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芬兰，一个解决就业问题的社会影响力债券项目，投1400万欧元，获得了3500万欧元的财务回报。这个项目不仅有高达66%的回报率，还协助政府解决了难民就业的社会难题。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除了难民就业，他们还有其他应用吗？

他们的经验在其他领域可以有哪些借鉴？

他们如何衡量社会影响力？

又如何协同公共部门、投资人、企业以及NGO等服务提供商？

对当下中国有哪些启发意义？

带着这些问题，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特别邀请了芬兰国家研发基金(Sitra)项目总监Mika Pyykkö，于1月19日在北京芬兰驻华大使官邸，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投资伙伴（SDIF）实践室”第一期活动，本期主题为“芬兰可持续发展投资实践-- 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应用”。

芬兰国家研发基金(Sitra)项目总监Mika Pyykkö

芬兰的驻华大使Jarno Syrjala全程参与了本次活动，他在致辞中提到，芬兰总统访华时，在关于社会创新所有的会议上都有提到与本次活动相关的问题。

芬兰的驻华大使Jarno Syrjala

“我也看到中国和芬兰对社会创新都有非常高度的热忱。芬兰在社会创新的很多领域——特别是在社会福利领域有很多的建树。所以在很多国际上的排名——比如说在创新相关的政策框架或者技术上，都会把芬兰排得非常靠前。”

社投盟理事、青云创投合伙人卢琦也作为主持人出席活动，与Mika进行了深度对话。

社投盟理事、青云创投合伙人卢琦

以下为Mika分享的部分精彩内容：

正如刚才大使提到的一样，中国和芬兰两个国家的体量有非常大的区别，今天其实不是教给大家做什么，更多的是分享我们在芬兰做社会投资的经验，我相信大家可以应用到相应的场景中。

芬兰国家研发基金(Sitra)是什么？

Sitra是一个社会创新基金，它是芬兰独立50周年（1967年）的时候，芬兰议会送给全芬兰人的礼物。

一开始主要支持一些研发和创新，现在我们不仅是一个智库，也是一个致力于知行合一的机构，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在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家。Sitra的雇员大概有160人，日常工作的花费是来自政府捐赠基金的投资回报，这个捐赠基金目前大概有8.4亿欧元，分配到Sitra的预算每年有3000到4000万欧元左右。

要特别强调的是，Sitra对芬兰议会负责，而不是芬兰政府。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对政府的考虑提出质疑，特别是跟教育相关的。总而言之，我们会去鼓励和倡导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志愿者部门，以及整个芬兰社会更多地关注提升社会福祉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现在我们也正努力地去理解全球层面的一些进程，这样我们可以做出全球化的决策和引导，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影响上。芬兰非常重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Sitra也将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翻译成了我们自己的语言，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架构。我们希望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Sitra如何从VC转型影响力投资？

影响力投资就是应对未来挑战或者进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目标和方式，因为它是一个很好地把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资金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机制。我认为影响力投资是把私营部门的资金导向到公共事业——既能够保证商业上的回报率，又可以对可持续发展、对环境和社会带来增益。

对我们来说，影响力投资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投资，是综合投资回报、风险和影响力的一种投资方式，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尽管投资方式有很多不同，比如股权投资、担保等，但不管怎样去做，最后都要达到理想的社会影响。在影响力投资的系统里面，包括政府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NGO，他们单独行动都没有办法取得想要的影响，必须要相互合作、相辅相成。

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的2018年调研报告显示（社投盟是GIIN的成员之一，曾翻译发布过该报告总结的全球影响力投资十年路线图，文末可了解详情），目前全球已经有$2500-3000亿的影响力投资，这是对全球市场的估测。

Sitra在2004年就开始了影响力投资的活动，也是最早把VC带到芬兰的机构之一，当时大家会觉得Sitra是做VC的，后来我们更多地关注社会投资，尤其是社会债券投资这个模式。

发生这个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欧洲，特别是像芬兰这样的国家，年龄结构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像日本这些老龄化问题很严重的国家一样，芬兰是北欧的社会福利国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保障、健康领域的投入造成了很多财政压力，造成政府预算的巨大缺口，或者说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的缺口。所以我们才会非常关注社会影响力债券、影响力投资这个模式。

芬兰的社会影响力债券怎么做？

简单的说，社会影响力债券，就是通过债券的方式，解决一些特定人群的社会问题，提高一些特定人群的福祉。比如二型糖尿病病人，就可以通过社会影响力债券去解决他们的疾病和生活问题。

我们的工作方法，首先就是去分析这些社会问题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比如为什么二型糖尿病在芬兰高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提供解决方案，然后提出一些可以被衡量的目标，相关的商业和金融行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为了带来这些改变，就要交由私营部门来处理。只有当这些目标被实现了以后，才会有公共部门通过财政税收的方式，将资金返回给投资者。

所有这些在投资过程中的金融工具是由私营部门来做的，所以对公共部门来说，关键就在于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合同模式。因为芬兰的税收是很高的，所以有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怎么样去有效地利用税收，纳税人希望他们纳的税是可以带来期望的回报和社会影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政府做的一些项目，纳税人是看不到回报和成果的。

用纳税人的钱来做投资的时候，可能还要去预计以后跟人们的健康、社会福祉等有关的事情，来达到预防的效果。对于芬兰来说，二型糖尿病完全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但是现在还是会带来10到20亿欧元的财政压力。

Sitra的影响力链条

所以我们的社会影响力债券主要有两个目标：

1.怎样提高人们的福祉和健康状况，从前期的介入来避免问题的发生；

2.减轻财政压力。

具体的做法就是，首先Sitra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某个社会问题）在十年内要达到什么样的影响，基于长期想要带来的改变，再去考虑和操作在服务、政策或者其他行为上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带来长期的有效的社会改变。

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模型，能让我们知道，在能带来改变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投入多少的资源、需要在操作层面上做些什么，这是更新的一种模式。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那些社会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还要看这些改变能够带来的机遇和效益，在这个基础上去制定框架。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具体方法论、具体模型我就不展开了，在中国还是去强调怎样去理解这个事情，最关键的就是去找出这个社会问题最根本的一些原因，再去看想要出什么结果，就可以带出非常具体、清晰的行为改变。

在芬兰国内，这也是需要去推动和改革的，因为以前是部委或者社会福利的部门很清楚他们要带来什么改变，现在可以带来新范式的转变。我们有一个关于社会干预的建模，在这个模型里面，如果你不去做任何的社会投资、影响力投资或者别的干预方式的话，对于社会福利的资金投入需求就会直线上升，如果做了影响力投资，到时候的成本和支出有可能会下降，一开始可能会一样多，但是慢慢就会下降。

Sitra的社会干预模型

Sitra投资过哪些成功案例？

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关于难民就业问题。

现在有大量的难民涌向芬兰，这些难民要得到一个正常的工作比本国公民要难得多，怎样把这些难民纳入到芬兰的社会体系中去？我们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有不少私人投资者的资金，也有Sitra自己的资金。这个资金会支持一些跟教育、人力资源有关的服务性的公司，当然最终的目标是支持这些难民的就业。

这些服务都是由私营部门的资金买单，而不是公共部门的钱。在这些投资带来了一些量化的结果之后，芬兰政府才会返还给私营部门一些本金。政府的这笔支出大多来自于其在劳动市场中所节约的成本，因为在芬兰，政府会给失业人员提供不同类型的失业救济。另外这些难民工作后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政府也会把因此多获得的税收收入的50%返还给基金。

目前这个项目是3年介入，3年跟进，目标是解决大约2500-3000名难民的就业问题。这个基金本金是1400万欧元，通过社会投资，我们预计政府可以得到大概3500万的欧元的回报，其中50%也就是大约1750万欧元会返还给投资人，投资回报率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还帮助了这么多难民找到工作，让他们的生活更加舒适，也为政府节约了支出。

在Sitra做社会投资之前，作为VC也投了279个初创企业，一共是3.5亿欧元，有52%的被投企业都达到了一些潜在的社会影响力。有些数据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是在做社会投资之前做的。

Sitra有一个社会影响力集训营的模式，大概有三个主要的活动：

1. 在影响力加速器的活动里讲怎么样衡量这些初创企业带来的影响；
2. 我们会帮他们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3. 帮助这些初创的企业去提高他们对投资人的吸引程度。

比如有一个商业化后的案例，这是一个减少校园欺凌现象的app，这张图是他们怎么向公共部门介绍他们带来的影响。

Sitra如何衡量社会影响？

衡量社会影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要用各种各样的数据，比如我们会把1987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基线，就是因为有这么全面的数据，才得以去量化评估现在带来的影响。

我们相信衡量这个结果是可行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所设计的这一套干预方法，是根据非常具体的一个议题、一个现象。

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这个议题，去看背后的最根本的原因，再设计一个项目对这个议题会造成什么样的改变和推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找到最根本和最关键的成因。

还有一点，如果要真正地解决二型糖尿病的问题，有一个中期的目标（或者说指标）就是人的体脂率，芬兰可能是一个体脂率比较高的国家，平均是27.5%，那就要想怎样通过各种方法来降到26%。这样政府可以看到一个可衡量的变化，也可以看到它的支出能让问题减少，有所收益。

这需要你最好100%确定这个干预方案可以带来这样的结果。芬兰财政部的大臣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反馈是比较积极的，甚至这个财政大臣会说：即使没有得到一个直接的节省政府开支的结果，我们也很希望参与，因为大家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进程，一个关于未来的社会会怎样发展的问题。

我们不会去关心意识层面的改变，哪些活动能让多少人改变了什么意识，比如吃蔬菜能让我变得更健康这个意识，我不关心，我只关心因为吃蔬菜这个行为让我体脂率下降。

我相信一切跟人类活动有关的，跟社会活动有关的，都可以去建构、去衡量其带来的经济结果，比如减少了家庭暴力或者性别暴力，可以衡量其带来的经济收益，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有一个问题是怎样确定它的边界。社会影响力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好药，有些问题是没有解决的，但是我相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可以衡量效益的，当然首先肯定还是要明确这个议题到底是什么。制定社会影响的衡量标准，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科学，但是根据芬兰对这些议题的理解和描述，我还是相信有一些问题是跟这些议题直接相关的，有些是间接相关的。

这个社会影响是系统性的，不是一个鼓励就会发生的，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机制和结果，所以这张图也是帮助大家理解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就是要看你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活动，这些活动带来什么解决方案，什么样初步的改变，到最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点，很多企业可能要公共部门通过合作协议的方式来达成影响（我们的信念就是要达到我们想要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必须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相似的对这个议题的理解。

芬兰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NGO等角色如何合作？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是很关键的。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在芬兰的奥卢这个地方，原来有很多诺基亚的供应商，诺基亚不景气以后造成了很多失业，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设计了一个项目，培训他们进行再就业，希望到2022年，能把失业年轻人的就职数量增加50%。

这个项目，是先由一个公共部门确认他们需要达到什么样的影响，然后通过6次半天的工作坊，把跟这些改变相关的机构比如其他公共部门、NGO、私营部门聚在一起，他们要去达成一个共识，要做什么、怎么样做。这在芬兰是第一次的尝试，这张图就是通过6个工作坊之后达成的共识。

这个共识一共有5个层面，包括社会支持层面、就业指导层面、技能培训层面、雇主服务层面以及数据整理层面，分别会有什么样的支持和活动。项目最后反馈就是要把这些细化出来，其实所有这些的活动都是可以量化的，这些数据到最后的效益就是每年会为年轻人多创造350个岗位，这些就业也会带来财政上的收入，反过来又可以去资助这些项目。

如何在投资者和服务提供商之间分担风险？

关于风险分配，在不同的案例、不同的发行情况也会有所不同。

还是用刚才的支持难民的社会影响力基金的例子。这个基金的模式是，作为服务提供商会先得到他们运营成本的70%到80%，在结果出来之后再得到另外的30%作为奖励，所以会在全过程中有10%的收益。最后得到最终的收益或者奖励，是在所有的这些难民得到正式工作的15个月之后。

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提供了两层的激励机制，第一层的收益，服务提供商需要很多的议员支持，去让这些难民更快地进入劳动市场；同时，为了得到另外一层的奖励，他们需要把这些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15个月之后能拿到另外的奖励。政府这边是在6年后再进行支付，是基于一个长期的效果，而不需要对一两个月的短暂效果买单。

以可量化的目标结果为导向，倡导政府、投资机构、服务提供方等共同参与，在获得收益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芬兰分享给我们的宝贵经验。于中国而言，同样离不开可持续发展投资。

秉承“促进义利并举，投向美好未来”的理念， 2019年社投盟将开展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投资伙伴（SDIF）实践室”活动，邀请来自全球各国可持续发展投资领域的实践者，来为国内对此感兴趣的投资人、学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困惑。SDIF实践室还将支持有意探索可持续发展投资实践的个人和机构，将义利并举的理念与投资实践相结合。

下期预告

3月，我们将在社投盟的大本营--深圳，开展“可持续发展投资伙伴（SDIF）实践室”第二期活动，敬请期待！

一场可持续发展投资实践者们的共同学习和探索之旅已启航，等你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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