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4日是第26个国际献血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安全血液”，不能不想起一段本不愿想起的往事。

说起来是整整一年半之前了，彼时尚在埃及任教。这里大学的校园和别国一样，也总是有推广、招新、促销等各类折耗青春荷尔蒙的活动。开罗是热带沙漠气候，尽管已是入冬的十一月末，但平均气温仍在10度上下。所以此地大学生总是有充裕的时间闹腾一次一时爽，一直闹腾一直爽。这一天的活动是在埃三年所仅见：献血。

埃及一直血液供应严重短缺，国内采集献血量只能满足需要的百分之七八十[1]。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众献血意愿不足。该国卫生部国家输血中心2017年公布数据称，全民献血率只有1%，而要弥补供需缺口则应达到2～3%。是以该中心主任疾呼需通过多种渠道传播献血文化，教育民众了解献血的好处和重要性[2]。

然而，如同其它多数公益行为一样，这基本上不是个公民道德水平问题。事实上，埃及人原本也不是这么不热血。同样是国家输血中心披露，2013年“6•30”革命之后，一边是需血量急速飙升，但另一边却是献血量剧跌。

埃及媒体报道称，经过了近年来数次“革命”反复之后，一些原本长期自愿无偿献血者表示悔不当初，声称今后将只献给家人和熟人，而不让自己的血遇人不淑。政治立场，在埃及已成为第一千零二个不能献血的理由，足以压倒骆驼。

民众献血意愿低，还表现在99.1%的献血都是仅一次过后即失联，重复献血不足0.9%（WHO数据，个人对此严重存疑，但趋势大抵如此）。而在美英日等，重复献血才是主体，通常占献血总数八九成[3]。

针对一次性献血的国情特色，埃及官方搞出了专攻少不更事人群的密集营销套路。全国范围内除72个血站外，还有70辆采血车日常流动各地，重点关照各种俱乐部和大专院校[4]。 无它，惟人傻血多尔。大概是觉得文科生尤其好糊弄，这次连车都没看到，干脆就在楼下走廊上露天摆了两张帆布椅，充做献血床。而学生们也抓住机会一如既往地争相散发校园范儿，身为语言学院，当然就得秀出几种外语来嘚瑟。

由于最近十年只见识过鲁迅公园彩虹献血屋，猝然临之这种原生态的大场面，自然不免生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既不知道，也不敢问，盘桓良久，偶遇一位熟悉的维族兄弟，已在此旅居十年，如见救命稻草，请他代为判断最为合适。稻草以其一贯的仔细查看一圈，说这是为地中海贫血症患儿捐血，但悄声下了鉴定结论：看着不干净，建议别参加。这可真是冬天里的一桶冰，一脚踩着就滑到了课堂。

三个小时的课一口气撑过来之后，又重新热血沸腾起来。一半是热得，更多是气得。这是我在这所大学里所教的唯二的研究生之一，另外一研究生本学期刚结婚，所以就不来上课了（这个因果关系我一直没太理解，但他们貌似都以为理所当然）。因此这门课能否开下去，就全仰仗仅存的这名金宝贝了。

之所以生气，是因为这门课与中文并无太大关系，内容都是世界经典文学。我这非专业出身三十年不读诗词歌赋的文学老白，尚能根据儿时记忆说出几本名著，且为了让学生有宾至如归之感，甚至专门去了解了几位埃及作家，包括舍尔卡维及其《土地》。

可想而知备课压力非是一般地山大，然而备完了还要看学生心情才知道是否能上课，上了课才知道无论讲什么对方都不明白，连他们本国的大文豪都不知道。各位回想下吼作业的心情？

想我原本是在国关学界做海外利益研究的经济学博士却流落万里之外当汉语教师讲世界文学史，每念及此，悲愤不已。好在上课这点事儿并不影响师生关系，大家的关系一直父慈子孝，大家还是互信互助。

地中海贫血在中国也有，在这一地区算是高发病。重度患儿只能通过定期输血续命，舍此别无它法。于是整堂课满满地不甘心，下课请金宝贝再去活动现场察看，毕竟是当地人，学生很快就拉来一个现场工作人员面谈承诺：一，组织方是公立大医院，绝不会把捐血卖给私人机构（这是埃及民间流传甚广的“谣言”）；二，操作过程严格专业，保证卫生安全；三，献血后三天内肯定反馈是否合格及入库。金宝贝也在旁加了一把火：绝对干净没问题，放心！

于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环保亲民接地气的献血就开始了。先动手的是一位未穿制服的疑似护士，估计是知道我此前的疑问，于是全方位展示献血袋：看，一次性吧？没开封吧？够干净吧？好，开袋，扎针，走你！啪～血袋掉在了，不，是扔在了地上。

我这时才发现，现场并没有采血仪，那么如何知道采够了量？更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让应尽可能无菌的血袋主动招惹污染？这还罢了，关键是我就像一个活标本一样，敞开供应来往人群参观不绝于途，自然会有我的不少学生路过驻足表示狐悲。

终于捱到血袋充满时，来拔针的居然连疑似护士都不是，而是在一旁正在招揽路人的某工作人员。真的就是顺手一拔，塞上一团药棉，走人！

不想像木乃伊一样供人瞻仰的我比他还想逃离，可刚走出五米不到，觉得整条胳膊都热乎乎的，捋起袖子看，针眼处一股血正如喷泉一般汩汩奔涌。照这个速度，走不到校门口就得血尽灯枯了。

我赶紧回到暂时还没人占领的献血床躺下，学生们四处找人，字面意义上旁侧仅一臂之遥的一堆现场工作人员没一个肯/敢过来，好不容易找到那位仅有的疑似护士，远远地看了一眼，说自己还在忙着别的事儿，等一下。这时候就只能自己按着早就红透了的那块儿药棉，默念岁月静好。

危难之际，一位在现场帮忙的志愿者老大爷挺身而出，先是从我身后的一个保温箱里抓了一大把药棉塞给我自行止血，然后拿着一瓶可能是双氧水的液体冲洗我的胳膊。这位老大爷非常看着面善，仔细想想，原来是本楼负责厕所卫生的清洁工，怪不得动作相当娴熟啊。恩人哪！就别计较出处了。

直到老大爷把我的胳膊打扫完了，疑似护士才过来善后，她所做的也就是再抓一把药棉擦去残存血迹而已。这时才注意到，除了献血前见过的血压计、听诊器和验血试剂，现场并没有其它医械设备；从开始直至现在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戴医用手套，任何人也都可以伸出大爪子到那个保温箱抓把药棉，药棉本身也并没有小包装、相互隔离、工具取用。

对“卫生”的理解，居然也会存在文化冲突吗？难道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普世价值？也是可以各具国情特色？至此，刚经历过献一赠一反向促销优惠大酬宾的我忍无可忍对工作人员说：下次你们起码整间教室吧！

其实，埃及的医疗体系建设并不处于原始状态。根据WHO评估的“13项国际卫生规范核心能力”，埃及得分82，尽管比中、美、英的九十多分还略有差距，但比非洲总体平均分高出整一倍，也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60分。特别是面向大众的基本卫生服务，应该说是竭力向世界水平看齐。

该国“基本卫生服务覆盖率”为68%，远超大多数非洲国家，已接近一些后进欧洲国家的水平，需知中国才不过76%，英、美等最发达国家也就80%以上。

但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公共管理，是各国拉开差距的关键。人均年度医疗开支的绝对额，当然各国间差异巨大。埃及157美元，略高于非洲平均的115美元，接近于东南亚水平；中国456美元，美国9,536美元，英国4,356美元，全球平均822美元。

但从人均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看，各类国家相差不大：埃及4.2%，中国5.3%，日本10.9%，津巴布韦10.6%；全球平均6.3%，低收入国家6.7%，高收入国家7.7%。这就意味着不管什么收入水平，人们对医疗开支的安排大体一致。

然而，在这个比例的内部，其来源结构可是各国间大异其趣。在埃及，医疗开支中政府负担部分为30%，私人负担70%；中国分别为60%和40%；美国是一半一半；整个非洲政府负担的平均水平为34%，欧洲平均为65%。

大概可以说，越穷的地方，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的资源就会越少，作为具有强烈公共产品特性的社会医疗资源就会越不敷分配。在埃及，平均每万人拥有医生8人，中国是18人，美国26人，英国28人。每万人拥有护士数的差距更大，埃及14人，中国23人，美国85，英国83。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埃及16，中国42，美英分别29、28[5]。

落实到医用血液供求这事儿，根据WHO最新数据，全球每年采集的献血量约为1.174亿单位，其中的42%是在占世界人口不足16%的高收入国家中采集。在高收入国家，每1000人中的献血人次为32.6，中上收入国家为15.1，中下收入国家8.1，而低收入国家为4.4，也即高收入国家平均献血率比低收入国家高6倍以上[6]。

这并不能简单套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就可论定。从血液产品的供求特性来看，需求弹性普遍极低，而供给弹性却是可能改变的。就是说，节流绝不可能，但开源好商量，关键是如何动员提供者的积极性，保证血液供给的数量稳定、质量安全。

多年来，WHO全球血液安全数据库的报告一直表明，自愿无偿献血者中血源性病原体的感染比率要低于有偿献血者和家庭/替代献血者[7]。 因而，早在1975年第二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的WHA28.72号决议即确认自愿无酬献血为安全血液供应的基础[8]。

2010年第六十三届世卫大会又通过决议，再次敦促所有会员国在自愿无偿献血基础上发展自给自足的全国血液供应体制[9]。 此即意味着，政府卫生管理当局应是保障可靠供应血源的首要责任人，主要开源渠道也应该是鼓励自愿无偿献血。

根据WHO对173个国家的调查，截至2015年，有123个（71%）推行了全国性国家血液政策，有104个（60%）对输血安全与质量有专门立法。分层来看，高收入国家中如此作为的有79%，中等收入国家中有55%，低收入国家则只有45%。

体现在血液采集的成效上，已有78个国家实现了血液供应90%以上来自于自愿无偿献血者，其中高收入国家35个，中等收入国家32个，低收入国家11个。另有58个国家所用血液的50%以上来自亲属/替代献血或有偿献血，其中高收入国家8个，中等收入国家36个，低收入国家14个。

分布在170个国家的12,700个血液中心报称，全年共收集献血量1亿次。基本上，各中心的收集能力，与其所在国家的收入水平高度相关，呈阶梯状差序格局。高收入国家每中心年均接收献血的中位数是23,000次，中高收入国家为8,500次，中低收入国家4,100次，低收入国家只有1,300次，极差近18倍[10]。

这些数据似可说明，国家的政策保障与血液的安全充足供给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然而，能发挥作用的卫生公共产品建设并非一句“高度重视”或出台若干文件就可完成，而是需要切实投入。

献血绝非仅是洒出一腔热血就算大功告成，一个完备、低风险的血液供应链需要确定国家标准并予以立法保障、组织稳定的自愿献血者队伍、严苛的质量检测手段、能应对极端条件的储运条件、达到一定标准的血液成分制备技术装备等。

仅以质量检测一项而言，WHO要求对所有献血都应进行强制筛查的感染病毒至少有四种，另有三种地方流行传染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安排筛查[11]。 高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能做到对几乎100%的献血进行筛查，而中低收入国家比例则骤降为83.2%，低收入国家中更低至76.2%，而迄今仍有13个国家未能对捐献的所有血液进行上述任何一种的感染筛查。筛查不到位构成较低收入国家献血中的输血传播感染流行率大大高于较高收入国家的主因，而检测工具的供应不足是影响筛查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显然，这方面的问题至少是受制于管理、技术与资金等因素。在WHO向各国卫生当局提出的关于血液管理工作的多份建议文件中，均明确了应在国家协调、资金预算、人力资源等方面予以保障[12]。

埃及的血液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收归国有再到单一机构垄断的过程。早在1938年即成立了埃及全国输血服务局（NBTS），彼时是作为一个专门负责献血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存在。到1960年，该组织转为官方机构，但职能被其它政府机构分割。1980年起，卫生与人口部全面负责起全国范围内的输血管理工作。1997年，重组NBTS的计划启动，前后历时11年，至2008年底甫告完成。

重组后的NBTS置于卫生与人口部架构下，是全国唯一的血液与血液制品提供者，具体工作由NBTS治下分设在全国各地的24个血液中心（BTC）执行。1999年，卫生与人口部发令禁止有偿献血。同时，新管理体制还对全国各处附属于各医院的血站（超过250家）的职能进行了重新界定。

新体制禁止除NBTS外其它任何机构进行血液和血液制品生产，这些医院血站也概莫能外，不仅所需用血只能从NBTS获取（单向排他性交易），而且所管理的血液只能医院附属血站只能服务本医院，而不得对外提供血液和血液制品（防止经销商窜货）。对不同的身份的医院血站，新体制规定亦有细分差别（掌握下游经销商、实现渠道控制）。

附属于公立医院的血库不得再提供输血服务，而只能行使血液储存职能，事实上成为单纯的血库；大学医院血站的输血服务也在工作程序上被加强了限制[13]； 而对私立医院，在普遍性规定之外并无更多专条。这可能是因为，2008年医疗体制改革完成后，全国原有的公立医院1,146家削减为658家，原有私立医院686家上升为941家[14]（看来是发生了“改制”）。

所以，现在埃及私立是医院的主体，公立和大学医院才是特例。血液管理体制经过这么一改革，就形成了献血环节被一笑而过（这不本来就应该是小清新傻白甜干的事儿吗）的局面，NTBS得到所有采集血液成为唯一的成品供应者（完全垄断），医院等各用血单位必须一头直接向NTBS采购另一头直接面向患者（一级经销商只能扮演销售终端角色）。

于是，NTBS成为埃及血液行业中产、销两个环节上的独家厂商，不只是扼住了产业链的咽喉，关键是切去了其中最为丰厚的部分（撇脂定价）。

改革后的国家血液管理体制在埃及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有专业人士指出，新体制使本就成危机之势的埃及献血局面雪上加霜，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只是便利了有关部门制造寻租机会。埃及民间一直广泛流传NTBS把原本分配给公立医院的血液及其制品高价倒卖给私立医院的说法，更有人言之凿凿举出具体数字以说明价差可翻一倍有余[15]。

另一方面，尽管新体制要求尽快取消替代献血[16]， 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是以提高交换率的方式迫使用血病人家属提供更多补偿换血，从而造成实际效果与管理目标背道而驰。通常血患家属都需以更大倍率来换取实际用血量，若是稀见血型，交换比还要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提供五袋血来换一袋[17]。

凡此种种乱象，更加剧了血液供求矛盾，催生黑市交易猖獗，传言各类医院都不乏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者，以致这些原本济世救人的机构在民间常被描绘为吸血鬼。这就使得民众对血液管理更加丧失信心，献血意愿进一步下降，如此造成恶性循环往复不绝。

实际上，在一个高度世俗化且政治、宗教、民族等对立并不严重的国家，不愿意献血不一定是怕所献非人，而更多是怕自己的爱心变成他人无本万利的生意。总之新的血液管理体制实施的客观结果就是，不仅未能开源，反而在本已不敷分配的径流上又分流引水，肥了自家田地。

这就引起源头的恐慌，只能进一步控制水源，从而使呈现接近断流的状态。至于所谓真相，已是“”罗生门+子贡陷阱”，好像已无法厘清，更好像也没人真想把它搞清楚。

对不幸糊涂如我这般的献血者而言，那么一场简约质朴的亲历经历之后，只想蘸着胳膊上多冒出来的血写个横幅到卫生与人口部门口上访：再苦不能苦血患，再穷不能穷献血！埃及的公共卫生开支的确是应该有点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尽管在2014年宪法中就规定了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占GDP要达到3.0%的目标[18]， 但WHO最新可得数据显示到2015年仅为1.3%。这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5%、中国的3.2%、欧洲平均水平的5.2%，甚至比非洲国家2.0%的平均水平还低了三分之一左右。

从医疗卫生事业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比来看，2016年埃及为4.2%，世界平均水平为10.6%，非洲平均水平为7.3%，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8%，高收入国家为13.2%，中国9.1%。

从人均水平看，2015年埃及公共财政安排的医疗卫生支出为47.1美元，低于16个非洲国家，与苏丹水平相若；同年中国254.4美元，英国3,500美元，美国4,802美元。

公共财政安排少，通常私人负担就会相应较多。2015年埃及的人均私人医疗卫生开支为109美元，超过更为发达的北非阿拉伯兄弟摩洛哥，在整个非洲排名第6，比前述其公共开支排名高出11位[19]。 这种不平衡，显然就意味着普通民众要为其自身承担更多医疗责任。

把财政的医疗卫生支出分解来看，56.2%是用于支付人员工资报酬，商品与服务购买占18.8%，非金融投资占15.1%，各项补贴与社会福利开支为8.0%；而在埃及整体财政支出的结构中，上述四项分别占比为24.9%、4.4%、9.2%、29.7%[20]。

很明显，相对而言，埃及医疗系统分配内部的人头费比较多，而给社会公众的福利比较少。这也许是因为的确是穷，开支仅能维持“吃饭财政”。其实，埃及的医疗卫生行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2%左右，吸收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9%[21]。 应该说，这些相对值指标都算正常。也应该说，埃及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

2013年，埃及媒体报道国家输血中心负责人称一个血袋的实际检测费用应为400埃镑（当时约合58美元），但市场价仅有90埃镑（13美元）。言下之意，差额部分自然由政府补贴[22]。 2015年媒体又报道NBTS向医院供血每袋收取95埃镑（时价约合12美元），向个人直接提供再则是130埃镑（合17美元），这都是政府补贴后的价格[23]。

但尽管如此，并未能根本改变种种同样现实存在的难尽人意。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按绝对值衡量的埃及医疗卫生投入，绝对是捉襟见肘，这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百事哀，不免令人扼腕但又无可奈何。

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人祸之乱，医政管理存在严重问题，成为发展障碍，如同埃及某医院血站负责人说：年年有新指南，年年有新发明，但我们就是只能在老朽不堪的管理框架继续沿用过时技术[24]。 这不过整个国家乱局的一部分，就算你能摁下葫芦会发现马上又浮起一堆瓢。

可以说，埃及血液困局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和发展无关的利益集团分利问题。总之，这好像已一个珍珑棋局，除非断腕，否则难破；可即使断了，也未必能破；真的断了，没破咋办？既然不断，不如不破……

这就尤其令人深感悲哀，似乎如同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将得主纳吉布•马哈福兹先生根据古代神话再创作的《命运的嘲弄》所讲述的一样：无论做还是不做什么，谁都难逃古希腊的悲剧。

更令人悲哀的是，国家的悲剧，最后总是要落在个人身上来承担。比悲哀还让人悲哀的是，这个国家的悲剧要让不明就里的外国人来担。

就在献血第二天，那位极力声称没问题的金宝贝研究生发个了Facebook调侃此事（这和我们发微信朋友圈是一个心态）。这时才知道，原来学生对献血所需的卫生条件根本一无所知，基本上就是觉得好玩才纵容我的任性。我立时惊惧，马上质问，却被学生依然玩笑着抬出他们的真神来挡箭。

我不会认为学生确有什么恶意，但这正是可怖之处：他们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甚至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这并不是源自无知，他们也在一个相对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成长，和我们一样对科技和常识有起码的了解。即使有所不同，也不会构成代差。

真正令我难以理解的，是何以对一件关涉他人性命安危的事视如浮尘。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从没有感受到自己被负责，所以也就没有养成为他人负责的行为习惯，当然有时候对自己也不负责。其实连我自己，也变得轻率莽撞不少。埃及三年，一直深刻的感受就是生命之轻，尊严之脆，互信之薄——哪怕是和这种亲生的好学生。

不出所料的是，三天之后，没有收到任何短信或邮件来通知我献血的结果。只有当时在Facebook上看到主办方发表了一个活动结束的致谢，这事儿就完了。真的是完了，于今过去将近19个月了，我的埃及手机号时不时还能收到垃圾短信，邮箱也运转正常，但就是收不到该收到的消息。

我只是很想知道自己那450毫升血，到底有没有能帮上哪位小朋友，还是做成了血豆腐。你一直不告诉我，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天大的阴谋？看，我的思维现在也和埃及老百姓差不多了……

1998-2017年，中国的无偿献血人次增长44.6倍，年均增长率22.3%，同期献血量年均增长7.6%[25]。根据WHO口径，中国数年前就已成为世界上无偿献血量最大国家，比第二位都高出一个数量级。

这背后，是全国建有各级血液中心452个，固定采血点1390个[26]； 是任何一个自愿无偿献血者都不必横卧街头如献祭般供人膜拜；是每次献血都有体检、有筛查、有记录、有反馈。中国人的医疗开支当然是沉重负担，但应该说，在卫生公共产品方面的建设仍然是尽力的。

鲁迅公园献血屋墙上有张海报：每次生病我都能痊愈，但有人就没那么幸运。在埃及，乃至在非洲不少地方，这句话都可以改写成：这次我没出事，但好运气可能用不到下次。认识一位当年曾万里奔袭非洲的神秘剑客，事隔多年之后，才幽幽吐出一句：“我在那里洒过血……”回首埃及往事，我也可以厚着脸皮学说这句话了。尽管我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无论如何，献血与道德无关，与认识水平无关。大力鼓吹“爱心”，只是要祭起道德绑架这杆大旗，真正的动机却是为怠政蠢政洗地。许多老百姓除了这点残存的爱心和善良，再身无长物，可恶的是连这点也要夺走，消费，撕碎，碾压……

行文至此，突发新闻报埃及前总统穆尔西在出庭受审时猝然离世[27]。从既往规律看，从现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埃及极有可能又将进入一轮用血高峰。万里之外，力有不逮，只能祝在埃及的朋友们好运了。

今日主笔 \ 汪段泳，经济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中心副研究员、前驻埃及公派汉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