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对国民政府的“毫无诚意”十分恼火。1938年1月11日，日本内阁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对华继续用兵，对蒋氏政府“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13日，日本限中方在72小时之内表态。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并坦言这“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

陶德曼

对此，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1月18日发表《维护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声明》，宣布“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同时中日两国互相召回驻对方大使。至此中日“和谈”之闹剧暂时收场。陶德曼调停也自此宣布完全失败。

调停过程中的陶德曼

陶德曼调停，可以说自始至终是出由日本人导演的骗局，其目的最初是为了抵挡国际联盟的压力，勾引国民政府堕入其直接谈判之圈套；后来又欲利用谈判来轻易地达到军事侵略的目的，迫使中国政府不战而降。虽然这些企图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最后得逞，但是这场诱和丑剧却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与分裂，暴露了汪精卫亲日派的降日面目，亦暴露了蒋介石抗战决心曾经动摇的一面。德国人的调停在客观上对中国抗战起到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为顾及国际形势、外交因素以及德国调停，蒋介石在上海、南京诸战役中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结果直接造成了八一三淞沪战役的迅速溃败和保卫南京作战计划之失误，这是十分令人痛惜的。

淞沪战场

比较中日两方的情况，我们发现，日本是军方在战争上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以致在华北及淞沪战场上都出现了日本内阁的政令追随着前方军令及战争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情况。日方贯彻的是战争第一、战场需要第一，政治外交都是为了军事战略服务的宗旨；而中方则常以政治、外交等非军事因素来指导战争，结果造成军令朝令夕改，前方将士无所适从，使整个战争偏离了军事规律。中国统帅部在指挥正面战场抗日作战时，表现出的这种缺乏信心、瞻前顾后，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总把希望寄托于战场之外等不正常举动，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战事一败再败。

马振犊、陆军：《抗战正面战场启示录——八一三淞沪抗战》

编辑：浙江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萧宸轩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