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胜保惨败于英法联军，这让清廷内部以恭亲王奕訢，文祥为代表的进步大臣逐渐意识到几个问题。

第一，西洋的军队和武器确实远在清军之上。第二，西洋人愿意和清朝做生意，他们愿意把武器和制造武器的方法卖给清廷，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学习西洋的好机会。第三，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想象的野蛮人，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洋人遵守约定，退出了北京。所以，西洋人是可以沟通的。

圆明园

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奕訢和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初步确定了大方针：以夷器和夷法富国强兵，并用之对付夷人。

几乎与此同时，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大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胡林翼首先感叹于“夷器”的神奇。一日他策马沿安庆长江沿岸巡视。

驰之江滨，忽见二洋船，轱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胡林翼和曾国藩

如果说胡林翼还只是发出了“西洋火轮”之叹的话，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无疑又往前走了一步。曾国藩在安庆时曾经请来最好的工匠，学着西洋试做轮船，结果模样倒是一样，就是不能驱动。左宗棠在杭州也有类似的尝试，结果也是一样。这充分说明，他们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海国图志》

李鸿章在上海组建淮军，接触西洋机械的机会最多，对西洋文明的认识也最深刻，同治三年（1864年），他曾给曾国藩写过一封信。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也，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

同年，李鸿章又写信给恭亲王奕訢和文祥，见地又加深了一层：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不少史学家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具见地的一封信。

首先，他意识到，清朝必须改变，变则通。必须学习西洋的科学。

第二，他意识到，日本已经及时改革，并且已经预感到“明治维新”对于日本的重大意义。中日之间，要看谁改革的动作更快。

第三，他认识到，改革的关键在于人才。为此要改革科举制度，选拔“制器之人”，从更根本上而言，要改变士大夫追求章句小楷的观念，把毕生追求放在科学和机械上，这样才能成事。

其中第三条的认知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千年来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受到的沉重的价值观枷锁。

客观的说，如果没有奕訢及曾国藩们的努力，中国也许会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样麻木不仁，在自强的道路上，他们不可谓不努力：

1861年，奕訢和文祥聘请西洋军官，在天津用西式方法训练清军。
同年，设同文馆于北京，办新学。
同年，向英国购买军舰，设立新水师。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外国语文学校。
1864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造局，并设译书局。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造船厂，并设船政学校。
1871年，曾、李挑选学生赴美留学。
同年，李创办轮船招商局。
1872年，左创办兰州制造局。
1875年，李派军官赴德国学习，派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
1880年，李在天津设水师学堂，并设电报局。
1882年，李筑旅顺军港，并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1885年，李设天津武备学堂。
1888年，李建北洋水师。
1889年，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
1892年，张创办湖北织布局。
......

招商局

奕訢和曾国藩们已经足够努力，路线也正确，却仍不足以拯救中国。原因在于，他们的改革不彻底。这种不彻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他们的出身让他们无法彻底改革。奕訢、曾、李等人，都出身清朝旧社会，受的是传统旧教育。他们愿意去学习西洋的技术，已经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了。他们的认识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先进而完美的，唯一欠缺的就是西洋的“技”。因此制度和文化上不用改革，只用学习他们的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改革显然是不彻底的。可以说，他们的出身是他们改革不彻底的内在原因。

定远舰

比如，李鸿章办北洋海军，海军办起来了，可是制度却没有跟上，朝廷根本就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和部门，只能靠各省凑钱。各省都不想出钱，各种推三阻四，延期支付。另外皇室与朝廷公私不分，重修颐和园直接动用海军的钱，导致甲午海战前几年，北洋水师没有购入一艘新舰。有了西洋的皮，里子还是自己的老一套。

其次，即便他们愿意更彻底，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彻底。比如：

洋务派奏请修铁路，可是许多大臣觉得修铁路破坏风水，于是修铁路阻力重重，一直无法推进。

慈禧在颐和园

再比如，奕訢在同文堂开科学班，请西洋学者讲授近代科学，他认为，现在学习他们，从他们那里买军舰武器只是权宜之计，将来要自立自强，培养人才自己制造，这件事一点也不丢人——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一番话说的掷地有声，令人振奋。可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反对。比如大学士倭仁，他认为：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再看看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崇焘的遭遇。郭深知中国必须彻底改革才有希望，他四处疾呼，陈言政府应该扩大学习西洋的范围，不仅限于科学，也应学习制度、文化等。他的认识之深刻比之曾、李又更深一层。可是他的行为换来的却是全国士大夫的痛骂，郭是湖南人，另一个湖南人王闿运痛骂郭“湖南人至耻与为伍”。正是士大夫的反对，原本非常有远见的郭，最后却无用武之地，后来只能赋闲回到湖南老家。实在可悲可叹。

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虽然李鸿章及其他许多有识之士，都清醒的意识到当时的局势，可是却只能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不彻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