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5月6日黄兴、孙中山电丁义华，反驳道：“袁世凯造南北分治之言，而图反制，不知国民纵有攻击政府之心，而此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33]张謇也向袁世凯建言，称报纸舆论所称国民党预备发动二次革命实为谣言。

近代史研究往往结论先行，有沙滩上建塔之嫌。故茅海建主张近代史研究首要任务还是要进行史实重建。[1]但史实重建殊非易事，不仅要用史料说话，而且须对史料有正解。罗志田在评论茅海建《天朝崩溃》一书时，即指出茅著有用当下思想解释昔人之嫌。罗在陈寅恪考订“今典”主张的基础上提出，重建史实的同时亦须重建历史事实的语境。[2]

民初政治变乱相寻，史实重建极为困难。就袁世凯的政治行动而言，既有的研究因袁世凯违背民初共和誓言实行洪宪帝制，将其民初的一切行为都视作对国民党的“欺骗”。比如袁世凯幕后指使了北京兵变；再如袁世凯为宋案背后的主谋。在此认知框架之下，研究者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民初政争中的大量异质史料，以致阻碍史实重建。新近尚小明对宋案的详实考证突破了这一先入之见，持平看待各方史料并加以考辩，故其创获甚大，推翻了袁世凯主谋刺宋的陈说，确认洪述祖自主策划杀宋，并断言其杀机初起于提出“酬勋毁宋”之时。[3]其先行单篇发表的论文直接以“疑心生暗鬼”为副标题，与本文研究主旨颇为意合。本文希望沿着语境重建这一取径，以“南北”[4]与“猜嫌”这两个时人常用的词汇为线索，探讨民国初年南北猜嫌这一政治心理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这一政治心理对民初政局的影响。

一、猜嫌氛围与民元政治中的人事变动

纵览二十五史，在王朝鼎革的动荡之秋猜疑现象都会十分复杂与频繁，不仅君臣之间猜嫌不断，逐鹿中原的各派势力亦常上演猜疑与计谋交织的剧目。民国初年既有与王朝鼎革之际相似的各省独立与南北分裂的旧面目，同时又是一个共和政治取代王朝政治的新时代，与这一新时代相随而来的则是议会、政党、选举喧嚣的新现象。加上报刊媒体的聒噪，不同政派间的猜嫌疑忌被渲染放大，成为一个极为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

武昌起义后政局动荡秩序混乱，外则有亡国之祸，内则财政匮乏军饷支绌。身处危局之中的政治人物又时有暗杀之险，可能随时被祸。与后来人设想的政治人物应汲汲于进取的态度不同，此时各派政治势力避之唯恐不及之人在在多有。当时各派势力交织，猜疑丛生，缺少互信。深悉中国政情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曾就北京的情况叙述道：“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感。满人不信任袁世凯，革命党人不信任满人，袁世凯不信任日本人……”。[5]

莫理循对北京政治状态的观察推至全国也是准确的。他曾就武昌起义后的两派主导力量评论道：革命党人不信任袁世凯，认为他是清朝的支柱；满人也不相信他，认为他在策划倾覆清朝的阴谋。另一位外国人贺璧理却认定袁世凯“是能够调和北方和南方之间猜忌的唯一一人，从而在这个共和国站稳脚根之前，由他来渡过这段紧急时期”[6]。前者注意到袁世凯的两头不被信任，后者则认定袁世凯能居间调停双方的猜疑。这一对看似完全矛盾的论述恰足以说明南北和谈期间的政治氛围普遍弥漫着不信任与猜忌。

实际上，南北和谈中的交涉、争执与猜嫌始终存在。比如关于袁世凯就任总统地点与民国国都地点问题这一分歧，双方的考量都隐含着对对方的猜忌。有趣的是，2月黄兴主张以南京为首都，其陈说利害的论据之一就是避免外界的猜嫌，认为袁世凯南来可向外界宣示“袁与清帝关系断绝”，杜绝军民各界可能的猜疑。进而他推断袁世凯“固已见此，故日来亦有来宁之意”。同时他又指出政府北移可能引发的猜疑，“若移政府而北往，势不得不移南方之重旅以镇北京，南北混一初成，移南军而镇北京，必启猜疑之渐，积猜疑而生破裂，后顾之虑，正复滋多。”总之，“袁能南来”可使南北的感情更加融洽。[7]

不难看出，黄兴欲避此重猜疑却又陷入另一重猜疑。章太炎便直斥黄兴意见荒诞，他针对黄兴“政府移北有投降之嫌”的见解，指出：袁公南来，亦有受降之惑……若北若南，终无可以解此嫌者；必欲解之，惟有南北分裂，各拥土疆耳。章又诘问移南方军队镇北京的真实意图，称：“乃云不得不移南方重旅，以镇北京，夫军事区域，遍布诸州，本不以政府迁移，而军人亦从之远戍。北方六镇，皆数年劲旅，弗若南方临时招募之兵也，此犹不足以镇北京，而待南军镇之乎?所谓镇者，谓镇袁公耶?抑镇宗社党耶?若云镇宗社党者，何以袁公在北则必往，袁公南来则不必往。”[8]显然章氏所见，袁世凯亦不难想到，而实际上南军意欲北上的确引起了北方的猜疑。

稍后章太炎指出不必猜嫌袁世凯称帝，其依据为“今北部之兵，不过十万，纵或精锐过南军，其不能制胜于国外明矣。患人之为帝王者，不在其心而在其势，势不足以建大号，亦焉用猜防为？”[9]后来袁世凯向其当面解释自己不欲称帝，章太炎亦再次重复这一见解：如能战胜外敌日本，自然可以称帝。章太炎的判断于史有据，此时却难释群疑。

南方临时政府经协商最终做出重大让步，表示国都地点可北可南，留待正式国会召开再议，只要求袁世凯务必来南京任职即可。2月18日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北上欢迎袁世凯赴南就职。不料2月19日北京突发兵变，于是原本计划两周内南下就职的袁世凯担心北方秩序失控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孙中山也不得不让步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民国大总统。革命党一方多怀疑袁世凯操纵兵变，但对当时军队情形颇熟悉的冯玉祥的判断应更接近实际：其时军队纪律涣散很难掌控，说袁世凯操纵兵变显然是对他能力的高估。主持南北和谈的唐绍仪与梁士诒听闻兵变极忧闷，担心南北两方又因此生隙。[10]而兵变发生之后南方迅即要求调南军入北平息兵变，这一意图显然会引起北方的猜忌与警惕。

南方留守黄兴与财政总长熊希龄之间关于借款问题一事的争执与相互之间的猜疑亦息息相关。民国初创，共和政府面临的第一棘手问题便是财政，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途径就是对外借款。但舆论对借款问题颇不能谅解，认为予外人以监督财政之权，有亡国嫌疑。4月29日，黄兴竟然通电公开谴责，并要求经办此事的财政总长熊希龄迅速废约。熊则甚觉冤屈，认为这是猜嫌心理作怪，他抱怨道：“前清时代，贤能之吏，精神才力均消磨于猜疑应付之中，不料民国初立，此弊更甚前清。”

黄兴与熊希龄之间关于借款的猜疑夹杂着南北、党派因素。作为南京留守的黄兴要维持南方军队的稳定急需军饷，但负责财政的熊希龄许诺的划拨南方军队的款项却迟迟不到。5月4日黄兴急电财政总长熊希龄，一面要求熊迅速废除与四国银行团的借款约定，一面催其迅速发放军饷，称：“此间困苦万状，毫不念及。所谓拨归南方一百五十万，只为财政部收回军用钞票之用，实无一钱及宁，徒日以空言搪塞，不知全国命脉握公一手，若再犹疑，祸且立至。兴交待在即，责任属公，能担负否？”[11]不仅借款中计划划拨的军饷未到位，前此唐绍仪总理在南京参议院提出财政说明时许诺的一千万两军队恤赏也未发放，黄兴只得要求“用公债票行之”。

至5月18日黄兴派军需局长领取熊已答应的300万经费作为军饷，但上海银行又未发款。考虑到熊希龄长财政后前此各类款项皆未到位，黄猜测熊希龄应是秉承袁世凯意志故意不发放南方军饷，于是断定“熊总长电令沪行不发”。随即发电诘问熊希龄电，称：“军队嗷嗷待哺，必须实款始能疗饥，非可待仅电纸空言，搪塞民事。兴至此时，已再不能支持，以后一切责任，惟公等担负。”

熊希龄随即复电表示惊讶，称其曾屡电上海银行经理吴鼎昌“令与公妥商办法，并无电令沪行不发款之事，电局皆有底码，请公查明，如实，愿甘认罪”。但熊另一面又颇为神秘地强调：外国汇丰银行，刚刚允许把款项发往上海，“其中收付交涉，曲折颇多，非一言能尽”。接着其话锋一转“此项借款，忍辱吞声，外人不谅，国人不谅，龄均不顾。而同志如公，尚且生疑，使龄何以自明？”[12]此处熊指黄兴“生疑”一语双关：第一，熊希龄自认对外借款交涉忍辱吞声，而黄兴仍生疑心责其这一借款有亡国之嫌，使其无法自明。第二、黄兴疑心借款中拨归南方军饷的款项，熊希龄故意不予发放，亦是令其无法辩解。

熊希龄一直猜疑黄兴的攻击具有党争性质。5月25日熊提醒黄兴借款一事：“国务院全体赞成，参议院亦先商及，议定之后，龄与唐总理又同时签字，实非龄所擅专。特以各党攻击临时政府，虑摇国本，龄不能不以一人担此恶名，曾经登报声明，借款事全属龄一人之咎，与唐总理无涉。”最终熊与黄兴在借款问题上闹翻。

黄熊关于借款的争论也牵涉到原本就极为微妙的唐熊关系，而唐内阁瓦解就与唐熊关系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一过程中猜疑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唐熊之间关于借款确有所分歧，唐主张在四国银行团外借比款，而熊到京长财政后则主张仍向四国银行团借款。按照蔡元培后来的记述，内阁分为两派：一派是总统派事事唯总统意图，另一派则相反。这样的大致分野对国务员中同盟会和北洋派人物大致成立，但在具体问题上同一派别亦难免有斗争。

早在5月间报纸舆论就有一种看法：甲党疑乙党排唐以扶熊，乙党疑甲党扶唐以排熊。章太炎也认为熊唐不和与同盟会共和党相争有直接的联系，他认为：“同盟会和共和党两党相争，不为政策，只为门户。”进而他举出唐熊不和的具体起因：“熊秉三激动湖北议员，令拍案骂唐总理。后秉三行文国务院，唐总理却之不收。”不过5月25日熊希龄即曾提示黄兴：“上海报载，龄与总理意见不合，恐系党人激词。实则国务员十一人，同心同德，并无龃龉。乃因院外两党相攻，致影响于龄与总理耳。”[13]黄远庸于6月9日的通讯中也曾辩称：三党在走向调和，熊唐也分别向共和党与同盟会要求党员扶持内阁维持大局。

虽然唐熊等人一直努力沟通以维持大局，但猜嫌的发酵最终导致熊坚辞总长。章太炎曾记述当时争论：“唐、熊、蔡三人争论于大总统前，熊欲辞职。蔡云：尔何不组织新内阁？熊大怒曰：我作财政总长，只为借款，非欲夺总理，尔尚疑我，同盟会缪妄可知！”[14]

唐绍仪的最终去职一度引爆了南北双方早已有之的“猜嫌疑忌”。袁世凯意欲称帝的传闻也因此再度甚嚣尘上。1912年6月国民党激烈派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直斥袁世凯迁都、借款与督直事件中的作为皆是其帝制自为的预备，并断言其必进行复辟。他举出四条论据：第一条和第三条指袁曾主君主立宪，现在又召回康梁党人摧残革命党人，其目的是帝制自为和开明专制。显然这样的推论为诛心之论。而第二条和第四条则指袁的政治行为出尔反尔，这与其称帝与否也无必然关联。可见戴季陶的论述是先入为主认定袁世凯有帝制之心，致使袁世凯任一行为都似别有目的。

黄兴身为南方留守，亦处于北方之“猜嫌疑忌”之中。北方舆论中一直传闻四督谋独立，南方留守政府为一独立政府云云。从黄兴就任南京留守一职伊始，北方主导的舆论就一再怀疑其欲“独立”。黄兴辞职后，仍不免有人猜疑，章太炎便致书袁世凯认为黄兴此举以退为进，极为高明。种种人事纠葛致使南北之间的猜嫌有愈演愈烈之势，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便注意到这一现像，他说：“南北问题已无，然而市虎杯蛇，积疑生暗，南人谓北方政策有罗马凯撒拿破仑之手段，北人谓南方拥兵有希图割据宣告独立之思想。悠悠之口，牢不可破者何也？”

武昌起义后南北和谈双方本无互信基础，但通过北方代表唐绍仪这一可以沟通双方的人物使不可能互信的双方最终达成了妥协。唐与袁世凯私交甚深，其与南方相契合则因国民党谈判诸公多为粤人。但6月唐绍仪去职，南北双方顿时失去了一个重要调和者。两个月后，革命元勋张振武被袁世凯在京未经审判就地枪决，南北双方之间脆弱的互信再受打击。这一紧张局面以稍后袁世凯召孙黄在京协商而告一段落。但在片时的安宁之后，真正的山雨也终于要来了。

二、南北猜嫌、宋案与二次革命

南北猜嫌主要是围绕权力的分配问题展开的。权力分配问题恰恰也是民初政治的核心问题。正因如此，围绕共和国的第一届正式国会选举，南北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身处当日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不乏选举之后必有大乱的担心。章太炎便认为：选举之后，即是大乱必作之时。故其选择避走东北边陲，以示“危邦不入”。稍后梁启超也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表示担忧：选举之后半年内恐有大乱。[15]

南北关系随着第一次国会选举的临近也愈发微妙。早在1912年9月身为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就主张迁都南京。与此同时国民党激烈派甚至提议国会北迁受制于政府遂主张自行召集于南方。这些看法无疑会引起北方的猜疑与警惕。

至12月欢迎国会团事再起，并愈演愈烈，一时间报纸舆论频频报道，有论者即指出：名为欢迎国会，实为主张迁都。1913年1月3日主张调和的国民党温和派孙毓筠发表通电，痛责这一举措：“南北意见，自孙黄入都后，渐已消融……而斯说一倡，徒令南北人心，又生恶感。”[16]1月10日袁世凯亦发布国会召集令，要求所有议员齐集北京召开正式国会。袁世凯就欢迎国会团一事询问孙中山，2月7日孙中山复电向其释疑：“此间人士组织欢迎国会团，只为欢迎国会团员，激发人心见，缘无别故。文更未加入其间，非所闻问。”[17]

在此期间，南北行将分裂传言再起，南北猜疑愈演愈烈，“在南方者，多疑北方又帝制复活之虞，在北方者，多疑南方有破坏统一之举。猜嫌日积，谣诼繁兴”。2月北方军人联合会为释群疑，发表公开宣言：“担保帝制不再发生，并号召建设统一国家。”[18]正式国会选举之后即有正式总统的选举，二者都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南北双方的政争由此日炽。

这一时期国民党一方运用谋略和权术十分频繁，而北洋领袖袁世凯更是以善使权术著称。总之这一时期南北双方的政治行为中，权术运用已成一种惯习，就具体一时一事而言政争中的一方常因权术运用而获利，但就整体政治文化而言类似行为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猜嫌导致互信难以建立。如果拉长历史时段观之，更能清楚此中的历史脉络。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虽在军务政事中不免杂以权术，但对其而言权术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负面手段，其思想层面始终以至诚为原则。稍后的张之洞也不以权术为荣，辜鸿铭曾评论其好用权术，张勃然大怒。但民初南北两方都以使权术行诈为其习用行径，并不以为耻。

南北双方本就极其脆弱的政治互信因宋案的发生而走向坍塌。3月20日宋案发生，22日宋教仁伤重而亡，24、25日迅即捕获凶手，搜获证据。黄兴曾致梁士诒一电希冀就此事与袁世凯一方沟通：闻发现证据颇多，外间疑团，实非无自……梁因位置微妙未予以回应。黄兴在宋教仁被刺一度怀疑杀手是否错认宋为自己？在他看来，宋以调和南北为事者，其政治观念和平稳健，然近来并无举动足以召祸。[19]

考虑到宋此前有更换总统之提议，黄兴等国民党人又发现案犯电报涉及赵袁，于是就断定袁世凯为杀宋幕后指示者。而袁世凯得知宋案结果后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并称3月2日应桂馨冬电报告黄宅开会时黄宋两派争吵情况，由此断言宋应为黄派所暗杀。[20]实际上在前此报纸上即有黄宋两派斗争的传闻。这也是最初袁世凯给出的说法。与此同时，北方报纸舆论也多猜测宋为陈其美所暗杀。

3月26日袁世凯方面已知南方发现证据，其中牵涉政府处颇多。3月29日陆建章约张继宴。张继答曰31日可赴宴。3月31日饭后张继访赵秉钧家。王治馨亦在场，述说案情来龙去脉：“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于此。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21]

而之前一天3月30日宋教仁追悼会在上海召开，赵秉钧派警察总监王治馨出席，王解释道：“自宋被刺后获犯应桂馨，搜出证据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应、洪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袁总统不免疑赵，而赵以洪时往袁府，亦疑袁授意。乃前日赵与袁面谈，彼此始坦然无疑。惟袁谓宋被刺前，洪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多掣肘，皆有反对党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袁答谓：反对者既为政党，则非一二人，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现宋果被刺死，难保非洪籍口为迎合意旨之媒”。

可以断定，王治馨应为袁世凯和赵秉钧授意，分别通过两个渠道向国民党释疑。合观这两次的说法，可确认如下两点：第一，洪述祖自作主张杀宋，袁世凯略知，但并未支持；第二，宋案发生，因洪述祖自为，袁赵一度互疑，但沟通后双方坦然。

需要说明，国民党方面尤其是宋教仁力主政党内阁，中间夹杂提防袁世凯的意味。杨度即曾向国民党方面明言：政党内阁实际上仍是对袁世凯猜疑，国民党应该信任袁世凯，全心全意支持袁世凯。袁世凯自己也多次声称：约法缚人。他曾讲道：孙中山为大总统，就实行总统制，而我做大总统，约法就改为内阁制。因此在袁世凯看来国民党方面的各种举措就是“捣乱”。

正是在这一氛围下，袁世凯方面传递的案件实情，并不能为愤激的国民党方面所接受。黄兴的态度即是一个证明。4月13日《民立报》登载黄兴悼词：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22]此悼词近乎指名道姓。

3月底4月初孙黄等人齐聚上海，商讨对策。论及武力解决和法律解决两途。但武力解决必须依赖各省起兵，各省多不谓然。而袁世凯一方亦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有所防备。袁世凯为防患未然希望尽早签订大借款。为了阻挠借款，国民党方面促使程德抢在这一天的凌晨全将宋案证据发至报馆公布。众所周知，来往电文确实很容易将此案与袁世凯赵秉钧相关联。

4月28日赵秉钧、袁世凯分析已公布的宋案电文，再次表明其并非宋案幕后主使者。袁世凯并称：“近一年来，凡谋二、三次革命者，无不假托伟人，若遽凭为嫁祸之媒，则人人自危，何待今日。甲乙谋杀丁，甲讹乙以丙授意，丙实不知，遽断其罪，岂得为公！”国民党方面显然不会接受这一论断。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面对袁世凯赵秉钧的辩白，并未坚持此前袁赵为刺宋幕后的看法，而是指责其先前曾诬宋为国民党方面所杀。

张謇后来如此评述这一时期舆论所向：“宋案发生，证据未布时为一截：因宋被杀南方心理为之一变，不独党人。又据传所闻，政府或有牵涉，则以为此等行动，非政府所应为，又以为政府何取而为之，或者疑，或者叹，或者恨，此为漩流；而证据披露，众心明白后为一截：案证既布，讨论峰起，政府乃可与此暴行相隔。疑者明，恨者释，叹者辍声。国民党犹喧闹不已，而舆论倾向之易，始此矣。此为改道之流。”[23]其实国民党方面的评论亦有相近看法。

无论政府的自辩如何成功，宋案对政局的影响已经无可挽回。这一时期的政治谣言，很能反映局势的暗流涌动。张謇之子在青岛闻德国人在为广东、江西的独立做预备，便向其父询问虚实。张謇一面“告以南北谣言甚多，无此事实可不必信”，一面又感觉“必有谣言之结果”。[24]4月26日，同样觉察到谣言危害的袁世凯命令国务院通电各都督，强调宋案发生之后“外间不察事实，动云某某指使，或则牵扯政府，或则指斥伟人，辗转传讹，挑动恶感”，他特别告诫：现在国基未固，虽极力维持，犹恐不及，岂容尔虞我诈，妄起猜疑；又称“报纸则为不根之谈别有用意”，并严辞责备“好事之徒，不候法律解决，妄生谣诼”以遂其破坏之计。[25]袁世凯对南北舆论两面都予以申斥，希望可以超越南北显示自身代表中央的身份且持论公正。

4月30日袁世凯在秘密军事会议上更加严厉提出要制裁报纸。5月1日颁布总统令：“凡罪案未经审判以前，照律不得登载新闻。乃有《国风报》、《国光新闻》、《中国报》等，任意诬蔑，有万恶政府、政府罪人等语。应据报律十一、十三条，刑律二百二十一及三百二十九及三百六十条，先行告诫云云。”[26]5月2日袁世凯又发电称：“宋案发生后，谣诼繁兴。政府中人，几于无一不处于嫌疑之地。究之此案关系重大，无论如何，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现在各项谣传，原无辩驳之价值，尽可听之而已。”[27]5月3日袁世凯又再次申斥报纸舆论“乃有不问是非，不顾虚实，竟将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一笔抹倒，凭个人之成见，强举世以盲从，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严禁散布关于宋案和借款事件的谣言。[28]

此时，袁世凯与国民党方面对南北分裂问题的判断和表述颇有不谋而合之处。5月3日北方发布《对于传言南北不和之声明》：“人人言南北意见日深，其实南方各省维持中央者甚多，不能以一二省之举动，概目为南方违抗中央。”5月18日袁世凯进一步认为：“不是南北问题，而是地方反对中央。”而5月6日黄兴、孙中山电丁义华，反驳道：“袁世凯造南北分治之言，而图反制，不知国民纵有攻击政府之心，而此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

双方口头上均避免将问题定性为南北问题，实际上无非是在互相推卸南北分裂之责。这也意味着袁世凯与孙黄的矛盾已经被摆上台面，双方已经进入分裂的前夜。5月3日袁世凯称：“乃近阅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各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视乱萌……”[29]孙中山黄兴反击道：二次革命之说，实为不经之谈。[30]稍后黄兴亦驳斥袁世凯：“当此舆论纷腾之际，乃据外人无根之报纸，发为命令，以欺饰天下。”

5月6日南方四省都督联电，北方各省都督随即联名发电驳斥。早在3月康有为就认为：“近者河东悖命而缚使，江西据险而阻兵；顷者滇、黔、川、桂四督同电，发南方割据之谋，指犬牙角峙之势。”[31]而此时南北各都督联电相互指责意味着前此传闻的南方各省独立而谋联合之意图表面化，南北之间的对立也变成“事实”。

但此时也未必意味着双发一定会兵戎相见。5月，南方倾向国民党的各省都表示无法起兵发袁，舆论与人心所向也皆不利于国民党一方。故国民党此时也积极收束，甚至对革命派过激行为予以制止。5月29日徐企文攻打上海制造局。事前黄兴预行警告制造局并报中央；事后江西都督李烈钧上报起义领导之一柳人寰踪迹，并准备随时解缉南京。张謇一度据此认为“即此类推，外间所传种种乱谣，悉由假托”。

有意思的是，5月31日下午陈其美往制造局拜会陈榥，公开向外界说明事件经过，甚至向外界披露内幕消息，说这批肇事的人都是被动的，主动的人在北方，早先的起因是西文报纸造谣黄兴陈其美在上海图谋造反，外交总长就与某国公使会商取缔办法，要将他们驱逐出租界，但公使会议上没有同意。于是内务部就派人来运动这些人假冒黄兴陈其美名义捣乱，就是为了将黄兴陈其美驱逐出租界。最后陈其美说：此话虽不可尽信，然亦不能无疑。[32]

这时《民立报》的报道倾向也为之一变，朱宗良严厉谴责了攻打制造局事件，并称二次革命实为谣传。[33]张謇也向袁世凯建言，称报纸舆论所称国民党预备发动二次革命实为谣言。但他私下也表示忧虑：“此事病根须先杜谰言，以断侦探之资料，然不晓事人太多，如何能杜？”[34]

6月2日汪精卫和蔡元培回国，由赵凤昌与张謇居中与袁世凯沟通，南北调和又起。6月6日孙中山也表示愿与汪精卫携手一道入京与袁协商。9日汪精卫、蔡元培提出调和条件。24日孙中山向日本方面表示宋案并非袁主使，但袁略有所知。

但此时的袁世凯却丝毫没有缓和之意，6月16日致电张謇，称：“自共和成立，待遇伟人，倾城接纳。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不意国会将开，党争剧烈，适有变故，借为大题，北伐乍闻，逢人辄告，煽乱之使，日有所闻，以及军事会议、暗杀分途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

居间调停的赵凤昌将此电出示给蔡胡，二人明确表达了退让之意。赵凤昌复张謇函内称：“昨今两约蔡胡过谈，出示抄电，俱说电内最要在‘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一语，此则定无可虑。然亦足见项城推诚，肯于说透。现在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

赵凤昌的调和活动一直进行到7月初。7月2日赵凤昌致张謇函犹谓：“近日他处无意识之举动，想中央必不因此见疑，去电亦望略及，免得又生枝节。”[35]但是双方“无意识之举动”还是导致7月12日的江西战事，随后江苏独立，标志二次革命爆发。时人曾评论：“讨袁军之起，固由东南各省刺激于袁氏之失政，原因至为复杂。而其导火线，则为派赴江西及江南制造局之北兵……南北军队，猝然相遇，必不免于冲突，袁氏所稔知也。然则袁氏之派兵于江西及上海也，何居?宁、赣二省，固有可派之军队，何以皆不信任，而必临以北兵?”[36]汪精卫也称江西战事实因北兵相逼激发。总之，作为民初政治关键节点的宋案在猜嫌中发生，又引爆了猜嫌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促成“二次革命”爆发。

三、南北猜嫌的发生机制

民国初年共和取代皇权，政治权威远未建立，中央政府的“统一”只是徒具形式，而“各省独立”和“南北分裂”则是隐含在形式之下的实际形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政治状态为“猜嫌”政治文化的产生提供了特定的土壤。

南北问题古已有之。近代南北对峙的政治意识则在辛亥之际形成，1916年杨荫杭即称南北这一不祥名词产生在辛亥年，亦有人呼吁共和成立后南北畛域就不应存在，但这呼吁本身其实意味着南北畛域并未消失。与其相伴随的是南北分裂传言不绝于耳。辛亥南北和谈之际报纸舆论常有倡南北分裂的声音。至民国二年二次革命爆发报纸舆论与时人日记中南北行将分裂的传言频频出现。黄远庸曾记述南北分裂之说的变化：“南北分裂之说，革命最烈时已有之。近数月复盛。外人多以正式国会开时，即中国南北分裂之端绪。至宋案发现后，则不特外人言之极烈，即本国人亦多言之。”[37]

时人常讲南北新旧，其含义往往是南新北旧。这一大致划分始自晚清戊戌庚子年：戊戌，杀新党，皆南人；庚子，杀旧党，皆北人。新旧也是自晚清开始时人常用的一对概念。武昌起义后萧举规曾电孙中山，他强调：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人心由学说而定，而掌握“学说”的新知识者“来归者络绎不绝”。这意味着南方已居胜势。[38]不过代表北洋势力的袁世凯则因其能团结有政治经验偏旧一类的人士，被认为可以力挽狂澜救大局。南新北旧都是相对而言，袁世凯在外国人眼中就是朝廷中比较趋新的一派。后来孙中山推崇袁世凯出任总统，他评价道：“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时段、旧手段不可。”[39]而一般归于南方趋新一面的革命党，其中的佼佼者章太炎却最重历史传统，其“深湛六艺”，常以孔子纪年标识光复会与同盟会之区别，甚至隐然自居为道统传人。[40]调和南北之间的唐绍仪因其留学生出身，极端仇视旧知识，倡言：将一切有旧知识的中国人扔到公海！可见当日南北新旧常移形换位，对立互渗，错综复杂。

南北新旧问题，其实包含着相当程度的同乡观念和省籍意识。章太炎曾指出新党相互结合的纽带之一就是同乡观念。[41]清末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报刊亦多以省界命名，如《浙江潮》、《江苏》和《新广东》等等。而自新政始，因倡导地方自治传统的省级地缘意识逐渐变为政治文化共同体意识。章太炎曾说：盖自地方自治说兴，而省界遂牢不可破，谘议局员，保守乡曲之见者，多绅士富商，夜郎自大。其说对谘议局员虽意近戏谑，但其看到“省界牢不可破”颇有见地。具体言之各省谘议局本为连接上下监督督抚而设，但其既有与督抚官界相抗之一面，又因路事、教育事而有沟通绅界与军界之一面。武昌事起，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但其时内外交困，其参谋之一李国镛赴教育会以“诸公与黎公皆为铁路协会会员”身份号召大家相助。[42]武昌起义之后区区数月间南方各省“独立”亦可说是省籍观念使然。

省际畛域对国家统一隐含的危害，民初人士已颇多注意。1912年章太炎强调军事建置之初勿令谘议局议员参与军国大事，称：“若令议及大事，必至各省分离，排斥他人而后已。是则中国分为十数土司，正堕北廷置宣慰使之术中。”[43]3月章太炎与张謇、程德全发表宣言强调：“为了应对外患，应早日统一，成立全国联合会。”

稍后湖南都督谭延闿亦通电呼吁：“各省以言军事，则骄惰成习，不识服从为何物；以言民事，则司法行政时又冲突，财政困难，尤其小焉。愚以为，国务员应即时确定，其以后之积极进行，当悉听命于中央政府，而以国会为监督机关，以符合民国政体。不然南北虽一家，仍不统一，此中危险，更何以治内而对外乎？观前清政治，议者讥为十八国。倘或因统一而实行专制，因共和而未能协同，凡皆足以致前途之危，酿第二次革命之险。”[44]

7月宋教仁亦亟亟于全国真正统一，他认为“二十世纪之中国，非统一国家、集权政府不足以图存于世界”，然而国内现实却是“各省俨成封建”。[45]张謇亦曾述说各省独立情状的迫不得已：南方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46]

孙中山的看法有些特别，当记者黄远庸以其观点五六年后军民分治才可能实现追问他：那中国五六年就必无统一之望吗？孙中山答曰：“五六年不统一，有什么要紧，何必那么着急。另外各省都督是中央任命还是各省民选，孙中山亦主民选。其思路有些迂回：其一中央委派一旦所选之人与地方发生冲突，反生地方与中央的恶感，且中央往往无相当之人可派；其二都督既由民选，地方上有不满意都督之处，他就来京借助中央的势力来牵制他。都督恐怕他们牵制也就不能不借助中央，中央的势力反而增大。”[47]

南北分裂与各省独立的政治形态催生了“猜忌”政治文化。早在1912年2月下旬折冲于南北之间的张謇就曾感慨：“世变益不可测，謇观世之怀亦因之屡变。大要在南北猜忌。猜原于褊，忌原于争，积此二因，乃生种种幻相。”第二天他又阐发南北谣言的产生及其原因：“南北谣言都极离奇，推考缘因，大略由于侦探而生者三之一，由于平空捏造以献勤或构陷人者三之一，有其事者亦三之一。今论有其事者：其故由于积猜，而猜生于分之未定。所谓分者，位也，权也，利也，党也，人也，五者赅之。”[48]

张謇所讲南北谣言三分之一者成于侦探。具体言之，袁世凯就有专门的间谍机关侦查政情。张謇其实也位置私人于袁世凯是左右了解袁的动向。章太炎夫人也曾发现上海某地即是袁世凯的间谍机关。[49]章夫人亦曾忆及一事：“章北京晤袁，袁授章太炎四万元支票，回沪予以攻击袁的各报津贴，其余由章支配。章接受回寓后正踌躇。忽然而早已在京的张謇来章住处，要求将袁钱赞助其所办的大共和报。由此章与其夫人始知张謇安插私人于袁世凯左右了解其动向。”[50]更有趣的是，莫理循的友人曾经介绍一事：一报馆即袁世凯在上海侦探机关所在地。

而“平空捏造以献勤或构陷人者”亦不乏其人。1913年5月14日张謇曾评价党人：“党人欲自利乎？则自居其名，啸呼而起，何必假黄君之名？或又有假孙者，以为二君之名，足为天下信仰乎？则当贵之，爱重之，不当视作无足轻重之商标，任意冒窃，使二君之名，亦因之扫地。夫假人之名，犯天下之难，而己于暗中播弄搆扇，事成则收推戴之利，不成亦收易亡之利，是以二君为市也。”[51]1913年5月10日章太炎曾讲宋案风潮为唐绍仪“伪为调和”的结果：迩来宋案、借款两端，人皆激戾，亦未有实事，只以朝有佞人制造风潮，转相簧鼓，授意中外报纸，散播谣言，以屏总统之聪明，而蔑元勋之名誉，恫疑虚吓，冀得自认调和，于是遂其私图，建起死党，将来调和结果，不外以唐绍仪组织内阁。庸人不察，攘臂相呼，甲者曰总统杀人，乙者曰方镇倡乱，事皆乌有，而无不在佞人黠术之中。[52]

张謇特别强调有其事的谣言起于积猜，而积猜则起于分之未定。无独有偶，梁启超也曾强调明分，他讲道“分也位也，所以定民志而安天秩”，否则，“全社会皆习于侥幸，则人人失其安身立命之地，社会之基础，安得而不动摇？夫我国近年来受种种恶潮所簸荡，士大夫之习于侥幸者滔滔皆是”。梁将这些习于侥幸的民初士人称为“中高等无业游民”。[53]

主调和之说的江苏都督程德全看法相对温和，强调局中人因时因地因人对政局变化的认知有所差异，以致相互猜忌。他进而指出上述表象之后引发猜嫌的机制则是：“巧者以钩距为无上之能，悍者以激烈为最后之盾。其中阴谋浅识者，更利用离间播弄之手，盲从鼓噪，各有拥护，媒利藏身，侜张为幻。”

谭人凤则提到：“不得志南与北者，则怨望造谣互相泄愤；反是得志者则有希荣固宠，伪为忠于所事，以售其欺。”推而广之，因辛亥革命造成的社会变动其中失意者众多，比如民军就是一重要社会群体。其大多由会党这一传统社会的边缘性群体组成，因南北和谈成功，当政者对其如何措置颇为棘手。广东“二次革命”即由民军首倡。当时广东民军的重要一支由起自广西梧州属于客军。而南北和谈成功后民军军饷及主客关系都极难处理。所以其需要北伐来解决各种难题。湖北亦是如此，其爆发二次三次革命，亦因边缘性群体会党无法安置。当然革命元勋们并未在革命中获取所期望的权力与利益亦是一因。很多失意者都参与酝酿二次革命乃至三次革命。参与宋案的应夔丞亦是会党领袖，其曾在辛亥革命中建功但所获甚少。另一涉案主谋洪述祖亦曾在南北和谈有建策之功，但仅获总统府秘书的职务。因此从社会角度而言南北两方谣言的蓄水池就是辛亥之际失意的人群。

失意与不失意之间的转变亦快。赵秉钧是北洋中坚人物，为袁世凯亲信。其在南北和议时借其大管家与隆裕太后宠幸的太监小德张关系甚密“这一秘密路线”向隆裕太后行贿，最终促成清室逊位诏书的发布。“当时北洋基层干部俱认共和之成，赵功莫大焉，第一人内阁总理非他莫属”。袁世凯亦许其以总理位置，但因南方力荐唐绍仪为总理，袁世凯“不得不许南”。但结果唐绍仪出任总理，其只获一内务总长，为失意者。但不到一年其即出任总理。而曾经出任总理的唐绍仪很快黯然离职，变为失意者。

辛亥革命的社会变动造成一批边缘失意人群，其成为南北猜嫌的社会基础。但南北猜嫌的愈演愈烈一大助力则来自于自清末以来政治与报纸舆论得深度结合的“传统”。晚清报纸舆论对辛亥革命成功作用巨大。武昌起义之后清朝迅速覆亡，在清一方多言清朝亡于舆论。袁世凯请皇帝退位书也说：人心由学说而定。后来张謇也评说辛亥革命是一场口舌革命与心理革命。总之报纸舆论鼓吹革命学说影响社会心理为之一变，被时人咸指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首要因素。

黄兴曾讲道：“在革命以前，光复事业几全寄于报界，因运动革命非有言论鼓吹不足以动人。此次革命能底于成，且成功如此之速，全恃报界之力。”[54]梁启超归国总结言论界的演化也曾将辛亥成功之快的原因归为“报馆报馆鼓吹之功”，他还指出“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体否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也就是说，曾经克汉阳军事上短暂胜利的北方出于多种因素并未能乘胜追击，最终与南方媾和。这提示辛亥革命军事与武力并非决定胜败的关键因素。或因此，民初政治各派人物视舆论之功效大有“视若帝天”之势。1912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之际专门向梁启超请益政略，梁即建言：要之，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的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晚清舆论权势的转移凸显于孙黄章领导的革命党与康梁领导的保皇党之间的竞争。梁启超曾自述掀动晚清舆论的艰辛：“乙未在京组强学会办《中外公报》沿门丐阅，送至各家门者，因谣诼辄怒以目，而至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55]章太炎也曾讲：“舆论本无一定。有些意见，贵在坚持，不断鼓吹，持此论者便由少数而变为多数。”[56]

经过激烈论战革命派逐渐居于舆论主导地位。晚清公认的舆论巨子梁启超，其自创“新民体”，《新民丛报》播报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但到1910年何擎一致梁启超信中愤愤道：“今日受人唾骂，而无一报以自申辨，虽有《国风》以发表政见，而不能普及于国人”。其自剖惨状：“即如沪上日报六家，《时报》不必论，《新闻报》则凡涉于开禁之文牍一字不登，其余《神州》、《民立》、《天铎》、《申报》则日日造谣，日日乱骂而已……吾若有报以主持言论，其毒不至如是之甚也”。[57]

时至民初，“暗中做舆论之主”的袁世凯常以经费赞助乃至直接派人主办各色报纸，其结果是袁派逐渐控制了北京的主要报纸。于是晚清革命党与保皇党的攻讦之风一变而为南北舆论的互攻。孙中山曾电袁世凯要求政府对北方报纸攻击其贪污做出澄清。宋教仁曾直斥《新纪元报》造谣其与孙黄有冲突、并责备《民视报》等报道失实：谓孙中山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并希冀各政党与报纸“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58]孙中山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报纸舆论自由但不能揭人隐私，一味攻击个人品行”。南方国民党激烈派对北方的攻讦诋毁亦甚烈。于右任亦希望不要造谣。总之民初党派攻讦之风比晚清犹有过之。各类谣诼此起彼伏，不断破坏着民初的政治生态。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初的报纸舆论威力巨大，而报纸上的负面报道对政治人物也具有极强的压迫性。因此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行为受到报纸舆论攻击后，往往需要回应以表现自己的正当性。熊希龄因借款问题面对“卖国”指责，便不得不公布与黄兴的私电以明心迹。而黄兴为了澄清其倡导分裂独立的指责，必须登报宣布其坚欲退隐的决心。宋教仁、章太炎也多次登报应对政敌对自己的攻讦为造谣与诬蔑。

民初各类政治信息越来越多地由报刊登出，与之相应的是政治人物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报刊来了解政治事件的情形。舆论骄子梁启超就习惯剪辑各类报纸来了解政治动向。赵凤昌也常常根据时报来判断形势。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一方面责备勿信报纸谣言，另一方面其决策却往往以报纸报道的信息为据。比如1913年5月3日袁世凯下令严惩各地不法之徒，其所据信息即“上海四月二十九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第二次革命”及“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备运兵赴宁”。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南北猜嫌与报纸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谭人凤便指出南北双方猜疑之说大半是因为“报纸播弄”。程德全号召调和的通电也指出，猜嫌加剧，报纸难辞其咎：“各机关报纸，无虑数十种，亦复是丹非素，各主极端。甚至拾掇依稀仿佛之新闻，邗发陈腐琐屑之隐事，非冷嘲热讽，即丑诋怒骂。”

1913年3月25日蔡锷发电直言宋案因报纸互相攻击而起：“乃各报章，徒以政见之不同，往往刻意攻击，蹈隙逞私，遂演出此等惨剧，既非国民之福，尤为世道不幸。”[59]接近国民党一方的章士钊事后反思宋案至二次革命这一段历史：“国民党以宋案之波折，日日以媾成大狱为事。政府自知其理屈也，百计以弥缝之，故二次南方之革命，未始非报纸激成之。”由前所述，袁世凯不仅注意到报纸的负面作用，并且有所行动。

总之，民国肇造政派间猜嫌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南北问题与猜嫌问题合二为一，成为民元、民二政治的最大症结。而这一时期政治猜嫌有其发生机制，一是南北妥协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不确定和权力关系的不稳定，二是政治游民即政客的奔走离间，三是报纸的渲染、煽动。

结语

民国肇造，政派间猜嫌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南北问题与猜嫌问题合二为一，成为民元、民二政治的最大症结。猜嫌问题催生政界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这些变动反过来又不断加剧猜嫌现象。作为民初政治关键节点的宋案，在猜嫌中发生，又引爆了猜嫌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促成南北分裂预言的自我实现。民元、民二的政治猜嫌，有其发生机制，一是南北妥协所造成的权力结构的不确定和权力关系的不稳定，二是政治游民即政客的奔走离间，三是报纸的煽动。在上述复杂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民初政治互信被彻底摧垮。

南方预言袁世凯一定会“帝制自为”，北方则倡言南方必将独立。历史局中者的预测与之后历史发展的结果一致，这提示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结构决定论与自我反思性二者的关系。马克思曾根据英国资本主义状况断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最终结果必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这一洞见似乎并未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不能因此低估马克思这一判断的科学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曾对此说明：恰恰因为人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对抗的结构及其导致的后果，所以人们可以通过采取各式措施避免这一结果发生。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性对决定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特定时空下，政治人物的自我认知与预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政治局面的发展演变。民初政局之中的政治人物对对方未来选择的预判，最终得到应验。这是一幕典型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自结果而论，它与马克思的预言截然不同，但其发生机制却有相似之处。这一幕鲜活而生动的民初政治演义，成功诠释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反思性如何化为一种政治心理，进而嵌入特定的政治结构，从而形成新的政治机制，最终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注释：

[1]茅海建等：《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21页。

[2]罗志田：《“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0页。

[3]尚小明：《宋案重审》，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2—188页。

[4]陈志让、齐锡生、罗志田和王奇生的研究都注意到南北因素。

[5]（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刘桂梁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844页。

[6]艾尔弗雷德·爱·贺壁理：《艾·爱·贺壁理来函》（1912年5月28日），（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卷，刘桂梁等译，第959页。

[7]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页。

[8]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1912年2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66-567页。

[9]章太炎：《敬告对待间谍者》（1912年2月），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71页。

[10]凤冈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3-114页。

[11]黄兴：《复熊希龄电》（1912年6月5日-9日间），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224页。

[12]黄兴：《致吴鼎昌电》（1912年5月19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87页。

[13]熊希龄：《熊希龄致黄兴告借款曲折情形电》（1912年5月25日），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9页。

[14]章太炎：《章太炎与王伯群、钱芥尘信》（1912年6月10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4页。

[15]梁启超：《致梁思顺》（1913年1月17日），汤志钧，汤仁泽编译：《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页。

[16]孙毓筠：《孙毓筠反对迁移国会地点通电》（1913年1月3日），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23页。

[17]孙中山：《复袁世凯电》（1913年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12页。

[18]《北方军人之宣言》，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25页。

[19]黄兴：《关于宋案的谈话》，刘泱泱编：《黄兴集》第2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7页。

[20]章士钊：《书赵智庵》、《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77、317页。

[2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11页。

[22]黄兴：《挽宋教仁联》，刘泱泱编：《黄兴集》第2册，第625页。

[23]张謇：《致袁世凯函》（1913年6月9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376-377页。

[24]张謇：《致赵凤昌函》（1913年3月14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6页。

[25]袁世凯：《命国务院通电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令》，陆纯编：《袁世凯史料彙刊续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74—275页。

[26]袁世凯：《禁止擅登罪案新闻令》（1913年5月1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21页。

[27]袁世凯：《对于宋案之声明》（1913年5月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第425页。

[28]袁世凯：《命各省严禁散布谣言令》（1913年5月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第426页。

[29]袁世凯：《命各省严惩地方不逞之徒令》（1913年5月3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2卷，第425页。

[30]孙中山、黄兴：《与孙中山复丁义华电》（1913年5月6日），刘泱泱编：《黄兴集》第2册，第638页。

[31]康有为：《中国以何方救危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10—811页。

[32]朱宗震：《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的困境和挫折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167页。

[33]朱宗良：《二次革命声中之冷眼观》，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371-375页。

[34]张謇：《致赵凤昌函》（1913年5月26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75页。

[35]赵凤昌：《赵凤昌致张謇函》（1913年7月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85页。

[36]蔡元培：《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25页。

[37]黄远庸：《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第239页。

[38]《萧举规上孙中山论袁世凯不宜当大总统等情事书》（1912年2月8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0-121页。

[39]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5页。

[40]章士钊：《疏黄帝魂》，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8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185页。

[41]章太炎：《箴新党论》（1906年12月2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341页。

[42]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辑：《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总第25号）《辛亥革命资料》，第500页。

[43]章太炎：《宣言一——九》，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27页。

[44]谭延闿：《关于时局主张之通电》（1912年3月26日），刘建强编：《谭延闿文集·论稿》上册，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69页。

[45]宋教仁：《复孙武书》（1912年7月4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05页。

[46]张謇：《致袁世凯电》（1912年1月22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08页。

[47]孙中山：《在北京答记者黄远庸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43页。

[48]张謇：《致袁世凯函》（1913年2月23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编纂委员会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365页。

[49]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74页。

[50]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增订本）》，第71页。

[51]张謇：《调和南北致孙少侯、王铁珊函》（1913年），曹从坡、杨桐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282页。

[52]章太炎：《致袁世凯电》（1913年5月10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646-647页。

[53]梁启超：《中国道德之大原》，王德峰编选《梁启超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30-131页。

[54]黄兴：《在湖南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刘泱泱编：《黄兴集》第2册，第562页。

[55]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梁启超全集》编委会编：《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508-2509页。

[56]章太炎：《关于统一党不与他党合并之演说》，章念驰编订：《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75页。

[5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4页。

[58]宋教仁：《致北京各报馆书》，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421页。

[59]蔡锷：《宋教仁之遇刺》，文明国编：《蔡锷自述1882-1916》，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作者：徐进，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