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审公廨

清末民国，大众传媒在中国兴起，报章杂志成为各种思想传播的载体。在清末政局亟变情势之下，志在对旧体制实现颠覆性变革的革命党人娴熟于现代新媒体的操作，实现反清革命思想的传播。

1896年6月，创刊于上海租界的《苏报》原本是一个没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中性媒体。但是，自1902年之后，主办人变成陈范、章士钊之后，《苏报》的革命特质变愈加明显。

1903年春夏之际，《苏报》先后刊发《哀哉无国之民》、《客民篇》、《驳革命驳议》、《杀人主义》等十几篇强烈鼓吹反满革命的文章，最为突出的就是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大力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是年6月29日，这家报纸在显著位置刊载了革命党人章太炎的政论文《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

《苏报》

《苏报》虽在租界，但舆论风潮势必超出租界，这就不能不引起清廷不安。在清政府的要求下，1903年6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鼓吹革命”的罪名拘捕相关涉事人员钱允生、陈吉甫、陈叔畴、章太炎、邹容、龙积之6人，同时还查封了苏报馆，此事便是清末著名的“苏报案”。

在晚清租界和“治外法权”体制下，对于发于租界之案件，清廷并无管辖权，于是乎与列强交涉引渡事宜便成了当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1903年的清廷早已不是对于世界大势和现代法治颟顸无知的旧日政府了，为了实现对上述涉案人员的引渡，清政府在上海和北京两地进行了紧密的外交活动。1903年7月2日，湖广总督端方即致电两江总督魏光焘、江苏巡抚恩寿，要求密饬上海道袁树勋封闭报馆，并设法将案犯解往南京，由清政府自己审理。同日，端方又致电袁树勋，要袁“以设法婉商解宁惩办为第一义”。

魏光焘

端方是清末旗籍督抚的翘楚，有着深厚的朝廷背景，虽然身为湖广总督，但对于两江、上海地区事宜有着浓厚兴趣，不排除同时承担着为朝廷监察东南的责任。

在北京，清廷的外交活动也迅速展开。7月9日，外务部侍郎联芳以庆亲王奕劻的名义拜访英国代理驻华公使焘讷里，希望他能对上海英方施加影响，促成引渡。身处风暴中心的上海道袁树勋在两江总督魏光焘一再督责下，与领事团就交出案犯一事进行多次交涉。

邹容

7月19日，袁树勋致函领袖领事、美国驻沪领事古纳，称章太炎等人的行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他们诽谤皇室，妨害国家安宁，目的是煽动叛乱，因此必须严惩，以做效尤。他要求古纳指示工部局把章太炎、邹容等人交给上海道台，再由上海道把他们押送苏州，由苏抚衙门处置。

北京中央政府与英国公使馆的交涉也继续进行。8月3日，庆亲王奕劻致函英国公使焘讷里，声言章太炎、邹容等并非政治犯，而是刑事犯。中英双方应该依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21款和《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相关规定，移交给中国地方政府处置。

奕劻

同时，江督魏光焘也致信英国代理驻沪总领事满思礼，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认为依据相关条约，苏报案涉案人犯应交给中国政府审理，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违背约章，不肯交犯，因此请求满思礼对工部局施压，促成交出人犯。

与中国方面紧锣密鼓交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方面，无论是北京公使馆，还是上海领事馆，以及租界工部局，对于此事都非常冷淡。8月10日，沪领满思礼回函魏光焘，回绝中国所请。8月27日，魏光焘再次致函满思礼，重中审讯与惩罚罪犯是中国固有的权力，他国不应篡夺，并且说依据条约和规章，本案应移交中国当地官员独立审讯。

8月30日，魏光焘又致函领袖领事、美国驻沪领事古纳，主张依据国家主权原则，中国政府对苏报案诸犯享有管辖权，原因是犯罪行为发生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因此有义务将诸犯交给中国当局惩处。

上海租界

不惟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中国驻外使节也在为此事积极斡旋。中国驻英公使张德彝拜访英国外交大臣蓝斯唐侯爵，希望可以通过英国内阁对上海英国领事施压，迫使工部局交出人犯。大清驻美国梁诚也多次向美国转达中国政府立场。

如果排除此案本身的政治性，清廷的上述操作并无任何不妥，都是在尊重国际公法和条约体系之下的正常运作。如果再将视野放诸于清末新政和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清廷的上述举措甚至是值得称道的，完全体现了一种现代政治的精神。

英国方面对此事起初非常冷淡，但后来也稍微有点松动。法、俄等国甚至力主交人，指责英国拒不引渡的做法是违背国际惯例。但是，另外一起事件的发生将引渡的可能完全堵死。1903年7月19日，有着唐才常自立军背景，又供职于日资主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馆的沈荩因在媒体上披露《中俄密约》而被清廷抓捕，7月31日即被杖毙。

沈荩

沈荩案被外媒披露之后，天下哗然，满清政府司法改革所营造的良好人设毁之一旦，昔日那个残忍暴虐的中世纪政府形象又重现于世。沈荩案的舆论发酵，直接影响到英国政府和租界当局在“苏报案”上的态度。

是年8月3日，英国代理驻华公使焘讷里在致蓝斯唐侯爵的电报中，描述沈荩惨死情形，对苏报案涉案人员如果交给清廷的处理表示担心。英国政府和议会经过一番听证程序，最终做出拒绝引渡的决定。1903年8月5日，英国首相亚瑟·贝尔福在下院宣布内阁关于苏报案问题的决定，同日，蓝斯唐侯爵通知驻华公使焘讷里，宣布内阁决定。

如果没有沈荩案中清廷残忍暴虐的暴露，“苏报案”中涉案的章太炎、邹容等人极有可能被引渡至清廷江苏当局。倘使引渡成功，清廷处理方式能如后来对于汪兆铭、黄复生谋刺摄政王那般，未尝不可树立一起政治案件处置之典范。

首相亚瑟·贝尔福

引渡努力失败之后，上海道袁树勋提出一个转圜办法，即交由会审公廨审理，清廷派出高级官员参加审讯。进入会审公廨处理程序之后，中英双方继续角力。12月17日，参与审讯的清政府代表上海县知县汪瑶庭就独自强行作判决，判处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

中方的这一审判遭到上海领事团的拒绝，领事团以列强一致原则，明确表示了拒绝”，同时还威胁清政府“假如中国法官的判决不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那么邹容等二人将同其它四名案犯一道被无罪释放”。

章太炎

在双方博弈之中，无论是力量还是道义上，清廷都处于下风。案件交由会审公廨，就意味着清廷在此案中彻底成为西方司法制度运作案例中的配角。经过半年的博弈，案件最终于1904年5月宣判，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 驱逐出境”。钱允生、 陈吉甫“开释”。陈叔畴“姑准交保寻父到案”，龙积之“亦应省释。”上述人犯之中，邹容不幸于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