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题记：1898年6月11日，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如果不是大清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没有那样惊心动魄，不仅口气是那么平静，没有多么慷慨激昂，而且内容也是那么平常，除了强调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整个诏书的重点似乎也落在了“博采西学”上面，并无涉及政体变革的重要决定。从诏书的起草者、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当天的日记可知，光绪帝的意思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宜示”，他虽发现“圣意坚定”，但还是回答：“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 “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显然就是他的意思，同时又将“博采西学”限于“切于时务”的范围。

一、甲午战争失败是直接导致光绪快速开启戊戌变法的直接原因

光绪十五年（1889）十九岁的光绪帝登上太和殿，接受百官叩拜的勤政大典。翁同龢这一天目不转睛的注视着自己的学生，“仰瞻天颜，甚精彩也！”

光绪帝标准像

登基一年后，就赶上法国要求清政府赔偿，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有意同意时，“上意大不为然。”《翁文恭日记》当听到法国要求赔偿50万，不然则要给更多“便宜”时，血气方刚的光绪异常气愤，立即电令中方代表，向法国驻华公使声明：“上意已决定主战，若不赔偿即撤兵可讲，否则令关外进兵。”光绪初等大位锐气纵横，中法战争以胜利归来，更增添了他的踌躇满志。

战争是一个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个人的素质。（戴逸语）亲政五年后，日本侵占朝鲜，挑战大清宗主权。光绪帝顿时昂然兴奋，希望痛打日本，振作大清气象，杀一儆百。

李鸿章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日本敢侵占朝鲜，无疑就是冲着大清而来，他们的海军建设，战争能力皆在中国之上。不仅如此，李鸿章控制下的军队又极端腐败，战斗力和意志力的软弱是毫无疑问的客观问题。光绪帝以及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所颁布的有关战事谕旨和指令，都要通过李鸿章一人实施，这种“举天下战守之事而任于一人”的局面，在当时就有人指出“已属可危之道。”《清光绪朝中交涉史料》

李鸿章

李鸿章本人在为政、带军队、外交领域方面可指摘的硬伤极多，早在光绪元年，同为曾国藩幕僚，时任易州知州的赵烈文就曾指出，当时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极端腐败，普通兵丁被盘剥严重，而他“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赵烈文感叹军队的一些军官已经不要头衔，而想要去地方做官，于是就要结交联络人脉，办公薪水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最后赵烈文感叹：“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静居日记》此后不久便辞职归乡。

可以说赵烈文看到的是当时李鸿章领导下的军队腐败不堪作战的实质。在和日本开战的前期，光绪帝却充满了必胜信心，这个信心来源于他与世隔绝的教育和他根本就不懂近现代海军战争的基本素质。

甲午战争

他让人把康熙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用极端亢奋的语气给前线下达命令“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光绪帝昧于军事无需置疑，宫廷的教育已经和当时的时代严重脱节，靠着一股热血和冲动，往往是政治家最危险的举措。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帝就威胁海军军官“从严治罪”，先后有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唯望死于阵前”。光绪帝靠着一腔热血的情怀去空洞的发挥指令，却并未有一个真正拿得出手的战略，作为最高指挥曾来说，于军事、政治，光绪显然属于外行。这不仅是历史大背景下代表的一种保守和封闭，更是光绪本人军事才能的空洞和长期被操控的一种呆板。光绪在《马关条约》上用玉玺签下了生命中最耻辱的一笔。战争失败后的光绪从此陷入长时间的萎靡不振，他不知道下一步将会何去何从。

二、康有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光绪帝的一大灾难，或者是导致他更为悲剧的一个伏笔。

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千年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就像过家家一样简单。康有为给光绪描述宏观美景：“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十年而霸图定矣。”康有为给出的宏图的时间表十年之内就能“富强而驾万国”，三十年之内，中国就会脱胎换骨，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康有为政论集》

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

不仅如此，他们鲁莽的改革进度让整个国家改到错愕，丝毫没有缓冲的余地，突然宣布结束废除八股，一下子让万千读书人惶恐无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声之怒。”《梁启超文集》尽管光绪帝改革的谕旨如同雪花般落满了这个古老帝国每个角落，他想把一切都推倒重新建立，在以慈禧为首的巨大全力炽热的烘烤下，改革最后又如同雪花融化，一丝不留。光绪维新派真正触怒了以慈禧为首的既得利益的当权派。在没有绝对权利的前提下，在一群读书人的热血沸腾下，就要改变千年的基本传统，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值得一提的是，百日维新非常看重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才，就是要“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大量的新政都涉及这个方面，无论办京师大学堂，改各地书院为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高等学堂)，设立矿学学堂，准备选派学生到日本留学，科举改试策论，不再考五言八韵诗等等。

康有为著作

新政还未来得及展开就被扼杀了，但教育上的求变之路并没有中断。帝国太古老了，如果从秦始皇创制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王朝循环的历史，从清朝入关算起至此已有254年，退居颐和园却依然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她掌权的岁月也长达37年，她除了把住权力不放并无什么政见，自1861年掌握政权以来，她同意或支持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只要不引发她对失去大权的担忧，她也完全可以支持光绪帝去搞变法。这个诏书的颁布当然是经过她的同意的。那时，军机处的重要折片都是要上呈给她的。“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以主张变法之名，使之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而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

维新变法

戊戌变法亲历者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的一席话不能说毫无道理。年轻的光绪帝在列强环伺、危机重重的时代压力下，早就想有所作为，自甲午战败以来，他一直在寻求求变之道， 其实说到底不过是想求富强、挽危亡。早在1895年7月17日下达的“因时制宜”上谕，就提出了“力行实政”，包括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1898年6月 11日之后，也就是所谓百日维新期间所颁布的一系列诏令，大致上也没有越过这个范围。

三，戊戌变法为何难以成功？没有牢固基础却急躁变法，结果只是只能是加速自身失败。

1898年即戊戌年的夏天，急于挽救亡国危机的光绪皇帝进行了改良式的“百日维新”。这一场以“天子诏令”推行的变法，却在一夜之间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轻易地废止了。变法失败后，北京城内甚至还传来一片欢呼。

戊戌六君子

古往今来能够取得成功的改革，都一定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做基础，这其中军队的立场尤为重要。清政府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甲午惨败后，保留下来的25万八旗兵、46万绿。营兵和30余万防军，仍是拥护旧制的武装。依照“西法”刚刚编练成的新建陆军仅有7000人，其首领袁世凯又在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左右摇摆，在加入推行变法的“强学会”的同时，又向慈禧最宠信的军事统领荣禄表忠心。

甲午战争前，旧军的腐朽落后已经暴露无遗，然而八旗兵是清王朝的起家之本，朝中无人进谏改制。戊戌变法开始后，被破格提拔进入中枢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痛陈旧官制、旧军制和科举制度等阻碍改革，力谏应尽快予以破除。光绪帝受其影响，终于痛下决心，颁布《明定国是诏》，提出裁减多个衙门、废除文武科举考试，还提出要裁汰绿营、建立新军。诏令虽未谈及八旗兵，但有允许旗人自谋生计之说。在仅仅103天的变法期间，光绪帝下达了一大批由康、梁等人起草的诏书，其中兴办工商、倡新学、建新军的内容看似美好，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也无法立竿见影，马上让人得到实惠。在维新派的策划鼓动下，光绪帝站在帝国最高处洒下了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大计，此刻他甚至已经忘记站在深厚持续关注他的慈禧。笔下虽有千言的改革派们只见朝政丝毫没有革新，两个月并不见任何实效。

戊戌变法学堂分布图

光绪帝盛怒之下又变成当年那个突然发暴脾气的他，一下子罢免六名正副部长，从而另设一套行政机构。对此，慈禧歇斯底里地咆哮：“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汝何昏聩，不肖乃尔！《清史稿》”

就连维新派人物张元济跟好友也说出了“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官场老练的实权派荣禄非常明白慈禧的心思，他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亦可乎？”《奴才小史》

不仅如此，诏令一经颁布，伤及利益的人遍布朝野，北京城内更是一片哗然。此前朝廷搞洋务运动，办新政而不废旧制，顽固派虽有反对之声却也还能容忍。戊戌变法一下子抛出如此激进的裁汰令，直接威胁到广大文武官员的饭碗。国内众多想通过科考“学而优则仕”的人因丧失前途而惶惶不可终日，过惯了寄生虫生活的百万八旗子弟更是如丧考妣。几十万绿营官兵听到裁汰令，更是群情汹汹。此时的光绪帝自感皇位不稳，康、梁等手无寸铁的书生更是觉得大难临头，只好铤而走险求助袁世凯。

袁世凯

拿着光绪帝密诏的谭嗣同到天津找到袁世凯，让他调动新建陆军“勤王”，诛杀荣禄并兵围颐和园。这位“北洋枭雄”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向荣禄告密，此举最终决定了戊戌变法的失败。维新派不懂军事，又无把控全局的能力，即便能争取到区区7000人的新建陆军，也绝无压倒全国旧军和旧官僚的希望，更何况袁世凯此刻也不可能把宝押在维新派一边。 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刻，慈禧太后迅速赶回紫禁城，以“皇帝生病”为名囚禁了光绪，并由自己“亲政”，变法中废除的旧制马上全部恢复，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问斩菜市口。维新变法的指令本来就难以推行，在遭遇顽固派反扑时更是毫无抵抗能力。其原因就在于，维新派既无枪杆子又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光绪帝及维新派想废旧军、建新军而强国，其愿望虽好，在顽固腐朽势力根深蒂固的环境下却无实现可能。没有牢固基础却急躁变法，结果只能是加速自身失败。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时代，维新变法之路走不通，八旗、绿营(后改为巡防营) 这些腐朽武装通过辛亥革命才被打碎，由北洋军发展起来的新军又变成祸国殃民的军阀。历史已证明，想用变法裁掉这些“军、绅”结合的反动势力根本办不到，最后只能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革命将其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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