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说起

从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说起

金立群

一.“这一个”与“这一类”

我们的时代充斥了这样一种分裂:许多人听着21世纪的音乐、发着21世纪的朋友圈，晒着21世纪的美图,秀着21世纪的各种范儿,脑子里却充斥着最起码也是19世纪以前的种种观念、思想。

比方说,“非诚勿扰”舞台上的女嘉宾们，看上去何其时尚，但是说出来的话，却实在老套。在这个舞台上,主持人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而女嘉宾们的回答尽管各有不同，但是却可以归结为一个公式，那就是——我要找一个xx男。比方说，我要找一个奋斗男/我要找一个暖男、我要找一个工科男，等等。你可能会说，啊,这样的回答没什么问题呀，三观也还正啊，人家又没说要找“有钱男”/“有权男”。但是，所有这些回答却体现出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这一类”比“这一个”优先、重要。“这一个”只有符合了“这一类”才能被接受，因为“这一类”更普遍更永恒。

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由古希腊的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总结，它本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法，也就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形而上”,寻找它们背后的本质规律。但是经三大哲学家一总结，它不仅成了方法，而且还成了信仰。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提出，这个世界是分等级的。低级的世界由具体事物组成，而高级世界则由这些具体事物背后的“理念”组成。这个“理念”也就是体现了具体事物之本质规律的“共相”。这听起来好烧脑。我来打个比方吧。

比方说，我们要学习马云。为什么要学习马云呢？是学习这个具体的人吗？马云那么黑，长得相当不帅，这个你也要学吗？显然我们要学的不是这个具体的马云。我们是要学的是马云身上体现的创新精神，是马云这个具体的人背后的“这一类”，而不是马云之“这一个”。如果马云身上没有这个创新精神,如果他没有创造阿里巴巴的事业，谁会学他呢？也就是说，马云这个具体的人背后的“创新精神”所构成的“理念世界”比马云这个具体的人要高级，要永恒。由此，从形而上学中就衍生出了一种信仰主义、本质主义的传统。

二.“明天会更好”是一种恐吓

这个传统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巨大。它要求我们必须为生活寻找某种意义的支撑，否则，你简直就不配活。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树立理想，为理想而奋斗。只有将自己的具体生活、具体存在，这个具体的“形”和那个代表了理想、目标的“上”挂上钩，只有将自我之“这一个”归属于某个理想的“这一类”，“形而上”了，你才算获得了活下去的资格，你才能够拥有幸福快乐。也就是说，如何获得幸福快乐？树立理想，为理想而奋斗，拿到“这一类”的标签，你才能获得快乐。

这个公式看上去好像是为我们指引了获得幸福与快乐的途径，但实际上确实对幸福和快乐的最大剥夺！

对快乐的最大剥夺不是不许你快乐，而是规定了你快乐的方式，比如说规定了你考试取得好成绩就是快乐，规定了你“成功”就快乐，如果你不快乐，那是你不配快乐。它看上去是在指引你获得快乐，实际上是在剥夺你的快乐——它时刻警告你：不要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它总是让你生活在一种可能不正常，可能不成功的恐惧中！！！

与树立理想，为生活寻找意义支撑相伴随的还有另一句格言，那就是：明天会更好。只要今天努力奋斗，明天就会更好。这听上去是挺励志的。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呢？这是否也是一种恐吓呢？如果今天不努力，明天就会糟糕。今天轻松了，明天就倒霉，今天吃苦了，明天才能甜。“明天”似乎是一个甜枣,但又是一个可能随时砸向我们的大棒，他逼着我们今天要努力努力。努力当然是应该的，但是这样一种威胁、威吓之下的努力，究竟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呢？究竟是出于一种最深刻的恐惧,还是出于一种生命的自由呢？

而且，更要命的问题是，今天努力了，明天成功的可能性也并不大啊。生活的常态其实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理想的破灭。想当第一的有很多，可是第一只有一个。想上好大学的人很多，考上的却是少数。男孩子都梦想找到一个“女神”共度一生，可是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不是“女神”而是平凡普通的“女人”。但是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可不这么看。他们当然承认确实存在理想破灭的情况。但是他们认为，理想之破灭是偶然的，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你努力的方法不对啊。再不然，那破灭的不是理想而是空想，那么就换个正确的理想吧。总之，理想之实现是普遍必然的，而理想之破灭都是个别的、暂时的。

三.尼采：上帝死了

欧洲，19世纪后期，是一个和18世纪后期迥然有别的时代。18世纪后期，正是大变革的前夜，启蒙主义思想弥漫，整个社会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气氛。“自由平等博爱”既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成为现实政治的目标。这种乐观还有一个哲学史上的专有名词来描述，叫做“美好的理性王国的预约”。就好像乐观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宣告的那样：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没过多久，春天的确来了，自由的确来了，可是春天并不像人们想像得那样美好。春天，人们的欲望膨胀，充满了种种算计与杀戮。人们发现，从神权与王权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人，其实并不是伟大的人，而是渺小的人、委琐的人；其一，自由使人性的丑恶充分暴露出来，打破了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另一面：由贵族社会重门第轻金钱所发展出的一种高傲的纯洁的贵族文化。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多次革命之后，新上台的政府贪污腐化，社会分化严重、失业严重、社会动荡。其二，现代工业所要求的无处不在的标准化与资本主义的功利性更是压抑着人的多样性—。这次理想的破灭实在是彻底。面对如此的失落，大多数人，要么去寻找新的正确的理想和天国，要么仅止于情绪上的颓丧、发泄。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疯子：

有一个疯子大清早手持提灯，跑到菜市场，不断地大喊：“我找到上帝了！我找到上帝了！”由于四周的人均不信上帝，遂引起一阵骚动；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走错了路了？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眼瞪着大家。“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块土地上最神圣与万能的他如今已倒卧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的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的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大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目睹。

这是尼采的一本书《快乐的科学》中的一段寓言。

正是在这段话里，尼采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哲学命题——上帝死了！在《圣经》中耶稣被杀，然而三天后却复活了。在尼采这里，更牛的上帝被杀，居然被杀死了。耶稣为什么复活？因为人们需要他的拯救。上帝为什么一杀就死？这不就是在暗示上帝已经没有用了，他不能解决人们的问题，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他了。而我们在找到上帝的同时却发现他已经被我们杀死了，更是暗示了人们寻找上帝之历程的荒诞与可笑。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是对2000多年来欧洲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彻底颠覆。它同时也就是说理性死了、本质死了、人类的目标和信仰死了，再也没有什么超越于具体现象、生活、个体之上的本质、信仰、共相了。

也就是说，面对着所谓“美好的理性王国”理想的破灭，尼采没有去寻找新的理想，构建新的大厦，他转身离去，漫无目的地流浪，声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理想”这个东西，宣告了理想之破灭的必然性。而理想之实现，才是运气和偶然呢，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这其实倒是符合我们通常的认知的，但是有几个人敢承认呢？

四.“上帝死了”于我何干

“上帝死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对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有什么影响呢？从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都好像要为了一个将来的什么目标和信念。比方说学习是为了将来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吃饭是为了活下去将来回报父母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目标没有达到呢？那就是白上学了，那就是白吃饭的饭桶。“上帝死了”以后又如何呢？理想死了以后又如何呢？许多人可能本能地就会想，那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是非成败转头空”啊，一切岂不成了虚无？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么你就是中本质主义信仰主义的毒太深了。人最后总是要死的，难道因为总是要死的，就不如不活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后总是要死的，生命总是要死的，所以这恰恰赋予了我们的“活”以绝对的自由的价值！同样，上帝死了，理想和目标死了，恰恰使我们摆脱恐惧，获得生命的自由意志。学生之努力学习将不再是为了“今天不努力学习”，明天就各种完蛋之恐惧，而是因为学习本身对好奇心的满足，所以学习本身即是满足。吃饭也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像猪圈里的猪一样养肥了好去赚钱，而就是为了当下的饥饿、食欲、嘴馋，所以吃饭本身即是满足。

反之，如果因为“明天会更好”才去学习才去吃饭才去做一切，那么这行为的可持续性是要大打折扣的。鲁迅深受尼采影响，他有过类似的表达：“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虽是投机，成败之数也不能预卜的。”（鲁迅《铲共大观》）

至于如何看待一个人,那当然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你不是学生、白领、成功人士、吃瓜群众,你不是任何或高贵或卑贱的身份或者标签的附庸,你就是你!年轻人不是喜欢说“做自己”吗？如果没有尼采在前面说“上帝死了”，你能做自己？没有一个身份和标签，你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值！

为了什么，你将空虚，不为什么，反而充实，这就是尼采揭示出的生活的悖论式的真谛！为什么尼采是划时代的人物？因为他颠覆了既往。从前总要为了什么，现在上帝死了，什么都不用为了，这是颠覆，不是否定，不是否定一个再肯定一个，不是觉得这个女朋友不好再换一个，而是干脆不要女朋友了，不找了！

说到这里，各位也许要问：这四个字到底对不对呢？我个人认为，对于这四个字的价值，不能从“对不对”去衡量。因为当你问“对不对”的时候，你的提问方式实际上已经表明了一种本质主义、信仰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因为不论是对还是不对，其背后一定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意味着事物的本质，就意味着信仰，它高于被当作表象的这句话。所以，倘若你要问这四个字对不对，那么这四个字肯定“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否认存在任何超越性的本质和标准的。这四个字的价值只能从它是否给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来衡量。

五.“上帝之死”开启了新世界

“上帝死了”，首先告诉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不要企图在现实面前建造任何防火墙。人们往往不敢直面现实，因此要去掩饰现实，在现实面前建造防火墙。防火墙有两种。第一种防火墙是显在的防火墙，是对现实的公然粉饰，我们一望而知。这个不用多说，有很多例子。但是还有第二种防火墙，潜在、隐蔽，在几乎所有人的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是一种图式,或者说类似建模的模型。我们往往通过某种图式来看待世界。比方说“善有善报”就是一种图式。当你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如果你透过“善有善报”的图式来看待世界，那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糟糕，因为一切终将得到报应。但是问题在于,事实可能是善良的人并没有获得补偿,而作恶的人也未必就得到惩罚,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啊。

再比方说，孟子说过很有名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很多境况不佳的人都会透过这段话所标志的图式来看待自己的处境，由此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但是问题在于真的有一个“天”降大任于那些受苦的人吗？马路上的乞丐、工地上辛苦劳作的人的命中，都注定了要承担一个伟大的使命而将成为伟大的人物？那才真是妄想呢。但是我们长久以来不正是依赖着这些“图式”给自己以安慰，让它横亘在我们和世界之间，而不敢直接面对世界吗？这才是一个人最深刻的懦弱之所在。表面的歪曲现实容易得到纠正，而通过某种图式，比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来假想现实却被当成一种励志。然而，这是建立在虚假之基础上的励志！我们自以为找到了一条“为了什么”的康庄大道，实际上，正如尼采所隐喻的：在我们找到上帝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被我们杀死了。

当我们透过种种的图式来看待世界的时候，不仅泯灭了自我的勇气，而且还失去了自我。我们不再能说出自己的话，只要当我们开口，我们就必然说的是某种图式语言，我们便必然落入了种种先验图式的陷阱，而失去了精神的独立性。在尼采看来，人类最深刻的懦弱正在于此。人似乎总要有个意义的支撑，人害怕陷入意义的虚无，而不管这个意义是谁造出来的。

可是，“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这恰恰给人类以新的方式生活、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与‘自由人’深深感觉到自己象是被一个新生的旭日（“旧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着，心中交杂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诸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那属于我们的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海’――乃再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尼采《快乐的科学》）

六.结语

最后让我们回到“非诚勿扰”，面对着“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这个问题，真正现代的回答应该是什么呢？我替上场的女嘉宾拟了一个回答:在我爱上之前，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当我爱上了,我才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男生，我要找的就是——他！只有这样的爱，它无法策划，不可预料，绝不按部就班，那才是真正直达生命深处的爱！抛弃了“这一类”的限定，放下了“明天会更好”的祈求，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才凸显出来,不断流逝也无法重复的“当下”才凸显出来。没有了理想和目标的虚假的召唤,将另有一种力量磅礴升腾——那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