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积贫积弱，列强们趁机逼迫清廷割地赔款，其中以沙俄为害最大。沙俄是近代史上扩张野心最大的国家之一，他们看到清廷软弱可欺，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堪分西北界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侵占了清廷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即使如此，沙俄依然不满足，又将侵略的目光盯上了新疆，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以及控制下的浩罕国，几乎占据了新疆全境。

幸运的是，清廷大臣左宗棠高瞻远瞩，说服慈禧同意收复新疆，这才使得这一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重新归属我们所有，从这一点上看，左宗棠堪称功高盖世，他能够在清末乱世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在列强的环伺下成功收复领土，令后世之人尊崇无比。

但如果说左宗棠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外，他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疆策略，更是让新疆彻底归属于清廷的牢牢掌控之下，其功绩不亚于收复新疆本身。

说到左宗棠这一治疆战略，其核心点就是在新疆实施行省制度，这里就不得不提清廷在此之前所设立的军事管辖体系，也即伊犁将军这一重心在驻军的管理模式。

乾隆时期，彻底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然后在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这一职位，级别为正一品，伊犁将军管辖的地域范围，东到哈密和巴里坤、西到葱岭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北到巴尔喀什湖和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南到昆仑山。实施“统率驻军、考察官吏、屯田置牧、组织生产、核征赋税、巡边守土”等职责。

《清史稿》记载：“阿克苏办事大臣阿桂率满洲、索伦骑兵五百人，绿旗兵百人，维吾尔人三百户，至伊犁搜捕玛哈沁，招抚厄鲁特牧民，筑城屯垦，为新疆设兵驻防之始。”

但观看乾隆所设立的伊犁将军机构，他重在军事防御上，忽略了民政的治理，很容易造成新疆封建王公的不臣之心，说白了，就是管理不全面，重军事而轻民治，只管军不管民，从而让外部侵略势力有了觊觎之心。

对于新疆设立行省制度，其实早在1820年，当时的爱国诗人龚自珍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阐述说：“应立即在新疆全境建立行省、全面推行郡县制。”

但龚自珍人微言轻，他的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采纳，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他再一次有远见地提出在这里设置行省制度，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杜绝列强的窥伺之心。为此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是天山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

清廷在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同时伊犁将军也极力反对，因为一旦设立行省制度，新疆将会设置自巡抚以下的一系列民政官员，那么将极大限制伊犁将军手中的权力。然而左宗棠据理力争：“臣亦知改省之初事繁费巨，业已移督江南，诸事自有主者。而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刍荛之言，终难自默。”

​他的肺腑之言终于打动了清廷，清廷在商议后下诏规定：新疆行省的省会设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省会设巡抚一名，下设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但不再总揽全疆军务，仅管伊犁及塔城边防。

1884年，新疆正式设立行省制度，这一制度为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左宗棠在其中的作用难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