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5日至22日（农历正月初九至二十六），我到北京参加文化部召开的全国艺术教育会议，会期长达18天。这是我自1965年参加工作后经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正值初春时节，文化部及时召开的这次全国艺术教育会议，旨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拨乱反正，推动全国艺术教育工作的繁荣发展。

　　春节前，河北省文化局（今河北省文化厅）就接到文化部通知，让准备会议发言材料，并确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当时我担任河北省艺术学校（今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办公室主任，文化局确定由副局长王玉西（著名音乐家，作曲代表作《李双双小唱》《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省艺校副校长里正和我出席会议。

春节写材料，初八进北京

　　春节期间，我没有休息，以当时的话说，“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我首先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三中全会的指导方针，为领导写发言材料。发言材料中先是梳理了河北省文革前艺术教育的发展情况和文革中遭破坏，艺术教师被批斗、下放农村的情况；继之讲全省艺术教育的现状，现状中强调说明，河北省本是个文化大省，可至今仅有一所综合性的艺术中专学校，还是由原河北省戏剧学校从保定迁石家庄后改名，而省里原有的设在天津的两所本科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包括附中）和美术学院，1966年春省会迁回保定时留给了天津。材料最后是艺术教育如何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推动发展的构想。—其实，我写的只是一个详细提纲，准备参加会议的王副局长、里副校长都是省直文艺界的“老人儿”，比我了解得多，让他们补充就是了。

表演艺术家金山

　　发言材料写好后，正月初三我到里正副校长家中（我们住在一个楼）拜年时交给他。他说：“这么快就写出来了？”说着，他简单浏览了一下道，“框架可以，有些事儿没写上，我再补补吧！……”

　　2月4日（正月初八），我随王副局长、里副校长乘火车进京，按通知住进位于北京市西城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原以为国务院一招必定很气派，很豪华，入住后才知道就是个普通的楼房，住室是个既普通又简朴的房间，也就十大几平方米，每间住4人，4个普通硬板床，且无论职务高低，来自何地，一律是四人间。在当年，这样的住宿条件人们都很知足了。此前，我住过的各地招待所，都是这样，还从没见过带卫生间、电视、沙发的单人间或双人间的客房。

　　住宿条件虽简朴，但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中直艺术院校的一百五六十名与会代表人人精神振奋，大家见面后谈笑风生，三中全会后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为1979年的春节增添了更加欢乐的气氛。在会上会下，我第一次见到了久仰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著名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金山，著名音乐家吴祖强（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1982年任院长），著名作曲家何占豪（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作曲之一），著名戏曲教育家、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史若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吴劳，富连成科班元字辈出身的京剧名家、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刘元彤和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尤其是还与何占豪、吴祖强及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名字忘记了）同住一室，得以近距离接触、交谈。因吴祖强家在北京，他不在会上住，只是会前会后常进屋看看，总是面带笑容，很少说话。

　　会议的伙食极好，八人一桌，大盘小盘，荤素搭配，连鸡块儿、排骨都有，正月十五那天早餐还吃上了元宵。当时人们生活还很清苦，这种伙食可称盛宴。特别让我惊讶的是，每顿的主食不限量，米饭、馒头、烙饼随便吃，这是我此前参加各种会议用餐从没遇到过的情况。18天的会议，我的体重增加了七八斤。

白天分组讨论，思想大解放

　　这次全国艺术教育会议虽会期长达18天，但日程安排得很紧，都是每天上午、下午分组谈论，晚上观摩影剧，中间开过两次全体会，再无其他任何活动。

京剧《逼上梁山》剧照

　　会议分组不按地区，而以专业划分，分为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等几个组，我和里正副校长分在戏剧电影组，我还被指定为本组做记录；王玉西副局长分到音乐组。其他组的谈论情况，我只是从每天的会议简报上看到发言摘编；而戏剧电影组的讨论，使我切身体会到代表们拨乱反正的勇气和思想大解放的态势。讨论会上，代表们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说到文革中受“四人帮”的迫害时，抽咽着说不下去……

　　史若虚是我国著名戏曲教育家，1979年正担任不久前由中国戏曲学校升格的中国戏曲学院院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在邯郸从事党的文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即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在执掌中国戏校多年中，他一直秉持“普遍培养，重点提高”的方针，培养出许多著名京剧演员，如观众熟知的“中国戏校四大名旦”—杨秋玲、刘秀荣、刘长瑜、李维康。他在会上发言说，培养戏曲演员，不出“尖子”不行，而“四人帮”却把他培养“尖子”，诬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大加批判。文革中造反派批斗他时，竟在他背上扎钉子……说到此处，史若虚哽咽了，再也说不下去。缓了一会儿，他说：“我可恨透了江青，恨透了‘四人帮’”。有个代表听后激愤难耐，接着发言道：“史院长说得对！没有名演员就没有名剧团；没有名剧团，就难以出精品；没有精品剧目，就难有观众，如果戏曲教学都是大锅熬白菜，戏曲怎么活跃，怎么发展？……”

　　金山当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他主演的电影《风暴》中的大律师施洋，已成为我国电影的经典。文革中他受到迫害，精神受到极大创伤。但他发言时语气缓缓的，对往事不愿再更多提及，而是着重讲了一定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打破束缚思想的条条框框，站在世界领先的高度，大力发展我国的话剧、电影事业。

　　河北省艺术学校副校长里正在发言中，对我为他准备的发言稿作了大量修改、补充，他除了具体讲述文革中河北艺术教育遭受的严重破坏外，重点呼吁在全省应建立一所国办的本科艺术院校，以培养高级艺术人才（这个呼吁至今未实现，直到2001年才有了一所由中专河北省艺术学校改为大专的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由于当时各地上演的剧目，主要还是现代戏，戏曲院校虽然开始恢复传统戏教学，但偷偷摸摸，心有余悸，所以在发言时，戏剧专业的代表呼吁：解放思想，继承传统，理直气壮地学演优秀传统戏。会下，新疆艺校一位维族女教师对我说，他们艺校开的戏剧课，传统剧目现在占30%，问我们河北艺校占多少。我说，“没统计过百分比，京剧、河北梆子都才开始教传统戏。”这时，刘壮校长从石家庄打来电话，问会上有什么新精神，教学剧目怎么安排才好？我说，都是讨论，没有什么决定，咱们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吧！

　　解放思想、实事求实，推动艺术教育发展的大潮，会上会下涌动，预示着艺术教育大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晚上观摩影剧，眼界大开

　　会议期间，天天晚上观摩电影或戏剧，剧目大都是传统戏，电影都是外国影片和港台片。观看影剧，其目的不是为了休息娱乐，而是让代表们打开解放思想的闸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人物群像

　　一天晚上，在天安门东侧的中山公园音乐厅看中国京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这出戏的剧情出自《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1943年编演于延安。剧情突出阶级矛盾，表现广大群众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当年毛泽东还为之写了信，指出此剧“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在文革中大批特批传统戏的年代，这出戏虽无人敢批，但也没见上演。记得那晚看演出，戏开始了，当听到林冲在幕后一声大喊“好大雪—”，台下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当反面人物陆谦—鼻梁上涂有一个白粉块的丑角上场时，台下一阵轰笑。因十多年来禁演传统戏，现在又见到丑角，给人以“出土文物”之感。这掌声笑声传达的就是观众心底的呐喊：久违了，“老戏”，又见到你了！

　　正月十五这天，为让代表们过节，会议休息一天。这给了我会见同学的好机会。上午，我到在语文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家叙旧；下午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大学同学家看望，并提前在他家用过晚饭，按时赶到位于前门大街的一个剧场，观看北京京剧院演出的《海瑞罢官》。这个正月十五在北京过得颇有意义。

　　自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后，随之而来的全国性的对京剧《海瑞罢官》大批判运动，可谓铺天盖地，并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我曾经历了这场大批判。其实，都是瞎批，这出戏演出时间很短，演出场次很少，影响面很小，并没有多少人看过此剧。当年，我在河北省戏曲研究室工作，省里组织省直机关（当时省会在天津）专家、学者讨论姚文元的文章。会上两种意见，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主要是认为姚文将戏中的“退田”“平冤狱”同当年社会上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硬联系起来，太牵强）。会后，领导让我整理一份讨论会纪要，我就按照《人民日报》上的调子，把两种意见都整理出来，发在了戏研室主办的《河北文学·戏剧增刊》上。文革开始前清理刊物，这也算个立场不坚定的“问题”，作了一些说明性的检查后，不了了之。

　　在北京过正月十五这天，我是第一次看这出戏，著名老生演员赵世璞扮海瑞，著名老旦演员王树芳扮一位老妇，表演水平那是没说的，相当优秀。但从剧情和矛盾冲突来看，并没有什么新意，无非是传统戏中的老套路：贪官作恶，欺压百姓；清官爱民，惩治贪官。看戏时我就想，文革前表现海瑞的京剧有好几出，如《大红袍》《海瑞上疏》《海刚锋》《海瑞背纤》《海瑞参严嵩》等，此前从无人批判，为何1965年11月开始大批特批吴晗1961年写的《海瑞罢官》，1966年春又批周信芳1959年主演的《海瑞上疏》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粉碎“四人帮”后即已给出了，就是为了政治需要。

　　会议期间，还看了中国戏曲学院演出的生、旦、净“开坯子”，打基础的传统戏《大·探·二》，上海的现代滑稽戏等等，都留下深刻印象。

　　看电影更多，大都是外国片，此前均未曾看过。印象深刻的如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美国的《音乐之声》，日本的《望乡》，台湾地区的《家在台北》等等。尤其令我惊奇的是，外国片都是原片，尚未翻译过来，放映时不出片中人的说话原声，而是当场由译音演员配音，非常协调。这些影片，无论故事、情节、演员表演，还是取景场面，都很新奇，令我眼界大开。

　　会议期间，开过两次全体会，一是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及代表们提出的建议，戏剧电影组的讨论情况由我整理成文并在大会上发言。因是照本宣科，虽面对这么多的著名艺术家，但我也未发怵；二是文化部召开大会，部长黄镇、副部长林默涵讲话，中心内容都是学习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肃清“四人帮”在艺术教育战线上的流毒，开创艺术教育工作新局面。

　　1979年，我过了一个思想解放、生活幸福、大开眼界的春节，我真切地感到肃杀的寒冬已经过去，百花齐放的春天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