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谴责”成为众多人士抨击时弊的一柄利器。尤其是在文学界，诸多言说者通过“谴责”式写作，以愤怒之戟刺破了封建正统文学温柔敦厚的道学面纱，使世人目睹了“魑魅魍魉”“牛鬼蛇神”的真面目。他们还以救世之心将视线集中于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 以嬉笑怒骂之笔对封建社会作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道德批判。晚清谴责小说取材范围极广，涉及到了官场、战争、商界、女界、华工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写官场最为普遍。当时极具盛名的四大谴责小说，即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主要内容都是写官场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都褒赞过他们，胡适甚至认为吴趼人、李伯元、刘鹗的作品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不过，胡适后来又否定了自己的过高评价。随后虽有很多学者对“谴责小说”的指称提出质疑，认为“谴责”的提法不妥，但由于多年习惯使然，学术界依然沿用了“谴责小说”之称。

谴责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的清政府，内政反动腐朽，外交软弱无能，民间怨声载道。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风云，把一大批封建文人卷入了政治激流，康有为、梁启超、秋瑾等人开始步入政治舞台，谋求建功立业，以救晚清之衰弊。一批爱国的农民以义和团相号召，也卷入扶清灭洋的历史舞台。而清政府对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又大大刺激了社会上不满情绪的滋长。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诸如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才识不凡的文学家无法找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这些人又有变革现实的政治宏图，于是开始写谴责小说，并于1903年之后走向繁盛。

清末小说家曾朴

首先，谴责小说之所以能够兴起与发展，与晚清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百姓对晚清政府的作为越来越失望有关。正是由于政府对民间社会的掌控能力弱化，以及民间社会对政府的持续失望，才使得小说界出现了大量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阴暗与丑恶的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其次，晚清新闻界的办报高潮和新闻舆论助推了谴责小说的兴起和蓬勃发展。1903年以后，晚清新闻界迎来了国人第二次办报高潮，从该年新增报刊53种，到1911年新增报刊209种。也是在这段期间，晚清报界受新闻自由思想之影响，形成暴露官场、抨击时弊的舆论环境，而这个环境也是谴责小说兴起的环境。大致来说，晚清的新闻媒体在以下方面为谴责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助力：一是它为谴责小说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揭露批评无所忌惮的舆论空间。在这个舆论空间里，出现了“骂官场的小说畅销”之文学现象。二是它为谴责小说培养了一批忠实读者。从受众心理上讲，负面新闻更有吸引力，因此当晚清报刊乐此不疲地登载揭露抨击时弊的文章，当揭露官场抨击时弊的话题，在一定时期为读者广泛地津津乐道议论不休时，一个广泛的受众群体就形成了。三是晚清报刊对谴责小说的倡导。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与报馆把关人的兴趣及提倡不无关系。如1904—1911年，《时报》共刊登短篇小说173篇，大多数都是以谴责官场时弊为主题。《时报》之所以涌现出如此之多批判官场及时弊的短篇小说，即与负责当时《时报》小说撰写和来稿选编的陈景韩和包天笑的兴趣与提倡有关。

谴责小说的叙事铺陈

晚清谴责小说如同一幅官僚百丑图：“冒得官”被长官查出系冒人功名而得的官后，为了保住职位，竟把17岁的女儿献给了统领大人做姨太太；“苟才”(狗才)为了讨总督欢心以谋肥差，竟和妻子跪在寡媳脚下，求其去填总督刚过世的五姨太的房；作威作福的文制台在洋人面前竟变成了卑躬屈膝的奴才模样。如此种种，不仅揭露了官场形形色色大小官员的丑态和原形，也为我们传递了谴责小说家们的叙事铺陈特色。

《老残游记•孽海花》封面

首先，揭露假丑恶成为谴责小说的主题。本来“美”和“崇高”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主旋律，但当内忧外患、生灵涂炭而晚清官场却依然歌舞升平的时候，“无数作家再也不能保持温文尔雅和含蓄不露的态度，忍不住以笔作刀，投向黑暗的封建王国。”如此，在谴责小说中，“美的踪影消失了”，“丑”像一团巨大的乌云，遮住了太阳，没有了智慧和神奇，没有了道德和情操，只有官场腐败、商界污浊、佛国奸骗、家庭恶斗、人欲横流，是一个昏暗、肮脏的丑恶世界。当然，他们并不以漫画式的勾勒丑恶现象为满足，他们也想力挽狂澜，却无能为力，封建王朝土崩瓦解，泱泱大国如此败落，整个社会就是“丑”“怪”，“九死一生” 的“我”因看不到“拂晓的朝霞”，只得“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 ，与木石居，与鹿逐游”。

其次，采用了西方心理学的描写手法。尤其是在作者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的作品中，心理描写更是成为描写人物的重要手法。刘鹗在《老残游记》第十三回里即重点描绘了老残面对妓女翠环惨遭老鸨毒打的心理。当老残看到翠环身上一条青、一条紫的伤疤后，心里想到：“这都是人家好儿女，父母养他的时候，不知费了几多的精神，历了无穷的辛苦，淘气碰破了块皮，还要抚摩的……谁知抚养成人，或因年成饥馑，或因其父吃鸦片烟，或好赌钱，或被官司拖累，逼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糊里湖涂将女儿卖到这门户人家，被鸨儿残酷，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境界。” 通过这种叙述，再对比那些空发感慨，但该玩弄就玩弄，玩儿完起身走人的名士，老残对翠环的同情与关爱要真实得多。这种细腻的人物心理展示也颇为可信。

再次，晚清小说家们虽然嬉笑怒骂，却满纸辛酸泪，其作品凝聚着良苦用心。如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所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 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于《红楼梦》……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 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谴责小说的缺憾与消亡

晚清谴责小说家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不安的时代，看到了祖国疮痍满目、病入膏肓的危难，出于正直的品性与爱国心深刻揭露了官场腐败，撕破了一些官场人物道貌岸然的嘴脸，在讽刺社会、警醒世人方面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人们认识腐朽黑暗的官场和晚清世风也有重要意义。

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存在的弊端和思想局限，晚清谴责小说在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它无法克服的弊端和自身存在的大量缺憾。其一，谴责小说大多是为了适应报刊连载之需而仓促写作，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时间，因此小说多属连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结构不够严密，缺乏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老残游记》里的老残，《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云，虽是贯穿全书的人物，但更多起着连缀故事的作用，缺少完整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其二，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描写夸大失实，缺乏含蓄，也成为论者口中的“话柄”。其三，随着民初社会的急剧动荡和转型，谴责小说家未能及时跟上时代步伐转变创作思路和理念，加之受其本身阶级归属和价值取向之局限，晚清谴责小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消亡。尽管如此，谴责小说家自觉以小说为改良社会的工具，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那个腐朽败落的丑恶世界，在让世人深恶痛绝之际，或猛省，或抗击，至少不再同流合污，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