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罗纳尔多与1998年世界杯冠军擦肩而过。2000年的重伤，让他的职业生涯亮起红灯。但巴西人在2002年世界杯决赛打入两球，完成救赎。

这是罗纳尔多本人的回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酒店房间醒来，很多队友以及队医利迪奥·托莱多围在我身边。他们没说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在这里。我要求他们离开，去别的地方说话。我只想回去睡觉。但是，我被带到花园散步。他们说，我之前昏迷了两分钟，因此，当晚对法国队的世界杯决赛，我不会上场。我不能接受。我对祖国有责任，不想让任何人失望。我觉得自己仍然能帮助球队。我必须踢这场比赛。即便过去了18年，我还是不想看到2000年意大利杯决赛（国际米兰对阵拉齐奥）首回合的画面。每次我意识到电视上接下来要放什么，我就走开。看到那些画面， 那些痛苦仿佛再度袭来。

​有趣的是，那个瞬间或许塑造了我的性格，并让我成为比之前更好的男人。为重返球场所做的所有努力， 在我看来，就是一次必须努力克服的考验。

这是复出的第一场球，之前我因为一个“小”手术休息了六个月。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伤病如此快地再次上门，但在2000年4月，我不得不接受一次更复杂的手术，恢复期则漫长很多（这场比赛，罗纳尔多上场仅6分钟后即再次受伤，右膝肌腱完全断裂）。那时，我感觉全世界都在崩塌。我不能相信这一切。

​当时距离韩日世界杯还有两年多，这不是考虑重点。但我突然意识到，世界杯悬了。没人保证我能成功康复，更别说及时回归。我们不知道膝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又需要多久恢复。没有过往经历给我参考，因为此前从没有足球运动员受过这伤。实话说，这意味着我们更加耐心了——没有时间表，不用着急。我们必须尊重这个事实：恢复需要时间，也许是很长的时间。康复训练终于开始。我记得，头八个月，我的膝盖还不能弯曲90度以上，这让很多训练无从谈起。

那是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光。康复进度过半，我的膝盖像一块木头，甚至不能弯曲到100度。可怕的现实，我很沮丧、震惊。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虽然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自己极度渴望的好结果。不过，我从没想过放弃。当时我只确定一件事情： 如果不能倾尽全力，那将永远踢不了球；如果复出失败，我将不得不退役。我准备好全力以赴。康复过程中有时特别疼，但，不能再次踢球的感觉更痛。所以我试图不想太多。我身处黑暗隧道之中，只知道每天的康复计划、治疗日程、理疗、练习，如此循环往复——所有能拯救职业生涯的东西。

​受伤八个月后，我觉得有必要听取世界各地医生的意见。他们能否解释为何膝盖没法弯曲？在美国，一位著名专家说，我不可能再踢球了。他的最理想建议：再做一次手术，“除去障碍”，也许能让膝盖多弯曲30度。我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决心。从未怀疑过自己能做到复出需要做的事。不包括这一刻。我怀疑科学。我不确定是否真有一种治疗手段，能帮助我重新上场踢球。我不是医生，也不是理疗师，但我从自己的伤病中学到很多。事实上，你们很难想象一个足球运动员会留下这样的伤疤——拜螺丝和缝针所赐。实际上，我能重返赛场是一个奇迹，或许是对我的努力的褒奖。这段时期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言或文章。人们对我的断言经常让我沮丧不已。特别是某些没有任何医学或科学根据的误解。我的伤情前所未有，无数医生说我“再也不能踢球了”。甚至有医生说，我有可能走不了路。

​当时我一直心情不好，因为不能踢球。除了恢复健康，我什么都不想。那是一段漫长的牺牲和付出。终于，我看到了微弱的进步。世界杯近在眼前，但我仍然不能想象自己举起奖杯的画面。害怕和怀疑仍然束缚着我。恢复期是如此漫长，以致于我不能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几乎被困住了。我一直喜欢世界杯决赛，这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赛事，也是属于不同文化的独一无二的仪式。每一个为巴西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人都是我的英雄：1958年瑞典世界杯，贝利和他的队友们；然后是1962年加林查领衔的队伍；1970年的里维利诺、热尔松和托斯唐们；1994年的罗马里奥、贝贝托和其他人，然后2002年的里瓦尔多、小罗和我的队友们。

​幸运的是，随着世界杯一天天临近，我的膝盖越来越好。我逐渐开始身体和肌肉训练。未来充满不确定，我仍无法想象自己能参加世界杯。毕竟，教练路易斯·菲利佩·斯科拉里不大可能选择一个过去几年没怎么上场的球员。不过最终，在两年的挣扎后，我感觉自己恢复了健康。我开始参加国际米兰的比赛。然后，2002年3月，“大菲尔”把我召入国家队，参加在福塔雷萨对阵南斯拉夫的友谊赛。我只踢了45分钟——三年内第一次代表巴西队出场——但足以确保我参加世界杯。这对我而言是历史性的时刻，刚受伤的时候，2002年世界杯似乎已经没戏了。唯一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对足球刻骨铭心的助我克服困难，并让我成长为一个男人。

​大菲尔对我的信任，让我感激不尽。他可以很轻易地选择联赛有稳定上场时间的前锋，以及一个状态更好的射手，但他把票投给了我。当时我告诉他，我会全力以赴，尽一切所能恢复健康，并在世界杯上回报他。大菲尔的信任让我有了前所未有的动力。第一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土耳其。这场球对我非常重要，帮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心。上半场最后关头，土耳其率先破门。形势似乎并不理想，气氛很紧张。下半场第五分钟，里瓦尔多禁区左侧接球，把球传向点球区。我知道自己唯一的选择是凌空，也那么做了。我跳起来，右脚完成了关键的射门，将比分扳平。那不是我最漂亮的进球，但不重要。那是在世界杯赛场上，为祖国打入的进球。

​我在比赛时感觉不到疼痛，踢完全场几乎没问题。但第二天，我感觉很疼，因为很久没踢过一场完整的比赛。我重新找到了自信，因为土耳其队身体素质很好，球风激进。他们让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扛过来了。我们在半决赛再次遭遇，此前，我已经在对阵中国、哥斯达黎加和比利时的比赛中有进球。又一次开局不佳——事实上，我们一开始踢得很不好。我右大腿有小伤，这可能是我捅射打入制胜球的原因。我腿疼，没法用正脚背或脚内侧大力抽球。捅射的力量主要来自臀部，故而能减轻大腿的负担。小时候我经常踢五人制足球，这一技术在五人制比赛中很常见。整个职业生涯，我经常采用五人制的技巧，但这次无疑最为著名。毕竟这是世界杯半决赛。

​终场哨响，我们锁定决赛名额。我感到狂喜和释然。但很快，1998年决赛前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冲入脑海，让我忽然有种不安全感。那次，我打算吃完饭后休息一下，我能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上床睡觉。然后我开始抽搐，这些事情让几乎所有人都受到很大影响。他们说我踢不了决赛，但我不想投降。我去找医生和主教练马里奥·扎加洛。我和所有人说话，因为我想听到不一样的答案。我想踢、也能踢。我知道自己配得上那场决赛。我说服医疗团队做体检， 确认我身体无忧。没有任何异常，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过。然而，当我们准备去球场时，扎加洛的消息清楚明了——我不会上场。

​我手里拿着体检结果，托莱多医生也给我开了绿灯。所以我在球场对扎加洛说 ：“我很好，这是测试结果——证明我很好 。我想踢。”我上场了。但之前的一切或许影响了整支球队，因为抽搐一定看着很吓人。这不是每天都会看到的事， 整个过程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而言，都是痛苦的记忆。这次，因为那些糟糕的记忆，决赛当天吃完午饭后，我有点不敢睡觉。我想找队友说话，但大家都后睡觉的习惯，特别是在这样一场重大的比赛之前。

​最后我发现替补门将迪达没睡。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他对我真的很好，试着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他知道，我每次想起1998年世界杯决赛，就会记得抽搐。我最担心历史重演。去球场时，我终于能把注意力放在比赛上，把一切抛到脑后，轻装上阵。多么美妙的决赛。我们的对手是强大的德国，但谢天谢地，我打进两球，帮助球队拿下冠军，把过去四年的痛苦彻底埋葬。

​

终场哨尚未吹响，过去的一切便已涌上心头。我在比赛结束前五分钟左右被换下，回到替补席，我和媒体官罗德里格·派瓦拥抱。他在那段漫长的旅程中一直支持我，我开始哭泣，一直说：“我们做到了，这很难，但是我们赢了。”

​强烈的情绪几乎让我无法站立，你可以说，当时的我是地球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踢得无懈可击，即便裁判补时100分钟，德国人也挡不住我们。我眼含热泪，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几分钟比赛，我想，这不仅仅是巴西的又一个世界冠军，也是我自己的胜利。

​那一刻，我感觉圆满了。我不仅夺得世界杯，还赢下了这场为期两年、与自己身体的战斗。那是我涯、以及人生中最重要的胜利。现在，我站着不动时不会觉得疼。踢了这么多球，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在乞求休息，所以我必须让它休息。现在我有机会享受其它运动带来的快乐。我会去健身房，还打打网球。

​但实际上，每次踢球，我还会感到疼痛。它对我身体的要求，比其他项目复杂得多。足球需要速度、爆发力和惊人的加速。所有这些将让身体不同部位经受不同程度的压力。走上球场，我的身体再也无法跟上头脑。我一直说，足球是我的大学。我没时间上大学，但足球教给我的东西，比任何硕士或博士学位都有意义。我一直感谢足球，感谢它带给我的一切，帮助我成为如今的自己。参与集体项目，教会我如何与人相处，每一天的付出，都是为了集体利益。

​足球教会我最重要的事情， 或许是让我知道自己有多强大——受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赢得过很多荣誉，进过很多球，但实事求是地说，我带给足球的，远不及足球的赠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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