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陈慕谭｜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民国第一届国会，共选出议员862人。

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经过四个月漫长的会议讨论，参众两院最终以多数选票通过，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标准。具体如下：

议员年薪（“岁费”）5000元；议长另有年交际费5000元，副议长年交际费3000元。①

这个薪金水平，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与当时的物价略作对比：

1911年~1920年间，北京的大米约为每斤3分钱，猪肉每斤1角~1.1角钱，白糖每斤5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分钱。

1920年代，物价略涨，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约为20元左右；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所请女佣，全包食宿外工资只需3元。②

若以猪肉购买力为换算标准，则议员们当年为自己制定的工资标准，放到2014年前后，应在月薪5万元人民币以上，接近6万。

自己为自己制定了这样高的薪俸，也就难怪当年的民间舆论，会对国会议员骂声载道。

比如，《大公报》骂他们“不要脸而但要钱”、“堂堂国会议员竟无一个非卖品”。《申报》也骂他们“所谓议员者良心丧尽矣！”

可以说，参众两院花了四个月来“开会表决”自己的薪俸标准，媒体也骂了四个月。

即便如此，议员们还是坚决不作退让——比如，舆论以国家财政困难这一现实责备国会议员自定高薪，议员解树强的回应是，“财政困难乃一时之影响，万无终困之理。”不但不退让，还一度在骂声中又增入了出席费和交际费的名目——最终，出席费虽因舆论汹汹而取消，但正副议长的交际费却保留了下来。③

议员们为什么不怕骂？

简略说来，至少有三大原因。

第一，许多议员对“民意代表”的身份认知甚浅，仍有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处处以“最高机关”成员自居，在薪俸上处处与高级行政文官攀比。

主张将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议员汤漪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吾议员受国民之委托，责任如何之重大，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且行政官月费动辄八百元，至少二百余元，我议员在最高机关，何能大相悬殊。”

媒体报道时，在“若报酬太菲，即以国民方面论，亦必觉不安”一句后面，用括号愤怒点评：“放屁！”

第二，不少议员在竞选时采取贿赂手段，自然也会希望用高薪俸来“补偿”前期投入。④

第三，据张朋园统计，第一届国会议员当选时，平均年龄为36.45岁。其中30-39岁者人数最多，在参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71.49%，在众议院占到了总人数的58.55%。⑤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正处于最需要钱的年龄段。

不过，议员们终究还是白挨了舆论四个月的痛骂。

9月份，议员工资标准出台，11月份，议会即被袁世凯非法解散（每人400元遣散费）。

也就是说，议员们至多在10月份领了一次标准工资——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议员们每月按时领到的，是袁世凯临时发放的“月费银”300元。

孙中山7月份发起“二次革命”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正拿着袁世凯的300元“月费银”，以多数票热烈通过议员年俸6000元的提案，并将其交付给众议院讨论。⑥

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为自己制定高薪，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时，就曾以此为借口，指责议员们除了积极自定高薪之外，只会捣乱，一事无成。民间舆论也始终难以释怀此事，1921年，丁文江仍不忘警告旧国会议员：

“明目张胆，悍然不顾舆论的牟利，如厚定议员自己的岁费，我们做国民的，还没有忘记！”⑦

自辛亥入民国，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方向是对的；但并未能够及时构建起一套共和政体所需的合理权力框架。国会流于形式，各方政治势力则无不以“岁费”为诱饵来吸引议员们为自己提供“合法性支持“。

比如，段祺瑞粉碎张勋复辟后，不愿恢复第一届国会，不少议员遂南下投奔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另组“护法国会”；作为反制，段祺瑞拨款60万给议员们补发工资，且设定条件要求议员亲自到京领取，于是广东的议员们又群起北上，孙的“护法国会”遂无法达到召开会议的法定人数。1921年，孙在广州与记者谈话，无奈承认“我们的资金不足”，在争取议员方面竞争不过北京政府。据孙披露：

“我们每个国会议员的工资不超过一百五十元，而在北京则可拿到四百元”。⑧

当时，很多议员为了吃两分钱，常年南北两头跑。

1923年，有393名议员跑到南边来领取资助经费。北洋政府宣布发“出席费”——每参加一次会议，可领取50~100元——后，又有226人陆续返京。

当然，议员们也不喜欢“吃相”如此难看。他们曾建议北洋政府用“发放欠费”的名义发钱。但北洋政府也不是傻瓜，“发放欠费”这个名目，意味着那些钱是议员应得的，不管他们来不来京，当局都应该把“欠费”给他们补上。这种事，北洋政府当然不会干，为了把议员们困在北京，他们始终坚持只发“出席费”。⑨

1924年直奉大战后，国会关闭，再未重开，“两头跑，两头吃”的故事，也就此终结。

（完）

注释

①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事实上，不止国会自订的薪俸甚高，各省议会所订薪俸，也同样极为优渥，如直隶省议会1913年规定，开会时每月100元，不开会时每月60元。而清末民初一个普通农民的年收入不过12-15元而已。详见：赵艳玲，《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咨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115-120。

②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P188-189。

③④李学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岁费的制定》。另可参考：韩玉辰，《民初国会生活散记》。韩系当日国会之议员。

⑤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上海三联书店，2013，P95-96。

⑥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江海学刊》2012年第5期。

⑦丁文江，《忠告旧国会议员》，《努力周刊》第9号，1922年7月2日。

⑧孙中山，《在广州与苏俄记者的谈话》，1921年4月，收录于《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1985，P528-529。

⑨薛恒，《议员的岁费保障与国会的最终毁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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