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1958年，由12个国家代表组成了南极考察科学委员会，并于1959年12月1日，在美国签订《南极条约》。1983年，郭琨、司马俊和宋大巧3人以观察员身份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第十二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进入表决议程时，会议主席拿起小木槌一敲：“请非协商国的代表退出会场！到会议厅外喝咖啡！”最终的表决结果也不被告知，曾担任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的郭琨回忆说，“当时我们中国代表团从人家后头走，含着眼泪出去的。”“我出了会场就发誓，如果我们不能在南极建立考察站，就再也不来参加这个屈辱的会议！”

当时，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不能参与表决南极事务的。“这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郭琨和一批中国科学家都呼吁早日建立南极站，独立考察南极。

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

1984年12月26日，“向阳红10号”考察船缓缓驶入南极洲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南极陆地一点点靠近了。根据郭琨当时的日记，在南极停留的59天里，8天晴，26天雨，25天雪。大风来袭时，最大风力达每秒40米，强度超过12级台风。队员们居住的塑料帐篷常被大风掀翻，拉链式的门帘缝时而灌满雪粒。有时队员收工后，帐篷里积雪已有一尺多厚。前16天住在帐篷里头，没有取暖设备，因为还没有发电，夜里冻得起来拿铁锹铲鹅卵石活动取暖。

由于所登陆的是自然海岸，大部分物资无法直接运上岸，必须修建一个临时码头用以中转建站物资。由于没有经验，出发前考察队根本就没有准备修码头的施工机械。不得已，队员们只能完全靠人力在南极冰冷的海水中搭建钢管架。郭琨回忆，码头长29米，宽6.2米，水深1米，要穿上水衣站在冰冷的海水里面，把100多根钢管打到海底一米多深处，海军突击队员们站在冰冷的海水里，时常被浪给冲倒，被风给吹倒，海水灌进水衣里，冰凉冰凉，如同刀割一样。码头是建好又塌，塌了再建。巨大的海浪，如同大冰山撞击，它轻轻一撞，码头就垮了，又得重修；又垮，反复垮反复修，又没有专业机械设备，全靠人力。整整5天5夜的拼搏，码头终于修建成功，打通了修建长城站的最大难关。

因为“向阳红10号”船既不是破冰船也不是抗冰船，这意味着必须赶在南极夏天结束前完成建站并撤离。为了建站，无论是科学家、机械师，还是后勤人员，都成了“建筑工”。他们住在尼龙充气帐篷里，每天早晨5时左右，郭琨开始挨着各个帐篷吹哨子、掀睡袋叫起床。

“寒冷，饥饿，极其疲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刘小汉上山下乡时曾在西藏待过4年，自认吃过很多苦，但生命中最苦的一段时间却是参与长城站建设：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平均一天睡四五个小时；吃得很简单，营养不足；睡袋外面结上厚厚的冰，寒冷浸透心脾。无论是工程师、教授、博士、工人、记者，也不管什么地位、什么职务，每个人都是修码头的码头工，搬物资的搬运工，建房子的建筑工。搅水泥，拧大螺丝钉，扛梁⋯⋯

45天后，1985年2月14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将从国内带去的长城站铜制站标镶嵌在第一栋屋门正上方。2月20日，当地时间10时整（北京时间22时），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在大雪纷飞中举行落成典礼，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郭琨和队员们激动得抱在一起，放声痛哭。“终于体会到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时，她们为什么会抱头痛哭。”有队员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1985 年2 月20 日，当地时间10 时整（北京时间22 时），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

中山站，建立于1989 年2 月26 日，位于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是中国第二个南极考察站

泰山站，泰山站是继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之后中国的第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

建站，仅仅是我国南极科考能力提升的缩影。时至今日，我国已初步建成了涵盖空基、岸基、船基、海基、冰基、海床基的国家南极观测网和“一船四站一基地”的南极考察保障平台。在海陆空立体科考平台的支撑下，众多南极科研前沿项目取得可喜进展。我国在横穿南极雪冰环境研究、格罗夫山古气候环境研究、南极陨石回收与研究、东南极冰盖起源与初期过程研究、冰穹A的天文观测与研究等领域，均获得国际一流科学成果。

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我国已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长城站建立8个月后的1985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16届南极事务协商国会议，中国终于正式取得了协约国的地位。自开展南极活动以来，我国几乎参与了所有南极和南大洋观测研究大型国际计划，同时也派出人员参与其他国家的南极考察活动，收到了良好的合作成效。一位极地专家总结道，30多年来，中国南极科考的最大成就，就是中国人从能在南极生存、能在站区附近观测采样，逐渐成为有能力到自己感兴趣、具有科研价值的区域活动。“这是值得全体中国人骄傲和自豪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