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创造了我军历史上多个之最。

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创造了我军历史上多个之最。

1926年6月，在中共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北伐战场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流域，而四川位于长江上游，当时四川军阀兵力达50万，其政治态度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具有重要影响。为配合北伐战争，同年12月，中共重庆地委及其领导人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领导组织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泸州、顺庆（南充）起义。起义部队共5个旅1.2万余人，推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面对四川军阀的反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次起义一直坚持到1927年5月中旬，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开创了中共在重庆及四川地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先河，实现了中共中央预期的抑止川军主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1月29日的《国民公报》盛赞这次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泸顺起义是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的一大贡献，也是中共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初尝试，为后来发动南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7年5月上旬，当刘伯承孤军苦撑泸州城时，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这使他成为第一个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长职务的中共党员。1927年6月，贺龙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担任军长比刘伯承晚了一个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他是9月初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的叶挺将军当时担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他到南昌起义时才担任第十一军军长一职。

1927年7月，为了筹划南昌起义、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大肆屠杀革命者。为了挽救革命，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決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周恩来临危受命，他选择了刘伯承作为军事上的助手，因为刘伯承既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刘伯承乘江轮前往九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3000余人，而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优势明显。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激战至拂晓，全歼反动守军。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随后召开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共40余人，刘伯承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会上选举了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参谋团的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起义军南下，准备占领广东，在苏联支援下重新北伐。1927年10月，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优势兵力围攻而最终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乘船经香港到上海，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和吴玉章等同志到苏联学习。刘伯承先后进入莫斯科步兵高级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8月初，刘伯承回到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早在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就设有参谋长，由聂荣臻担任，而南昌起义后由刘伯承任参谋长的军事参谋团，也是我军总参谋部的前身。

我军正式设立总参谋部是1931年11月，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中革军委之下设立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军医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部部长（次年改为总参谋长）。这是我军第一次设立总参谋部。

1932年10月，刘伯承接替叶剑英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1933年2月至3月，刘伯承协助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刘伯承因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同月随红五军团参加长征，担负艰苦的殿后任务。黎平会议后，刘伯承被调回中革军委，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1935年1月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后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5月，刘伯承任红军先遣司令，率部为全军开路，6月强渡大渡河，随后，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政治野心恶性膨胀，公然另立“中央”，刘伯承和朱德等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张国焘对此怀恨在心，10月，免去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将其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刘伯承任红一方面军（后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6年12月，为了实现全国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开创全国革命军事斗争新局面，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中革军委组织。12月7日，中革军委以毛泽东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中革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1930年8月，刘伯承从苏联回到上海后，还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编译科科长。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他身穿灰绸长衫，戴着墨镜，手执纸扇，以“林直木教授”的身份开展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他和从苏联归国的左权、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翻译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和苏联军事论著，译成后发往全国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使用。

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完成这些翻译任务，真是难上加难。为了躲避特务监视，刘伯承4次搬迁住处。当时资料缺乏，连一本《俄汉辞典》都不易找到，但刘伯承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据刘伯承当时的妻子吴景春回忆：“伯承同志在上海工作非常苦的。白天到外面联络工作，到闸北等地讲军事课，夜晚用黑布罩起灯光，用他仅有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翻译俄文，常常干到天亮。”当时在军委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回忆：“到军委工作不久，我和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商量翻译条令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对此也很赞成。当时江西前线不断传来我軍胜利的消息。我们认为翻译一本苏军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对前线会有帮助。伯承、剑英、傅钟、卓然同志都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俄文基础，所以，组成两个摊子，由伯承、剑英同志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由傅钟、李卓然同志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军委从各方面给予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两本书翻译出来了，并送到了各根据地。这就成了我军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红军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军的军语专著，对于红军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当时，针对红军主要沿用旧军队军语的情况，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刘伯承为各种各样的人员规定了新称呼：军官改叫指挥员，士兵改叫战斗员，传令兵改叫通信员，伙夫改叫炊事员，马夫改叫饲养员，挑夫改叫运输员……这些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在前线指挥打仗的同时，一有空隙就写作或翻译军事著作。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去一部《合同战术》译稿请刘伯承校订。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阶段，几乎天天打仗，与刘伯承一起校订该书译稿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在此期间牺牲的。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冀鲁豫前线记者关于刘伯承校订补译《合同战术》下部的报道：“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顷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10万字。此为100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11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7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20天作战一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右目，写作甚感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无所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以至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种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急起学习。”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11月，日军以500步兵和1个骑兵连向山西长治县附近的范村发动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以1个连的兵力，分散埋伏在十多里长的山地、道路附近，三人一组，五人一群，飘忽不定，不时变换位置，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日军看着这些像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八路军，想抓又抓不着，只能被动挨打。经过几小时的战斗，消灭日军近百人，击毁军车1辆。这就是“麻雀战”。刘伯承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敌人团团转哩。”

1938年7月，刘伯承在《一二九师抗战一周年战术报告》中专门提到范村战斗，称之为“发明了打麻雀仗”。从此，产生了“麻雀战”这个名称。

抗战初期，刘伯承利用阎锡山的练兵场开办一二九师游击训练班，他亲自讲解游击战术。一次，他和李达讲完课后骑马回去，突然，他的大白马和李达的黄骠马受惊，双蹄飞起来。原来是一群黄蜂把马屁股蜇了。刘伯承若有所悟，再到训练班讲课时，他就讲起了黄蜂战术。他幽默地对学员说：“你们想呀，我们把这匹马比作是日军，日军兵力多，装备好，庞然大物呀，可是小小的黄蜂蜇了一下就受不了。我们派出去的游击小分队就是一只只黄蜂，叫日寇这匹大洋马日夜不得安宁！”他号召群众模仿黄蜂的战术，拿起武器，群起打击日军。比如安泽县民兵轮战队和我军主力部队派出的人员就以“黄蜂战术”打击日军，当日军出操时，我军预先埋伏的一个排带领轮战队突然以步枪机枪火力急袭，杀伤敌47人。然后打完就走，敌人追出，我军已无影无踪。在敌人返回途中，我军又用“黄蜂战术”，以一个游击小组抓住敌人，各友邻小组和临近的主力部队都奔向战斗地点和敌军行进前方，集中兵力、火力，尾追、侧击、截击杀伤敌人。广大抗日军民使用这一战术在游击战中杀伤了无数敌人。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敌人的任务。刘伯承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一起率一二九师南下到武乡、襄垣地区寻机歼敌。刘伯承根据日军“一处受袭、他处必援”的规律，决定以一部兵力佯攻黎城，充分利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伏击由潞城向黎城增援的敌人。3月16日拂晓，我军以一部兵力袭击邯郸至长治公路上的日军重要兵站地黎城，引诱驻潞城日军出援；以3个团埋伏于潞城县至涉县之间的邯长公路神头岭地区。9时30分，潞城出援日军进入设伏地区，预伏部队突然发起猛攻，展开白刃格斗，经过2小时激战，日军除100余人逃跑外，全部被歼。八路军伏击部队又击退由潞城、黎城连续出援的日军，并歼其一部。至16时，战斗结束，共歼日军1500余人，缴枪550余支。日本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参与指挥解放战争中歼敌最多的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8年11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围歼黄百韬兵团，此战以华野为主，刘伯承指挥中野配合作战；第二阶段是围歼黄维兵团，此战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野为主，华野一部协助；第三阶段是围歼杜聿明集团。

早在战役第一阶段，粟裕就谋划全歼黄百韬兵团后，华野同中野紧密配合，在徐州附近打更大的歼灭战。毛泽东批准了这一计划。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野于11月16日攻克津浦路上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枢纽宿县，切断徐州劉峙集团的交通线，同时隔断蚌埠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北援徐州的道路。随着淮海战役越打越大，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陈、邓为常委。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黄维兵团有4个军10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重装。24日，中央军委同意了总前委歼灭黄维兵团的计划，并指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25日，中野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杜聿明决定30日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兵团撤出徐州，经河南永城、安徽蒙城南下，企图救出黄维兵团，刘峙同时到蚌埠指挥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上，企图南北合击以确保成功营救黄维兵团。为此，刘伯承、粟裕等首先全力歼灭黄维兵团，在北面暂取守势，阻止杜聿明部南下，在南面增加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兵力，用刘伯承的说法，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集团），看一个（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12月4日，我军将杜聿明集团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5日，黄维兵团全军覆没。1949年1月6日，人民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经过4天激战，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全歼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历时两个月，歼敌55万多人，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战况最激烈的一次大决战。

为培养高级指挥员的作战指挥能力，南京军事学院1954年在山东半岛举行了“集团军进攻转海岸防御首长——司令部演习”。这次演习从1954年6月着手准备，院长刘伯承亲任演习指导部部长和军事总导演。演习从11月17日开始，演习地域宽30公里，纵深300多公里，包括当时山东昌潍、莱阳等专区及青岛市的10个县、100多个村庄。参演部队有步兵、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还有海军和空军，连同参演人员、保障人员总计8000余人。全军有264名中高级干部参观见学，其中兵团级以上干部达21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远东军区一位大将率参观团前往参观。演习分3个阶段实施，历时14天，于11月30日结束。参观见学人员分别见学了集团军司令员、集团军参谋长，集团军作战、情报、通信、防化等部门首长以及快速集群、航空兵、炮兵等特种部队指挥员的演习作业。在演习过程中，参演学员加深了对课堂理论学习的理解。此次演习，规模之大、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军均属首次，为1955年中央军委组织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提供了丰富经验。

来源：党史纵览 作者：郑林华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