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考究永州先贤大书法家何绍基为之字“子贞”的来历，遍查资料未果。于是臆测前清探花何凌汉为其子绍基赐字“子贞”或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易经“《乾》卦：元亨利贞。” 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二是《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刚者，贞也，且其孪生兄弟何绍业字“子毅”。无论哪种，何绍基对得起“子贞”之字——修为有成，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

子贞之贞，贞于乡情。嘉庆四年(1799年) 农历十二月初五何绍基出生于永州道县东门外东洲农舍。这里给了他人生最初、最深刻的积淀，奠定了他腾飞的基础。

道县这块土壤注定有“道”。这里是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故里，在何绍基出生782年前周敦颐诞生在道州营道楼田堡。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是具有正统儒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画郑君及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像悬斋壁，昕夕瞻仰”。儒家思想从小潜移默化着何绍基。“幼历寒苦”则磨砺了何绍基的心志，在何绍基启蒙以前，父亲课徒私塾，收入微薄，“室有四壁立，家无三月赊。”3岁时，父亲进京应试，何绍基寄居在道县西乡小坪村舅父家。舅父廖辑侯寒士诸生，且耕且读，家富藏书，“视其己子，咻噢有加”，何绍基在此识字读书，“搦管涂鸦”，演露开蒙。何绍基感恩舅父， 19岁作《生日书怀》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舅耶！”这种经历，同乡名儒周敦颐也曾有过。周敦颐8岁时随母从道州投靠当时在衡州为官的舅父郑向，并得舅父授课督学，荫补入仕。巧合的是，同样在8岁何绍基随父亲移居京城，离开了家乡。

何绍基对故土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他以“东洲山人”、“东洲居士”自号，人称“何道州”。作为道县的儿子，他作有《儿归来篇二十首》。何绍基六次归湘应试，四次回道州故里。第一次，道光元年（1821）秋天， 23岁的何绍基与三弟何绍祺一同归湘应湖南乡试，返回故乡。这次回乡“还家如做客，敝庐无一椽”， 离开道州15年后故居残破，加之乡试未中，他多半有些感慨。道光八年（1828）春，30岁的何绍基与四弟何绍京第二次归道州探望。第三次回乡是在咸丰元年（1851年），何绍基53岁，其时父亲已经去世11年。这次他在家一待就是半年，出资邀集族人重修祠堂及先父“鹤鸣轩”书塾，即“东洲草堂”。这次省亲，何绍基还去周敦颐宗祠前叩首，赋《濂溪八景诗》“下道百川水，上通洙泗亭”、“濯濯以身爱，亭亭不相依”，表达对同乡先贤的景仰之情。可惜的是，仅一年后太平军进驻道州，何绍基费心修建的东洲草堂毁于“粤逆”。他“回首故庐，每凄然挥涕”，1859年还撰诗《题寿阳相国借园寒趣卷》叹息：“归耕无石田，垂钓无渔蓑。梦中忽长啸，醉里馀悲歌。”何绍基第四次回道县是同治元年（1862年），距他第三次回乡11年，其故居毁于战火第10年。其时64岁的何绍基主讲长沙城南书院，花甲之年的他回乡扫墓，“至鹤鸣轩旧址，唯环秀亭在，屋庐林木荡尽”，曾经构筑的田园已化为梦里的悲歌，令其唏嘘不已。再11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十五岁的何绍基告终于苏州。第二年，其子何庆涵扶柩葬父于湘。

可谓“百年为客老，一念爱乡情。”

子贞之贞，贞于友情。“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看法，暗合了何子贞的成功之道。

何绍基少年即富有才名，得到众多社会名流、著名学者的赏识。十六岁就开始与诸多名流才士交游，一生交友甚多，其《种竹日记》里出现的朋友达100多位。有人曾统计何绍基一生交友，大凡三类：一是前辈老师，如阮元、包世臣、许瀚等；二是同辈同年，如苗夔、张穆、曾国藩等；三是门生弟子，如杨翰、林昌彝、朱鉴成等。这些交往皆学问之交、君子之交，“友谅友直友多闻”，助成了何绍基学术和书法上的成就。为其题拓所藏珍稀拓本《张黑女墓志》的就有包世臣、许瀚、张穆、陈介祺等12人。其中，许瀚作跋说：“壬辰与子贞共砚西湖，晨夕欣对，终未敢以恶札玷瑰珍也…..”，交情可窥一斑。

仅枚举与何绍基家乡相关的两位好友：

一位是与之“北漂”、位列“晚清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曾国藩是何绍基的老乡，小何绍基十二岁。他俩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主要成员，相交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诗文往来甚密。曾国藩曾向四位弟弟介绍何氏五个方面的过人之处：“盖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若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在何绍基晚年罢官后，曾国藩念念不忘何绍基在学问和书法上的深厚造诣，聘请其主持苏州、扬州书局。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十二岁的曾国藩病逝，年迈体衰的何绍基为痛失这位早逝的知己写了一幅深情的挽联——“武乡淡泊，汾阳朴忠，洎于公、元辅奇勋，旗常特炳二千载； 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怆忆我、词垣凯谊，风雨深谈四十年。”真实道出了他俩之间的深厚情缘。

另一位是何绍基的家乡“父母官”，也是何绍基的“铁杆粉丝”——永州知府杨翰。杨翰多才多艺，精鉴赏、富收藏、喜金石、善吟咏，工书画。何绍基、杨翰两人为莫逆之交，交往数十年，意气相投。杨翰外补前，在国史馆与何绍基共事。何绍基长杨翰十三岁，谊兼师友。两人志同道合，痴迷于金石，常常拓碑访古，研究书艺。杨翰耳濡目染，书法与何绍基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几可乱真。杨翰咸丰三年(1852)授永州知府（1858年赴任），任永州知府七年；同治十年(1871)被免官，携家眷到祁阳浯溪，安居漫郎宅，以著述终老。1862年，64岁的何绍基回道州扫墓情绪低落，杨翰与之谈碑，陪之畅游。何绍基诗道：“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海琴同轩喜我至，珍墨名楮纷相随。”对于何绍基，杨翰予以极高评价，称其书法“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

何绍基与道光十一年的同年优贡苗夔、张穆更是知交。他在《村谷论心图记》写道：“惟此三人者，志相合、学相砥，闲冷野逸，性相似也……”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绍基恪于友道，益友良多，令人赞羡！

子贞之贞，贞于闲情。有学者研究明代士大夫“以书画名家”业余精神旺盛的原因，一则源于他们有钱与有闲；二则是名士风流之风的影响。我表示苟同。在清朝，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并称的“朴学”兴盛。何绍基显然深受影响，成为一个业余精神旺盛的“闲人”。

一为闲官。何子贞仕途不太顺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直熬到三十八岁时才得中二甲八名进士，期间应考时间用了二十年。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只不过做了国史馆总纂、提调、武英殿总纂等文职闲官。五十四岁时被咸丰皇帝召见，委任为提督四川学政，可入蜀上任不满三年，就被上司以“信口雌黄，肆意妄言”之罪名而罢官革职。其为官情况有点像唐代书法家柳公权60岁以前的经历。柳公权少年聪慧，十二岁能作辞赋，三十岁登进士第，其历事六朝，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几十年都在宫中担任侍书之闲职。柳公权晚年官场顺风顺水则是何绍基不可比拟的。柳公权63岁被唐武宗授予右散骑常侍（从三品），在宣宗、懿宗朝“恩宠日增”，一直做到太子少傅（正二品），直至88岁去世被追赠太子太师。庆幸的是，漫长的科举考试和仕途上的不如意成就了何绍基的学问和书艺。 他学界和书界广大的“朋友圈”，国史馆、武英殿博览名帖的十六年，辞官主讲书院的十八年，让他有更多的闲暇去研习书法，徜徉山水，为他成为一代大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为闲碑。何绍基所处的时代是碑学方兴未艾之际，受老师阮元的影响，他对碑学有着深深的迷恋，访碑不避艰险、购碑不惜重金。他说：“我生金石宿缘厚，广搜遗逸理放纷”，曾获观《智永千字文》《定武兰亭》《皇甫碑》等古碑；手拓《中兴碑》《三石阙》《瘗鹤铭》，得访《宋刻兰亭》《李北海书灵岩碑》；27岁访得《张黑女墓志》及《石门颂》拓本，常携身边，寂坐欣赏。何绍基崇碑不泥碑，跳出“南北分派”的俗套，只要碑有“篆分遗意”，无论是汉碑、魏碑、唐碑都成为其师法对象。道光十一年（1831年）苏州获得《道因碑旧拓本》，27年间一直用意临仿；其嗜好的李邕《麓山寺碑》，因其“根矩篆分，渊源河北”一临再临。

三为闲游。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何绍基豪饮健游，会友访古，历名山胜地。年轻时即“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入都;丁亥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何绍基《跋魏张黑女墓志拓本》）。在北京的平日生活主要是上馆、逛厂肆（琉璃厂），以字会友三件事。在他因言事降调远离官场后，更是周游各地，以讲学和书法著作自娱，从《何绍基年谱》观见，其游历足迹遍湖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上海、安徽、山东、四川、河南各地，会魏源于扬州絜园，晤杨季鸾于常德，抵金陵曾国藩数次招饮，于镇江独酌渡江，游西岳华山，登中岳嵩山，出吴淞口观海。七十二岁还应约赴吴门游玩。晚年倦游，在长沙生活，与曾撰写名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王闿运等人唱和，成为长沙诗坛雅韵一景。

如此一生，贞极爽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