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弹一星”的发展历史上, 有一个特殊的专有名词—“三钱”, 即指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然而, 若从整个研制工作的组织、调动、协调、策划来说, 没有周恩来, 就没有中国的“两弹一星”。

“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 会谈也是值得的。”

1945年8月6日和9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 加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一年以后,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的会谈中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但对于这个纸老虎,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

1949年初, 新中国即将成立。就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过大江的前一个月, 3月18日, 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 发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电报的内容是关于派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及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钱三强提出需要一笔二十万美元外汇, 趁到巴黎开会的机会, 托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教授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及其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由于当时战争还在继续, 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十分困难, 拿出一笔外汇决非易事, 但是当钱三强的想法从北平传到西柏坡, 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成。3月22日, 周恩来又致电李维汉:钱三强所谈购买实验设备事, 望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 实验设备买后如何运回。几天后, 周恩来和李维汉面商所需外汇及支付办法。迫于冷战形势, 定购回旋加速器电磁铁的计划未能实现, 后来从法国和英国回国的我国核科学家用这笔外汇购买了仪器和图书带回国内。

周恩来就曾在苏联建成世界首座原子能电站时, 指出:“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动力源泉, 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此后, 从1950年到1954年,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和资料, 以及我国科学家自行研制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 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 一批科研骨干也被培养起来, 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一定的基础准备。

1956年2月, 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意见书》提出我国导弹、火箭事业初期发展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步骤, 并且提出包括任新民、罗沛霖、梁守磐、胡海昌、庄逢甘、罗时钧等21人的专家名单。周恩来对这份名单上的多数名字很熟悉, 因为他为了其中一些专家们回国, 做过多方面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 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急需各方面的人才, 大批旅美华人在祖国的召唤下, 纷纷回国参加建设。1950年8月29日, “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启航, 邮轮上有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子女, 其中包括后来为中国原子弹研制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邓稼先, 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赵忠尧, 以及钱学森的学生罗时钧等, 后来他们中有12人成为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对于这批要回国的中国教授学生, 美国政府予以了特殊的“关照”。船还没有启程, 他们随身携带的书籍特别是有关物理学的书籍就被全部没收。9月12日清晨, 轮船抵达日本横滨时, 美军驻日总部截捕了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三人先是被拘押在美军情报部, 后移至东京中野美军监狱, 再转到拘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9月17日船到菲律宾马尼拉时, 鲍文奎的行李又被美国特工检查了整整四个小时。总之, 美国陆军部通过种种方式试图阻挠中国留美教授和学生回国。为了援救被扣押的赵忠尧等中国科学家,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严正声明。1950年11月底, 在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 赵忠尧等人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赵忠尧, 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科学家。1955年, 他用带回的器材和零部件, 主持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 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就是这时, 被美国海军次长说成“抵得上五个师”的钱学森也回到了中国。

曾经参与美国第一枚导弹研制的钱学森, 原本于1950年和赵忠尧一起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可是在启航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 扣压了钱学森的800多公斤书籍和笔记本, 同时指认他为“毛的间谍”, 随即将他关到特米那岛上。时任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的金贝尔认为:“决不能放走钱学森, 他知道的太多了, 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 也不让他离开美国, 因为无论在哪里, 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其后钱学森在美国经历了五年漫长的软禁生涯。

1955年6月, 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 在一封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 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周恩来的手中, 周恩来亲自作了批示。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前, 周恩来一方面下令提前释放抗美援朝中被我方俘虏的美国11名间谍, 一方面指示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向美方提交一份包括钱学森在内的被扣中国侨民名单。当美方狡辩称钱学森等没有归国的想法时, 王炳南立即亮出了钱学森的亲笔信。在有力的证据面前, 8月13日, 美国终于公布了总统艾森豪威尔批准美国国防部释放铁学森的决定。至此, 钱学森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 1955年初秋, 钱学森一家从旧金山港口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 于9月17日回到了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 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 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 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 会谈也是值得的, 有价值的。”

此外, 在周恩来的号召与关怀下, 李四光、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科学家先后回到祖国。正是这批科学家, 成为“两弹一星”研制的中坚力量。

“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

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长期笼罩在核恐吓的阴云中。据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证实, 美国曾经至少计划过5次对无核的中国使用核武器。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 美国总统杜鲁门为了挽回战局, 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面对失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表示:“如果不能安排停战, 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1951年, 约里奥·居里教授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 你们必须拥有原子弹。”并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 作为对中国核科学研究的支持。1954年, 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 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1955年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铀矿和核科学技术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最后下决心道:“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 该抓了。”这年3月,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

为了争取苏联援助, 周恩来亲自出面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 最终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勘察铀矿的地质协定和苏联援建一座实验性反应堆与一台回旋加速器的科技协定。从1955年到1958年, 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6个有关协定, 由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1957年, 中苏双方签订新技术协定, 规定在1957年到1961年, 苏联向中国提供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即使如此, 中国领导人还是非常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曾以《红楼梦》里的奴才贾桂打比方, 告诉搞核研制的同志:“一定要破除迷信, 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对于引进项目的规模问题, 周恩来提出, 我国核工业要有完整的一套, 能够形成独立的核力量, 但我们主要是解决有无问题, 规模不宜过大。并向科学家们指出, 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 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同时, 指示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经过几年的努力, 到1958年, 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已建成我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随后, 又相继建立了铀矿地质、铀矿选冶、核武器等专业性研究机构。这些科研机构为我国核工业独立自主地发展, 作了必要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

然而中苏论战后, 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苏联撤走专家时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不能放松或下马。周恩来也说:“不理他那一套, 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 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 你们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了, 我的腰杆就硬了。”针对国内经济困难的情况, 陈毅满怀豪情地说:“就是当掉裤子, 也要搞出原子弹。”

决心既下, 周恩来亲自承担起组织工作的重任。1960年7月11日, 周恩来在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报告中作了多处旁批, 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方针。同时, 他对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提出了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他强调:“关于科学技术, 一要, 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 他们不给, 不强求。二学, 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 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 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 不教就不学。三买, 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 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 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 或者多少, 主要还靠自己钻研, 自己不钻, 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 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1961年春节期间,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 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 突破国防尖端, 争取三年到五年过关。1962年, 周恩来亲自担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主任, 协调各方, 集中力量搞原子弹, 自此“两弹一星”成为中央的重要工作。

“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 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周恩来作为中央指导“两弹一星”专门委员会的主任, 对于他是如何指导“两弹一星”的研制, 人们或许有所了解, 但对他如何做好“两弹一星”工程“后勤部长”的, 却知之甚少。

1955年1月14日, 周恩来邀集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到他办室, 仔细了解铀矿地质工作和核科学研究的情况, 询问原子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必要条件, 并要求他们作好向中央汇报的准备。这天晚上,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中这样写道:

主席: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 一波、刘杰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 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 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 (十五) 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 除书记处外, 彭、彭、邓、富春、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 李四光午睡。晚间, 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 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 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体现着周恩来对科学家的尊重和体贴。

1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拉开了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序幕。会上, 周恩来特别强调, 对人才培养工作需要大力加强。

1 9 5 5 年1月14日周恩来关于约请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致毛泽东的信 下载原图

为解决中国的科学家太少、专家人才不够的问题, 周恩来要求设法发挥现有科学家的作用, “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 使其人尽其才;同时“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1月31日, 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号召:“现在是原子时代, 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 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他说:“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 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 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 又是青联的副主席, 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 周培源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 在浙江大学有个物理专家, 叫胡济民, 担任副教务长, 调了好久调不来, 这次要下命令调来, 从行政部门把他们‘解放’出来。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做教务长, 当个名誉教务长也可以嘛。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 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 不要瞒起来。”

为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 1956年5月29日, 周恩来委托聂荣臻, 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人共同研究, 提出方案。聂荣臻回忆说:“过了几天, 我将需要商调的三百八十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 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 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 和当年分配的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 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 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在周恩来看来, 这批科学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要克服各种困难来保障任务完成。1957年9月, 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商谈尖端武器问题, 苏联的火箭、原子能设备只允许将军以上军衔的人参观。周恩来签发命令: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钱学森在苏联参加了尖端武器的观摩和研讨活动, 并作为聂荣臻的科学技术顾问, 同苏方的专家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讨论。

1 9 5 5 年1月15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前夕, 周总理写在台历上的备忘录 下载原图

20世纪60年代初, 中国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 科学家们的生活也很困难。两弹试验基地曾一度出现饥饿的威胁。当他接到酒泉火箭基地断炊的消息, 急忙赶到军委会议会场, 专门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后来, 他又亲自批示, 配给专家教授每人每月两斤猪肉和一斤鸡蛋。张爱萍回忆说:“60年代初, 全国都在困难中苦斗, 我们在戈壁大漠里自然就更艰难一点。恩来同志听说我们的生活情况后, 立即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我们。不久, 原子弹试验基地运来了大米、面粉, 还有治疗浮肿病的药品。年节时, 我们还吃上了云南火腿, 喝上了贵州茅台酒。他在电话里嘱咐:要让科学家们、技术工人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们吃饱, 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

1 9 6 4 年10月16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下载原图

周恩来常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 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从工作到生活, 再到政治待遇, 周恩来就是这样为“两弹一星”事业汇聚了八方英才。

1964年10月16日,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消息传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人民大会堂作最后的演出。演出结束后,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走进会场中心。根据毛泽东的指示, 周恩来走到麦克风前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讲话:“今天正式开会前, 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但是我要提三个要求, 第一, 大家不要跳, 大会堂的楼板会承受不住的。第二, 大家不要高呼口号, 我的耳朵会受不了的。第三, 注意维护会场秩序……今天我国西部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话音刚落, 3000多演职员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通讯社则发表评论说:“这颗炸弹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武器, 而不是一个军事武器, 它将使中国获得一个核国家的形象和在亚洲增加威信。”更为巧合的是, 几乎与此同时, 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解职。消息传来, 毛泽东风趣地说,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 “是给赫鲁晓夫发的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10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文中称“中国核试验成功, 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 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国发展核武器, 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 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 中国发展核武器, 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 要消灭核武器。”

1967年, 中国成功进行了氢弹实验。1970年,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来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 没有发射卫星, 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 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