吴、陈二人不仅是海宁藏书家中的双子星座，而且还是中国藏书史上的全国性顶级人物。清末张之洞曾为学人入门国学而编有《书目答问》一书，其书末附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分门别类地选取了清代著名学者六百余人，并称“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择得无数之良师也”，而“其自著者及所称引者，皆可依据。”这份推荐名单，罗举了清代名家名师，海宁学者即有多人入选，而吴骞、陈鳣则并列于“校勘之学家”类，可谓推崇备至。从对吴骞、陈鳣的比照中即能看到海宁藏书文化的明显特色。

吴骞鳣（733～1813年）字槎客，号兔床。一生不慕荣华，仅仅是一贡生，而穷毕生精力于藏书、校书、读书、著述。陈鳣有一首为吴氏“拜经楼”藏书所写的诗，可说是概括了吴氏的藏书活动，诗云：“人生不用觅封侯，但问奇书且校雠，却羡溪南吴季子，百城高拥拜经楼”（《简庄诗抄》）。陈氏对吴骞的学术成就也非常倾心，在为吴氏《愚谷文存》所写序中云：

“吴槎客先生，品甚高，谊甚古，而学甚富，著述等身。不屑为流俗之文，夙共当世贤士大夫相往还，与之上下议论。晚年益深造自得，远近学者宗之。”

吴骞和许多藏书家不一样，他没有先世的遗存，完全靠个人辛勤搜求。他在所著《愚谷文存·桐阴日省编》中曾叙其得书情况说：

“吾家先世颇乏藏书。吾生平酷嗜典籍，几寝馈以之。自束发迄乎衰老，置得书万本，性复喜厚帙，计不下四五万卷。分归大、二两房者，不在此数……竭平生之精力而致之者也。”

看来，吴骞自藏和二儿所藏的总和，不止五万卷。有人估计其藏书总量，当近十万卷，也颇近理。这些藏书主要来源是当地藏书家，如马氏“道古楼”和查氏“得树楼”散出的旧藏，保证了他藏书的基本质量，他还不时与江浙藏书家互通有无，借钞借补。他的藏书中有不少宋元旧刻善本，并在《拜经楼丛书》中收刻多种，以广流传。所以叶昌炽在《藏书记事诗》卷五中引述称：“槎客喜搜罗宋元刻本，如陶渊明、谢玄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

吴骞为了贮藏他的藏书，特于乾隆四十五年建“拜经楼”，并另建“千元十驾书室”，专贮宋元善本。“拜经楼”的命名是吴氏表示尊经之意，而不避袭用臧庸“拜经书室”之名。“千元十驾”之名，则为与苏州大藏书家黄丕烈“百宋一廛”争胜。黄氏以家藏百部宋版于室，而傲啸藏书界；吴氏则以元版虽稍逊宋版，但如十倍之，亦足可相敌，乃取驽马十驾可胜骐骥一跃之义，而命名为“千元十驾书室”。二贤共为收藏善本所作的努力，不失为书林佳话！吴氏对这些善本非常珍惜，写了许多校勘题跋传于世。

吴骞爱书如命，常常把所得善本与个人及家庭生活联成一体，以示纪念。他在得到《宋刊百家注东坡先生集》后，不仅自己以“苏阁”名其收藏处，而且还将“苏阁”二字送给儿子吴寿旸作号，后来又得到宋版《周礼纂图互注重言重意》而命寿旸以“周官”为字。世俗或以吴氏未免书痴，但是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中却透露了吴氏的内心隐秘，诗中说：“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驾庋千元；生儿即以周官字，俾守楹书比孝辕”。

吴骞像大多数藏书家那样，希望世守其藏。他的儿子寿旸和孙子之淳都能不负所望，世守楹书。前后延续了近百年。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不幸毁于兵燹。历来藏书家的结局，往往如此，实可付之一叹！

吴骞不仅藏书，而是对藏书进行繁重的校雠题跋工作，与他同时代的学者对他这种活动多所赞誉。如陈鳣多次推崇他的校雠题跋成就，说他对书“丹黄甲乙”，“一楼灯火夜雠书”。黄丕烈说他“藏书甚富，考校尤精”。他对善本书都亲加校勘，并写出有学术价值的题跋。后来他的儿子吴寿旸曾收集吴氏宋元刻本、抄本以及名人校本、稿本等善本题跋321篇，编成《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题跋历述作者生平、版本行款、钞校流传过程和各种藏章等，为海宁藏书文化进入高境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骞很重视藏章的制作，据有人统计，有二十多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藏章。如他搜求到宋本“临安三志”后，即刻一“临安志百卷人家”，另有代表名号“兔床”的“兔”字白文和“床”字朱文章；有标识其藏书价值的“千元十驾人家藏本”章、“拜经楼吴氏藏书”章、“兔床鉴定”和“兔床经眼”章；有标明藏书所在地的“小桐溪上人家”章。还有为表达个人情操和志趣的“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诒厥之名言，是可为拜经楼藏书之雅则”等，都为后人鉴定、研究图书，留下了有关收藏和流传的资料。

吴骞有大量著述传世，所著有《拜经楼诗集》、《续编》和《再续编》、《万花渔唱》、《拜经楼诗话》、《愚谷文存》、《拜经楼书目》和《兔床山人藏书目录》等。

陈鳣（1753～1817年）字仲鱼，号简庄，是与吴骞并称为海宁藏书文化双星之一。他虽晚生于吴骞20年，但二人卒年相近，因而成为一生密切交往的忘年挚友。他和吴骞一样地嗜书如命，以毕生的精力、资费，广搜图书十余万卷，其中多有宋、元、明各朝刊本和珍稀刊本。由于他对经学有颇深造诣，故与经学大师钱大昕和段玉裁等，颇有交往，进行学术上的研讨商榷，当时的学术界领袖人物阮元也极加推崇，说他“于经史百家，靡不综览”，是“浙西诸生中经学最深者也”，因此他收藏的经部善本，尤令人瞩目。晚年建“向山阁”、“六十四砚斋”、“士乡堂”和“孝廉居”等，为入藏图书与文物之所。他还特制一小船，题名“津逮舫”，作为与友人吴骞、黄丕烈等访求图书，商榷文字之具。

陈鳣基于对经部的专攻，所以对经部藏书所作校雠题跋，颇为时人所重。这些成果都集中在他所著的《经籍跋文》中。《经籍跋文》是很受学者重视的一部经学专著，吴骞在为此书所写的序中说：

“简庄精敏果锐，强于记诵，而能专意于经学，又克广揽穷搜。今观所撰诸经跋文，钩沉索隐，凡古本为后人窜乱芟并者，莫不审究其原来次第。而字之更改淆混者，一一校正，令人得见本来面目。”

陈鳣的题跋除记述学术，校正内容外，还记述了藏书的刊刻年月、版式行款、入藏流传、得书缘由和藏章等项。他的藏章基本上都为表明其藏书皆经亲加审定的含义。有“海宁陈鳣观”、“仲鱼过目”、“仲鱼手校”、“陈鳣考藏”、“鳣读”、“简庄艺文”等章。另有一方肖像章，希望后人读其书如见其人。肖像下方刻有家训式内容，文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垂训子孙爱护藏书，可惜事与愿违，其后人并未秉承先人遗训，而于陈鳣死后不久，藏书即遭散失，前后存留不过数十年。

陈鳣所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简庄文钞》与《续编》以及《简庄诗抄》等多种。

在吴、陈二人外，海宁还有不少著名藏书家，如前此的查慎行和同时的周春、周广业等，都是列名于《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中的著名学术人物。他们大都有丰富的藏书，有固定的藏书楼，有专攻的学术方向，他们之间都能互相交流图书、商榷学术，并以自己的学术专攻收藏图书、完善图书，有较多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藏章等，这就构成他们学者型藏书家的特定地位，而显现了海宁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书香传承的藏书家

书香传承是历来藏书家所共有的现象，而海宁藏书家的这种现象更较突出。虞坤林先生的《海宁藏书家之传承及其姻亲关系初探》一文（《海宁藏书文化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对此做出较为详尽的综合论述。他列举了黄湾马氏、袁花查氏、盐官陈氏、新仓吴氏、洛塘周氏、路仲陆氏、硖石蒋氏、硖石徐氏等八家，条列其家族传承关系。这些家族和姻亲之间的关系，若按不同组合方式，可略分为几种类型。

一是祖辈隔代相传，藏书世家的合流：海宁最早藏书家宋人马端，为马氏第四世，聚书万卷，而享誉江南。传至十四世马纶，娶同邑朱氏女，无后，过继内侄朱应复为嗣，改名马芳。朱氏为海宁望族，家富藏书，其后裔有朱至、朱昌燕等，为海宁藏书名家。马芳下传至十九世马麟翔，是一位“博收古今书籍”的藏书家，其三子思赞、翼赞、廷赞，均富有藏书，而以思赞为最。思赞娶另一大藏书家查慎行之妹，如是形成为马、朱、查三族以过继、联姻为桥梁，形成三大藏书世家在某种意义上的家族型藏书。

二是祖孙传承：吴骞是海宁藏书近十万卷的学者型藏书家，其子寿旸承父业，辑吴骞所写善本题跋为一书，寿旸子之淳，受遗籍，“校读不倦”，不坠祖业。海宁藏书大家先后荡失，独吴氏三代世守，百年不散，实为难得，为海宁家族藏书增一光辉。另有康熙时名宦许汝霖，其子事迹不详，遂直传其所藏于孙许淳，淳为雍正进士，母病乞归，“笃嗜典籍，披拾遗文，所藏宋元未刻之集，多至百十种”，辟“学稼轩”为藏书处。曾汇辑汉唐至清诗文各五十卷，分别以《文海》、《诗海》为名。所著有《学稼轩诗文集》十卷、《学稼轩书目》三册。

三是父子相传：这是藏书家普遍存在的一种传承类型。如明崇祯进士吴太冲，本有私藏，又得到朝廷赐书，其藏书规模，几可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山阴祁氏和常熟钱氏相匹。其子吴农祥，继承藏书，筑“宝名楼”贮之。后“半毁于火，掇拾灰烬，百不存一”。又康熙进士许惟楷，筑“一可堂”广蓄典籍，子许勉焕又加扩充，称海宁著名藏书家。

四是兄弟并称：兄弟各有藏书，并均有藏书家之称者，海宁查氏可为代表。查氏三兄弟，长查嗣琏（后易名慎行），家有“得树楼”，藏书甚富；次查嗣溧，筑“查浦书屋”藏书：季查嗣庭，有“双遂堂”藏书。后查嗣庭以文字狱戮尸，亲族子弟，均受株连，慎行以年老放归，嗣栗则遣戍关西，藏书必然散失无存。又乾隆时周莲、周春兄弟，并富藏书，而均以博学名，周春声名尤著，为张之洞列入《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经学家类。

五是族群藏书：同一家族有多家藏书而皆有藏书家之名者，海宁蒋氏足以当之。蒋氏家族有藏书者达十余人，能称为藏书家者，有蒋楷、蒋光煦、蒋光育堉和蒋学坚等。蒋氏于 清初定居海宁后，乾嘉时有监生蒋楷（1774～1827年），好积聚金石书画及宋元版本古籍，贮“来青阁”中，收藏之富，可与同时之吴骞、陈鳣所藏比美，后家道中落，死后，所藏大半归从侄光煦“别下斋”，部分传于其孙学坚。学坚为编《平仲园书目》存世。蒋光煦为蒋氏家族后起之大藏书家，除得其从叔蒋楷大半藏书外，又加意搜求，其藏书楼“别下斋”积古籍十余万卷，名刻善本居半，曾出其所藏刻《别下斋从书》二十八种九十卷，《涉闻梓旧》二十五种一百卷，为学者所重。另著有《东湖杂记》，“皆记其所见异书秘籍，而金石文字亦附见焉。”（俞樾序）其书与钱泰吉《曝书杂记》并重于时。惜所藏图书、版片于太平军过境时，悉被焚毁，光煦痛惜呕血，不久身亡。蒋光育（1825～1895年）为光煦从弟，其祖若父及其本人，三世积书，共得数十万卷，分贮于“衍芬草堂”及“思不群斋”。“思不群斋”为专藏明刊本抄本及诸善本处。“衍芬草堂”遗存厅堂，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现已整修，并对外开放。另在海盐澉浦蒋氏庐墓旁有“西涧草堂”，贮蒋氏先世遗书。兵乱时也曾移“衍芬草堂”藏书于此。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太平军活动于两浙，光育自携所藏，避难于湖北，直至社会初定，始携书返乡，损失不大。抗战时，其后人寄存所藏于上海一银行，后为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分别入藏，使蒋光育三世积存能基本得以保存。其孙蒋钦顼曾编《盐官蒋氏衍芬草堂藏书目录》三册，于“文革”中散失，另有朱嘉玉所编《西涧草堂书目》，现藏海宁图书馆。近闻“西涧草堂”已由所在海盐政府拨资整修，亦云幸矣！

海宁的族群藏书现象，无疑地构成为海宁藏书文化的另一特色。

总之，海宁藏书家以数量多，藏者学术水平高，家族藏书面广，而为海宁藏书文化增辉。各方有关学者频加关注，而海宁地方人士尤重视其事，而对藏书文化有关问题多所研究。撰著论述，以阐扬乡德。如此，藏书文化亦将无负于海宁四大文化之列矣！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傅璇宗主编《中国藏书通史》、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郑伟章著《文献家通考》和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等）

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欢迎加入善本古籍学习交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