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智慧（北京国信品牌评价科学研究院专家）

义利之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不只是在古代，也是在今天。当今社会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如果我们头脑里的观念未变、内心价值判断没有改变，那么即使在信息化时代，依然会产生更多的义利障碍。

因此，我的思考出发点是：互联网打破了过去资源稀缺性的二元对立态势，我们有没有可能让义利并举成为可能，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共建美好社会的理论基石，而不再重蹈覆辙。如果这是可能的，不仅是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是重要贡献，也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意义。

溯源义利之辨

义利对照的论述，最早从孔子《论语•宪问》中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后，从此对义和利就有了分野和区别，殊不知夫子之意在于“喻”。

喻在古代的本义是：“俞”意为“捷径”、“直接”。“口”与“俞”联合起来表示“直接口头告诉别人”。夫子的意思在说，君子总是把义直接说出来，也即是凡事用义来衡量；小人呢，则总是在谈利。其实这是实际的现象，到现在也如此。

到了孟子，义利之辨就更明显了，孟子对齐宣王问利，直接回答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是非常推崇义的，乃至他常常说“大人惟义所在”。

如果说孔子是以“仁”为核心；那么孟子就是以“义”为内核，孟子说“仁者，心路也；义者，人路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仁是内心的出路，义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孟子把义推到了极致，从此义高于利成了定论。

儒家的另一位大人物荀子也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意思是如果整个社会义重于利就是治理较好的国家；如果利盖过了义，那么持久下去就是乱世，从此展开的义利之辨也就千年未绝。

传统中国社会是家国同构的治理思想。

既然把国看作家，家里一定是谈感情的地方，不是争利益的地方，争利益就是纷争，皇帝作为大家长肯定不喜欢，所以我们讲和谐，讲天下为公，讲大同社会。实质上还是家国天下——连君子的理想也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义利之辨在经济思想界，最大的一次辩论是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桓宽真实记录了当时辩论的盛况，而以儒家为代表的贤良文学主张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进一步从治国大政上奠定了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经济格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社会理财家桑弘羊表现出了古代中国人的“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贸易思维，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思想。

从此，义利之辨有了一个“中国特色”，就是每逢社会改革（变法）的时候，义利之辨就会成为一个重要节点，似乎谁都绕不开。

在北宋改革时期就有新旧党关于“义利之争”非常激烈，改革派的代表王安石重事功，认为求利是理所当然；相反保守派的司马光等人认为唐朝和五代的灭亡就是因为“重利忘义”，双方争论涉及到很多理学家、政论家，双方难争高下，最后变法的成果随着宋神宗去世而废弃。

即使甚至到了80年代初期，学术界特别是年青人对儒家的义利观提出了很多批判，认为是束缚了中国人创造财富的冲动，遏制了财富的增值和社会的发展。

最后连邓小平同志也只能说，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最好是不争论。（邓小平南方谈话）。

这样的历史账还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去理了，而结果呢？现在人们都开始反思了，制造了那么多“垃圾”商品，真正的受害者却是中国人自己，环境污染了，水质变差了，土质也有毒了，空气也有雾霾了，更不用说吃穿住行都有危险的化学品存在······当大自然和生命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赚再多的钱也都无意义了。

因此，义利之辨又一次摆到了我们面前。

义利矛盾的社会负效应

说了半天，义与利到底是什么呢？

古人说，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就是合理性。

利，在古代代表禾与刀，就是用刀镰收割庄稼，那么利就是收益。

义利的关系就是怎么合理分配利益的问题；比如要赚一笔钱，你要想这个钱合不合理，合理就要，不合理就不能赚。赚多少是合理，如何适宜，这其实又是赚钱的学问了。

义利的结构是谁先谁后的问题，比较认同的说法是，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但在实干家那里，似乎就不一定行得通。为什么？

经济学原理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竞争是人性使然，企业要想获得利益最大化，就必需重视信息的保护，占有稀缺性资源，锁定垄断性关系（包括与用户的、供应链的等），确立人才的忠诚计划。

既然如此，很多人就觉得义利并举就是一句空话，获得越多的商家想垄断更多，那么只是崇尚义的商人很可能破产或者被并购消亡。因此西方世界有反垄断法。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发展经济就要牺牲义，就要重利轻义，义利不可兼得。这主要是贫穷的思想造成的，过去我们国家没有科技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能力有限，管理手段落后；只能靠卖祖宗留下的天然资源去换钞票，靠体力来换生活的必需消费，等有了钱再来把钱大把大把地花在由于资源破坏带来的括医疗和养老消费上，可谓是恶性循环。

义利矛盾，在更广泛的生活层面都有令人心痛的一面。

义也代表着长期利益，是保存和增值；利代表当下的收获，短期的快乐和享受。现在很多人认为时代变化太快，看不到未来，也不想看到未来，更愿意思考和获得当下的利益。

有一些商人发现重利可以快速发财，所以觉得读书无用，有文化没有实用意义。在九十年代曾经掀起很长时间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有不少人早早就混社会、做生意。如果这样一直下去，中国就会出现“文化荒”。到了今天，人们都知道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文化缺乏自信、精神羸弱，科技不发达，财富再多又能怎样？（据国外专家Peter Brecke推算1840年中国GDP占全世界GDP的37%）。

义一缺位，义利不能平衡，人的精神就会变得卑微，而社会的环境也日益恶化，到处是“空心化”的现象。由于没有“义”的支撑，官不好好当官，成了贪污犯；盖房子不好好盖，成了烂尾楼。义利不能并举，其实也是精神的信仰缺失造成的。

这是非常可怕的负效应，如果一个民族缺失了它自身的文化，不再产生自由的思想，也就不会有独立之精神，那么虽然没有亡国，其实已经丧失文化自信和独立富强的能力了。

义利并举会有可能吗？

讲个西方真实的故事吧，瓦堡学院（Warburg Institute）是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瓦堡（Aby Warburg,1866-1929）本人是一个犹太商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但这个瓦堡在中学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把家族继承权让给弟弟，但弟弟要满足他的一个条件，以后他无论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弟弟都要无条件地供应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中最著名的瓦堡文化科学图书馆（Kultur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瓦堡本人成为了德国历史学家，艺术史学家，文化理论家。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义利不在同一主体是可以调和的，也就是分工合作，喜欢义的去读书，喜欢利的赚大钱，条件是有契约和遵守契约，其实这里就是社会价值，而非单纯的社会责任，责任对大多数人还是一种公益的压力，如果相互裨益，其实是一种价值非责任。犹太民族非常有智慧，所以在他们的国家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大家有信仰很团结。

同时，这个故事说明义利并举并非不可能，如果企业之间懂得分工合作，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那么社会的协同发展就容易实现。但问题是在几千年都似乎无定论的义利之辨从哪里找到答案呢？

从哪里寻找答案？

在网上有一篇穆骏博士的博客文章，题目为《从邓小平的“不争论”到习大大的“讲清楚” 。文章论证了“讲清楚”的必然趋势。到底什么是习大大的“讲清楚”呢？

1、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2、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4、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四个“讲清楚”紧扣的主题就是“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最强劲的驱动力。如果运用到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在进行“义利之辨”，又如何解答呢？“讲清楚”的明确指示就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寻找答案。

顺便提及的故事：有一次记者问华商首富李嘉诚，您是如何致富的。李嘉诚没有讲商家的兵法，却平淡地回答说，吃亏是福。为什么呢？记者顿时很好奇。他说，因为你甘愿吃亏，那么很多人就愿意和你做生意，等有了人气人情，你就是福了；如果凡事都很精明，那么就越来越少的人和你做生意了，那么久而久之，不吃亏反而是亏损或破产（没生意可做）。这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李嘉诚学活了也用活了。

义利并举的五种逻辑关系

再讲几个古代的文化故事：

第一个故事：原宪的俸禄：

孔子做官的时候，他的学生原宪当手下的总管，孔子给他粮谷九百，原宪推辞不肯接受。孔子说：“不要推辞，如果有剩余的就给你邻居乡亲吧！”（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原宪虽然家里很穷，但对粮谷九百觉得太多不适合，但孔子不这么考虑问题，因为这是职位的俸禄，不是给你原宪个人的，如果你不在这个职位上，后面来的人如果觉得太少不干的话，岂不是这个职位都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吗？所以孔子说，如果真的有剩余给邻居或乡亲们吧。

第二个故事：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淮南子·齐俗训》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子路和子贡都是孔子的学生，一次，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事后收下一头牛当作谢礼。孔子说：“鲁国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救人于危难。”子贡为一个在外国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身，按照鲁国法律，他花的赎金可以到官府去“报销”，但子贡却没有。孔子说：“鲁国不会再有人为别人赎身了。”《淮南子》上对此的评价是：“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

从以上故事来看，孔子并不是重义轻利的。

他每次思考的出发点是：行为带来的影响和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义利之分。在孔子看来如果事情做得适宜，符合义，那么取利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应该值得传播的，影响更多人做“义”事。用今天的话就叫所以孔子对义利的态度是：

1.见利思义：看到有什么好处就要想是否合理，是否可持续，是否有示范效应。

2.义然后取：如果是合理的，符合道义的，你就可以正当接受。

所以讲清楚了，孔子对待义利是辩证的，而且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第三个故事：公仪休吃白菜：

鲁国的丞相公仪休，有一天回家吃饭，吃到白菜，问这白菜多少钱买的？家里人说，不是买的，是我们后花园自己种的——按现在的说法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啊！但公仪休说，这样做不对。我拿着这么高的俸禄，这么多的工资，还自己种菜，那外面菜农种的菜卖给谁啊？这叫做“与民争利”，等于把菜农的饭碗砸了。

第四个故事：公仪休拒鱼：

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鲤鱼，有人就送鲤鱼给他，他拒而不收。他儿子问原因，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却而被免去宰相之职，那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鱼来吃。因此，我是绝对不能收人家送的鱼。”

公仪休的故事又说明什么呢？受大者不得取小。

为什么？试想如果丞相都自己种菜吃，那么官员们就会纷纷效仿，那么菜农的菜就卖不出去了，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样一来不就失去了丞相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衷了吗？

他拒鱼的故事也是个义利均衡的好典范。不义而取，终成无利可得。这就是不可持续。故刘备说，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是同一个道理。

不得不说，古人是知道如何处理义利统一的关系，反而到了后代，人们进行二元对立，把义与利割裂了，形成了发展的障碍。

透过以上故事可整理的义利逻辑。

义

不利/不义

利

义利关系

原宪辞俸禄

让总管这个职位后继无人

见义取利

子贡花钱为人赎身

让有善心的人未必效仿

让利而止义

子路救人得牛

让更多的人去救人

受利而劝义

继续做官，安心做好官

公仪休拒鱼

见利思义

公仪休家人自种白菜

与民争利，菜农失业

受大义不取小利

从以上的逻辑发现一个通理，就是无论是义还是利，如果以自私的角度出发，那么即使是义，也是不义，比如子贡让而止善；即使无利，也是不义，比如公仪休家种白菜；相反如果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即使取利，也是义；如子路受利而劝德。

真可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因此义利之辨可以终结了，只要是以“社会价值”为起点，为初心，那么所言所行能一以贯之，就是最好的义利并举！

至此，领悟了孟子之义，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社会价值，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观夫子之言，热泪盈眶，只是崇义之至，给后世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争吵和贻误，夫子之过乎，世人之过乎？！

十九大报告指出，今天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是义，发展不平衡是义利不平衡，发展不充分是义利的不充分，所以要解决社会矛盾的结论就是义利并举，义利统一。

义利并举的实践性

司马迁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在今天就是义利并举；“末富”就是取利而不忘义，反过来做公益做贡献；“奸富”是见利忘义的小人了。

有人说，商业天生是趋利的，怎么会只赚取合理的收益呢？

因为合理的收益是可持续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万科公司，在房地产快速增长的九十年代，万科的管理团队就规定了不做超过25%的利润的地产；而且实施了阳光透明机制。当时的同行都不理解，可是后来万科成了千亿级的公司，许多当年赚取暴利的公司早已不见踪影了。

《易经》上说，利，义之和也。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要相适宜的和,才能得到真正的利。又说，利物足以和义。益于万物的选择足以让各方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北宋的学者苏轼对此的解释是，“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就是说,义必有利才能存在,主张义利结合,“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

回到现实来看，由于义利的割裂，使得无形中为社会人心增添了不少“原罪”，一方面是不耻，另一方面却是羞愧。

不少被曝光的污染企业、黑作坊机构的负责人说的同一句话开脱罪责，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也会有别人做”，言下之意就是这是无法避免也无可指责的“趋势”，见利忘义就是奸富，却不以为耻；

相反不少公益机构，却耻谈利益，但又需要钱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于是本来为“义”而来的经营者，为了得到更多施舍依靠“眼泪指数”，成了“同情机构”——为什么不能义利并举呢？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既是以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美好生活为起点来赚钱自循环，也能活得正直，活得自在富足。

孔子的话非常有启发意义——让而止德、受而劝善，只要具有社会价值就应该有相应的利益回报作为良性循环，不用为高尚而优越，也不用为微小而愧疚。这样才会让社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做好事、做贡献，才能呈现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美好的生态环境。

为此，有人已经开始呼吁并进行了实质性推进和完善，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简称社投盟）的创始团队提出了“义利并举”的价值观和3A3力方法论。

什么是3A3力：Aim(驱动力)、Approach(创新力)、Action（转化力）。三个方面一以贯之，企业就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内驱力为社会价值而生，社会价值引导人类向前——如果企业都会重视驱动力引领，以终为始，就会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和支持；不断自我迭代和自我革命，以孜孜不倦的创新力寻求探索和改变；通过转化力变现，持续与用户共商共建共享。义利并举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生态，首当其冲的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可喜的是，社投盟不仅提出了理论模型，还用了近两年时间，通过“跨界协同、智慧众筹”的模式，联合了经济、社会、环境、管理、人文等领域的42家机构，68名中外专家，推出了全球首套针对上市公司社会价值的量化评估体系，并形成了评估报告及首届“义利99”排行榜。

义利之辨该终结了，人类向往美好社会，也向往更公平、更有效率、更有品质、更可持续的社会。如果商业社会有一天都能运用义利并举的评估标准去衡量，那么“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愿景就真正实现了。

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中国梦”——伟大中华的复兴梦！我们的先人为之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地奋斗了上千年，我们今天的这一代人，应该“见利思义”、“以义为利”做好每一件事，才能交给下一代一个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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