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14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立了一份遗嘱，内容十分简单，只有三项：“第一，我去世后，我将我拥有的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第二，遗体立即焚化——不要举行殡仪馆仪式——骨灰撒在荒芜的地方——如在陆上就在广阔范围内分撒。第三，我委任林式同先生为这份遗嘱的执行人。”林式同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当时生活在洛杉矶，受朋友文学评论家庄信正之托照顾张爱玲，他并非文学圈中人，对张爱玲几乎不知，这种隔膜反而让他成为了张爱玲去世前接触最多的一个人。张爱玲离群索居，晚年与外界几乎没有接触，几度搬家，也都是通过林式同的援手，让他做遗嘱执行人似乎理所应当。

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时，身边并无他人，林式同按照之前的遗嘱替她张罗后事，随后把她所有遗物包括手稿，清理打包，邮寄给了在香港的宋淇夫妇。他与张爱玲的缘分后来撰写《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对张爱玲去世前的状况有着平实清晰的描述，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按照一种说法，一位作家故去，我们的阅读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因为死亡这一变故打断了写作活动：把若干本书变成了全部作品，死亡封存了一个文学生涯。但是，封存不仅仅是清点遗物的标记，它同样标志着一个起点：文本的新生命。张爱玲的文本新生其实早在夏志清1961年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就开始了，而张爱玲的去世并未让这种作品的新生变得更加圆满，这其中最重要的缘由在于，而宋淇（宋家）与张爱玲的文学（张学）已经捆绑在了一起，张爱玲的很多著作和书信仍然在整理当中，出版时日，何其遥遥。

宋淇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1919年出生的人，家学渊源，父亲宋春舫是中国有名的剧作家。宋淇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也从事过话剧创作，办过杂志，抗战结束后，为生活所迫，还倒卖过阿司匹林，走私过汽车，攒下了不少家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家搬迁到香港之后，做过翻译工作，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以林以亮的笔名翻译过切斯沃夫·米沃什的《攻心计》（1956），即现如今出版的《被禁锢的心灵》。他也做过电影制片人和电影编剧，炒过股票等等，可谓是文学圈里最有名的商人，商人里最有名的文化人。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天赋和才气，也不会受到钱钟书和傅雷等文学名流青睐，更别说张爱玲的身后事完全交给他。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来到香港，为了生活，也加入翻译的行列，当时宋淇正在美国新闻处的翻译部寻找海明威《老人与海》的合适译者，看到张爱玲应征，从此结识。张爱玲的性情孤僻是出了名的，但这种孤僻并非不通情理。读到过一篇传记作家詹姆斯K·莱昂写的拜访张爱玲的文章，那是1971年，当时他对这位中国才女并不熟悉，拜访也是因为求证张爱玲的美国丈夫赖雅的一些生活片段。没想到张爱玲几次跟他提供赖雅的信息和书籍，他们几次亲切的交谈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她给他留下了“一种与人为善、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的印象。在文章最后，莱昂总结的一句话让我印象难忘，他说张爱玲之所以离群索居，从人际关系中退出，是因为“她的挫败正在于无法找到能谈话的对象”。

张爱玲在香港时候的生活，大概实在艰难，宋淇夫妇的热心和人脉，对她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到美国之时，在一封信中写到：“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