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报道，8月10日下午，6.04里拉兑换1美元，里拉对美元汇率单日跌幅为8.9%。里拉对美元汇率一周内跌幅累计超过13%，年内跌幅超过30%。

中东剧变爆发后的几年间，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方面均经历了重大变化：国内政治威权化改革快速推进；经济陷入失速导致持续十余年的“经济奇迹”终结；与外部大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周边外交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一度被国际社会视为中东与伊斯兰国家发展样板的“土耳其模式”黯然失色，总统埃尔多安与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所要打造的“新土耳其”在国内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土耳其国家治理面临多重危机。

一、经济增长危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

2002年正发党执政以后，土耳其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6.5%，部分年份超过10%，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支撑土耳其大国地位的核心基础。

但2012年以后，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负面因素的冲击，土耳其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陷入持续的疲弱状态，不复往日辉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12～2016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4%、3%、4%和2.7%。。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极大地削弱了土耳其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基础与雄心。

与此同时，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不断走高：通货膨胀率升至9%左右；失业率逐步升至10%以上，青年、女性和东南部地区的失业率远远高出平均水平。2012～2016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分别为6.1%、7.4%、8.2%、8.8%和8.53%；同期失业率分别达9.2%、9.7%、9.9%、10.3%和11.8%。这些数据显示，近年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达到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至三倍，造成国内民众收入大幅缩水。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危机，土耳其政府缺少有效手段来应对相互抵牾的政策困境。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经济和稳定市场信心，但受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债务比率持续上升以及国内有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实施效果很不理想，政策手段的不足与失效凸显了土耳其经济遭遇的增长瓶颈与动力不足的危机。经济低速增长如长期持续，土耳其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经济脆弱性危机：光芒暗淡的新兴大国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土耳其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全球公认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曾被列入名目众多的新兴国家集团名单之中，并成为G20成员国，被视为全球十大新兴市场、继金砖国家之后的经济新秀和“近金砖国家”（Near BRICs Countries，包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之一。

与大部分新兴国家相似，土耳其经济对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以及伴随的债务、通胀、货币贬值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其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面临外资流入下降、债务负担增大、通货膨胀高企等压力，面对经济减速和不得不提高利率的两难窘境，新形势下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新兴大国的光芒已然暗淡。土耳其两度被国际金融机构列入“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名单。

首先，土耳其对外贸易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十分突出。土耳其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大额逆差状态，近年来经常账户赤字虽有所收窄，但对外贸易总额不断萎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外资进出自由，土耳其货币里拉成为世界上最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近年来，土耳其里拉呈现出不断贬值的态势。

根据汇率变化计算可知，2015年里拉对美元贬值了14%以上，2016年贬值了18%左右；进入2017年更是持续大幅贬值，前十一个月贬值幅度累计超过30%。

此外，土耳其的外债比重呈现出上升势头，2011～2016年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9.2%增长至59.6%，其中短期外债从16%上升到23.8%。由此，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经济展望多次遭到国际评级机构的下调，市场信心遭受严重打击。

其次，土耳其以外向型为主、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土耳其外向型、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本就具有脆弱性，同时由于低水平的储蓄率和高水平的美元化负债，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经济一直深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受到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赤字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的制约，近年来外资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流入外资的投机性、短期性和债务性的特点更加凸显，这无疑增加了金融动荡的隐患。有学者指出，2010年以后“热钱”重新占据流入外资的主流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脆弱性。

三、经济发展模式危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

作为欧亚大陆地缘与文明交汇处的枢纽国家，土耳其拥有中东大国、伊斯兰大国、突厥语大国与新兴大国等多重身份，提升了土耳其实现崛起的雄心。

中东剧变爆发前后，“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一度成为地区国家效仿的榜样，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和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但近年来的经济失速使“土耳其模式”风光不再，加之周边外交困局难以扭转，经济与民主层面的“示范效应”减弱，土耳其在周边地区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首先，经济困境使土耳其的地区雄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加凸显，“土耳其模式”的式微加剧了其在周边地区的孤立地位。中东剧变发生后，由于高估自身影响力和出现战略误判，土耳其的周边外交陷入困境，不仅未能按照预期扮演地区发展榜样与秩序塑造者的角色，还因为其冒进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受挫，本国安全与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

日益深化的地区与全球危机使土耳其过去积累的地区大国地位与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其中下降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中东地区。一方面，“经济奇迹”的终结以及内政外交困局造成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期待破灭，同时土耳其还因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高调介入，使其国际形象日趋消极。

另一方面，“经济奇迹”破灭与国内局势动荡的相互作用，明显削弱了土耳其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降低了“土耳其模式”的外部吸引力。土耳其越来越像一个中东国家，而不是之前中东地区向往的“模板国家”，这预示着“土耳其模式”遭遇危机。

其次，土耳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联系出现减弱甚至逆转趋势，影响了土耳其的国际地位。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两个最为重要的外部规范力量，在引领土耳其内部改革、融入国际体系、塑造其对外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欧盟对土耳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减弱，原来积极的双向互动关系出现逆转，欧盟作为土耳其的外部规范力量正在丧失影响力。随着土耳其的入盟谈判陷入停滞，维系和推动土耳其制度性改革的“欧盟之锚”的作用也几乎戛然而止。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土耳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规范作用更趋弱化。21世纪前十余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土耳其以资本捐赠者的身份重塑了其与国际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关机构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规范能力也大幅减弱。

四、“新土耳其”的治理内涵与土耳其的国家治理转型

国家经济的持续疲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耳其的崛起，也凸显了土耳其国家治理的危机，突出表现为“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经济持续低迷使“土耳其模式”所追求的活力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也使伊斯兰民主与积极外交失去了重要支撑，直接削弱了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地区事务的能力，并在周边持续乱局中迅速失去了“样板”意义。

经济失速、民主褪色、外交困境预示着“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甚或破产。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所要建设的“新土耳其”也因经济失速与外交困境而遭遇危机，更因为国内政局快速变革以及民意分裂与对立而处境尴尬。

埃尔多安所要建立的“新土耳其”鲜明地体现出政治和社会趋向保守、权力高度集中、对外关系更为多元化等特点，其本人也一直被国内外反对者称为“新苏丹”，国内民主治理模式被称为“埃尔多安的民主”。埃尔多安的强势治理具有多重脆弱性，增加了土耳其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