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浪漫主义者总有一种“傻气”，他们既是梦想家，也是是行动家，比如执着于飞上天空，将自己绑在布满炸药椅子上的万户；对浪漫不屑一顾，却因看到马夫虐马而精神崩溃的尼采；一生漂泊困顿，死后要把心脏埋进家乡教堂柱子里的肖邦。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在巷子里玩耍，有一个男孩指着泡桐树上的一朵白花说：“那朵花最漂亮，我去把它摘下来。”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所有的花都差不多，根本没有最漂亮的一朵。

另外，他跟我差不多大，只有7、8岁，根本爬不上几米高的大树，但他不在乎，双手抱着树干吃力地想找到脚踏和手抓的地方，他爬不上去，甚至没法停留在树上哪怕两秒钟，一次失败的尝试，让他摔了一个重重的“屁股墩”，其他小朋友都笑着跑开了，但他不气馁，仍旧一次次尝试实现诺言。我当时认为他只是倔强和好面子，所以“傻里傻气”地要爬上树梢，去够那朵子虚乌有的“最漂亮”的花。

这件事过去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了小男孩的倔强是什么，人生没有无缘无故地执着，这世界上的美好，就像桐树上的那株“最漂亮”的花，我们不去寻找，它就不存在。在那个夏天，我没有被小男孩感动，因为我不懂什么叫梦想。但在历史的夏天，我却被哥白尼打动了：为了突破一种束缚，敲响夏天到来的钟声，哥白尼用一个理论，证明了人类配得上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对一个未曾蒙面的美好未来怀有乡愁。

哥白尼和日心说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白天是舅舅的助理，晚上是小阁楼里的天文学家。哥白尼不是天才，他不像艾萨克·牛顿一样，仅仅为了获得薪水就发明了微积分；他也不像自己的信徒布鲁诺，为了捍卫理想而甘愿被烧死在罗马的广场上。他只是对天文学异常感兴趣。1504年，他做好准备要观察一个特别的景象︰木星与土星每20年一次的相会。哥白尼认为，观星是虔诚的表现，想要明白造物主的旨意，有什么方法比研究天空更直接呢？

早年在意大利求学时，哥白尼就迷上了天文，不论是古代的托勒密，还是当代的派尔巴赫（Peurbach）和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只要有关天文的书，哥白尼一定拜读。回到波兰后，哥白尼不甘于做一个旁观者，于是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他仔细研究了《阿方索星表》（Alfonsine Tables），然后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阿方索星表》不太可靠。这部天文历是13世纪编成的，推算太阳、月亮和已知星体自1252年以后的位置，虽然是中世纪天文学的重要典籍，但它并不准确。木星与土星一如所料在1504年相会，但具体的发生时间却有将近二周的误差。此外，行星们在天空实际相交的位置，也跟记载的数据相差两度。

第二，《阿方索星表》不符合直觉。这部天文历以托勒密的天体模型为基础，哥白尼觉得这种模型过于凌乱，杂乱无章，无法反应世界本应井井有条的特点。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的固定中心，日出和日落佐证了这点。但托勒密无法解释其他星体“反常”的行为，从地球上看，好几个星体似乎很“淘气”，每年先往一个方向跑，接着又朝反方向奔去，忽暗忽明，毫无规律可寻。

托勒密为了解释“调皮”又不遵守“纪律”的星体，设定了循环（cycle）和等分点（equant）等附加法则。这些怪异又难懂，充满“凑活”意味的法则解释了太阳、月亮和星体的运动，看上去确实弥合了矛盾，于是沿用了1400年。但所有建立在托勒密宇宙观之下的天文历法，全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差。

哥白尼一直受这两点问题困扰，迷茫地仰望了十年星空，直到1510年，他突然顿悟，意识到一开始错在哪里。一个新的理论出现了，它的能量足以翻转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哥白尼异常冷静地分析了利弊，最终还是沉住气等了30年才把想法完整地写出来，并小心翼翼地出版成书。

这期间，哥白尼的一个学生对他的草稿非常着迷，三番五次请求，哥白尼才在1514年拿出草稿给一小群朋友传阅。哥白尼表示宇宙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日夜交替不是太阳的运动所造成的，而是地球自转的原因，地球也不特殊，跟其他星体一样，绕着太阳旋转。

在引力定律和天体力学出现之前，人类的头脑无法想象宏观世界的真正模样，于是哥白尼的这套说法荒谬极了，就像疯子的呓语。有人诘问：如果地球真的自西向东旋转，形成白天和黑夜，那转动的速率必定很快，可为什么人类还能站在地面上，而不是被甩出去老远？还有人问，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动，如果按照哥白尼的说法，那些发光的小东西一定在飞速运动。哥白尼不知道答案，但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

第谷·布拉赫为了证明哥白尼是错误的，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记录天体运行数据，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数据不仅证实了哥白尼的模型比托勒密的更加可信，而且自己的爱徒兼助手开普勒也站在哥白尼一边，并通过这些数据总结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光大了天文事业。

日心说和文艺复兴

20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在科学研究中，学者总是困在一些过去的假设中无法自拔，那种成体系的观点和价值观就是范式。在哥白尼之前，天文学的老范式根深蒂固，信众遍布欧洲，他们执着地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就像盐是咸的一样不可置疑，哥白尼不仅提出了疑问，并推翻了旧天文学。

哥白尼爬出思维陷阱，跳出了数代人的固定视角，站在了崭新的地平线上，这种理论勇气难能可贵。日心说抽掉了旧式科学殿堂的支撑柱，但要让这座大殿倒塌，还需要其他人的努力。

在哥白尼之后，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纷纷抡起大锤，将业已腐朽的大殿砸成了齑粉。新的科学，将在旧废墟之上拔地而起。哥白尼所带来的影响，远远延伸至天文学以外的领域，他打下的全新基础，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文艺复兴从这里起步，人们意识到理想还没死。

哥白尼的突破相当惊人，在他敲响的钟声中，哲学、科学、科技和艺术全都觉醒，推翻了固有原则，不再受传统支配。人们不再安于一个平庸无奇的世界，而是力求攀得更高、看得更远、懂得更多。也许当时的人还吃着掺着锯末的干粮和寡淡的白菜汤，但人们学会了重新思考人生意义，并有了重建价值序列的愿望。

例如，人们现在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不择手段的权谋家”，因为其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提倡暴力与谎言是贤君的特质。但在500年前，《君主论》震撼的地方不在于作者编织老一套的谎言，认为统治阶层的自省是社会安定的基础，而是他把对统治阶层行为的观察公诸于众。这种观察角度的上扬，意义不亚于对星空的窥探。

人类的目光不光更高，也更加宽广，为了观察远方，还发明了新的工具和技术。船只愈加庞大坚固，配上结实的船帆和船舵，冒险家们能够航向大洋，寻找未知的世界。罗盘和其他导航仪愈来愈精确，足够支撑人类的好奇心发现新的大陆。农业开始采用轮作法（crop rotation），在化肥出现之前，它养活了饥肠辘辘的社会达300年之久。冶金匠人建造了鼓风高炉，新的合金支撑起新的宏伟计划。水利技师重拾古罗马人对供水系统的热爱，发明了新的水坝、水泵和水渠，新的港口、磨坊和矿场随之出现。建筑师拿起圆规、直尺和数学，造出了自罗马时代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巨型圆顶。小提琴、吉他和其他乐器相继出现，音乐家不再苛责世界的单调，用新的乐器奏起了自信的乐曲。

你、我和所有人的故事

哥白尼的生命并不像火焰，没有用短暂地爆发消耗全部的生命力。他活了70岁，一生之中除了踌躇是否要发表日心说的经历，基本上跟精彩不沾边。他没有改变波兰，也没有改变欧洲，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哥白尼没有放弃理想，没有和之前的黑暗时代同流合污，他不相信人云亦云的老规矩，为了追求一个真实的理念，高举着迎风摇曳的理想，在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的世界中，证明理想确实存在。对一个人类个体来说，哥白尼算得上“优秀生”，他的经历和成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结论：人类中的最小单位，竟能够引起文艺复兴这样的巨浪。

那个时代的所有人，包括哥白尼自己在内，谁都没有想到，日心说作为一个天文学理论，竟蕴含着颠倒世界观的能量。思想的天翻地覆，把在黑暗中世纪的春寒料峭中被冰冻的精灵们引爆了，无数有趣的灵魂觉醒，散逸到人间的各个角落。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少见的天才井喷年代。虽然人类的生命如夏花一般短暂，但那个年代，杰出的人们用接力的方式，一代代不断绽放，用自己的生命加热着大气的温度，最终迎来了历史的夏天，并为新的时代留下了足够的热量。在历史的夏天，我们被世界感动，为一种倔强而热泪盈眶。

人类有时候虚伪、傲慢、脆弱不堪，但也真诚、谦虚、坚韧不拔，从双足离开树枝，踏上地面的一刻起，人类就如同热血少年，不断违抗古老的法则。人类不喜欢恭顺地对强敌弯腰低头，他不会一开始就向人生投降——世界对我来说太残酷了，但我绝不认输。如果这种韧性的后面，没有极大的自信和坚强的意志，原始人恐怕早就葬身在某个地层中了。在可朽的人类躯体内，有一种不朽的渴望和力量，也许我们手无寸铁，但我们拥有潜力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