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的关键是无人能比的。对他一生的功业，毛主席曾有过如下评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可以说，假如没有曾国藩力挽狂澜，太平天国起义必难平定，清朝的国运也不会等到50年后的辛亥革命！当然，曾国藩虽创建了湘军，却和刘邦一样“不善将兵，只善将将”，即擅长发现将才，湘军猛将鲍超便是其中之一。关于鲍超，《清史稿》用一句话为其盖棺定论，“超治军信赏必罚，不事苛细，得士卒死力。进战，疾如风雨，贼望而披靡，弃械跪马前，即不杀，以此服其威信。”若文言文的描述太过苍白无力，还有一句最通俗的话：鲍超一生经历过500场以上的战役，负伤108处。不过如此猛人，亦有穷困潦倒之时。《清朝野史大观》曾记载了那么一句话，“鲍忠仕超未贵时，贫甚，典其妻与人。”

典妻契约

典妻，亦称典婚，民间俗称“借妻生子”、“租肚皮”，即丈夫将妻子作为私人物品以一定价格或做短期典当，或租借给他人。当然，既然涉及到典字，那么必定有契约约束。一般来说，契约会写明出典原因、典租价格、典雇期限、典期内所生子女的归属及抚养问题、典期内被典妇女和原夫的关系处理等。而契约一旦签订，双方就会严格地按照契约行事。一般情况下，被典妇女要到典主家居住，且不得与原夫随意见面、接触；典期内若生子女，则全归典主所有。当典期结束后，若被典妇女不愿再回原夫家，或雇主希望续典，那么双方则会做进一步协商，是一次性买断还是再出钱续约。大多数时候，典婚是丈夫将妻子出典。不过若丈夫体弱多病，或丈夫亡故，妻子无力维持家庭开销，她们则会主动联系中介出典。仔细划分，典婚原因分为四种：因经济往来，将妻妾作为抵押；贪图对方妻子美貌，趁火打劫；妻子不能生育且不愿丈夫纳妾，或其人无钱娶妻，为延续香火，只能临时租借；男子常年在外奔波，为照顾自己生活，便临时租妻。

清朝夫妇

中国史书记载典婚的最早记录是战国时代韩非子写的《六反篇》，“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到了汉代，汉书又记载了如下章句，“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于是，“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不过，此时的典婚并非前文所说的典婚，此时的典婚是一次性买断，而后世的典婚则是多次进行的。到了南北朝，连年战乱导致了大片土地荒芜，而统治者为了争取豪强支持和设置武备，不仅放任他们肆意敛财，还额外地对百姓征取赋税，其名目繁多难以尽言，这无疑使百姓的生活更加穷困潦倒。于是，为了谋生，典妻这一陋习才真正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南齐书》记载，“浙东五郎，丁税一千，乃有质卖妻儿，以充此限，道路愁穷，不可闻见。”

甬剧《典妻》剧照

延续到隋唐两宋，典妻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世人竟不以为怪。后来在元朝长年累月的征战下，大江南北已经一片疮痍，百姓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典卖妻女的现象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巅峰。为了稳定统治，统一天下的元朝曾对此现象做出了一定的行政举措，却收效甚微。无奈，元人只得退让一步，即半公开地承认典婚合法。延续到明代，典妻之风依旧盛而不衰，史载百姓“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妇。”1644年明清交替之际，中原战乱频仍，抢掠他人妻女的乱兵遍地皆是。如此，民间典妻之风远超元代。当然，清廷也和明初一样，在立法方面对典婚之风做了些许限制。不过，两相比较，清朝的律令几乎等同于认可典妻的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彻底整治此项陋习，于1950年1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严厉打击各种买卖婚姻，典婚这一陋习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一时间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