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宋庆龄到了德国。对她来说，旅游根本不是一件“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的事情，而是从一种孤独到另一种孤独的流浪。

这个一战的战败国除了政治和军事高度发展之外，其他都百废待兴。柏林像是一个吸食海洛因过度的瘾君子一样，几近疯狂。这里庇护了一批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政治流亡者。

但这里还有怡人的气候和美丽的建筑，以及较为发达的西医。备受皮肤炎折磨的宋庆龄低调地隐居了起来，看病休养。她连身份都是保密的，房东只知道她叫做“林太太”。亲友们写给她的信从来不直接寄到寓所，而是寄到租用的邮箱里，收信人写的也是林太太，有时也写为林泰。

表面看起来，宋庆龄对中国的革命似乎已经心灰意冷了。她太累了，女性友人们没有足够坚强的神经陪伴她经历人心的冷暖，革命的变幻；而跟男性友人走得太亲密，又会被人当做把柄编造桃色新闻。而她也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的接待和照顾，她太明白被人利用的感觉了。她还尽量回避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政要，听说汪精卫、孙科等人到柏林访问的消息后，她提前一天离开住处，躲避在无人知道的地方。

只有一件事情是她热衷，并且乐于公开参加的。那就是参加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反帝联盟的活动。1927年 12月，她被选为反帝联盟的名誉主席。 而一向十分支持她的邓演达也到了柏林，他们商议要在中国建立第三种势力，贯彻并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替代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共产党。

德国人对宋庆龄隐居在此一事，一直颇为顾虑。若欢迎她，怕激起蒋介石的反对；若驱逐她，又找不到理由和借口。最后他们决定对她在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但是也只限于秘密盯梢。整体来说，宋庆龄在德国的行动还是自由的。她依靠亲友寄来的津贴维持生活，日子十分俭朴，甚至清苦。但即使活得毫无欲望，也避免不了各种金枝欲孽的阴谋打扰。

一天，几个美国人前来拜访宋庆龄。宋庆龄本来不想见他们，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情况会被报纸歪曲和夸大，于是就同意他们的会面要求。

几个美国人一见面就说：“孙夫人，美国人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中国革命情况的高见。”

宋庆龄不禁一笑:“作为流亡人，哪有什么高论？”

“如果我们的资料没有出错的话，您在美国住了 5年时间，是吗？”

宋庆龄点头说：“不错，我的青春时期曾在美国留学。”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我们这次来是来邀请您去美国进行演讲。只要您愿意，我们可以以每晚五百美元的报酬请您做三十次演讲。”

美国人露出志在必得的微笑。在他们身处的小会客室里，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唯一看得过去的就是待客用的茶具。宋庆龄身上没有任何一件首饰，苍白的面容显示出她的身体也没有补充充足的营养。

但是宋庆龄微微一笑：“我现在虽然比较困难，但还过得下去。我希望你们能够把钱捐给中国人民。还有 90%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生活比我艰难得多。”

宋庆龄

美国人面露喜色：“这么说，您答应去演讲了。”

宋庆龄说：“我没有说不可以。不过，你们必须答应把钱捐给中国人民，而不是捐给南京政府。蒋介石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为他们提供武器，屠杀人民。如果你们可以公开说明这一点，我同意去演讲。”

美国人相互看了一眼，委婉地说:“这我们得回去与公司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宋庆龄笑着起身，摆出送客的姿势：“好，我等你们的消息。”

3个月过去了，宋庆龄再也没有收到他们的消息。后来，宋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

的确，美国人的政治目的是希望宋庆龄“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化”，或“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那么强烈”。这并非美国人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钱去封宋庆龄的嘴。但是宋庆龄的心中是有那么一些英雄主义的情结，越多人想把她往沉重的泥淖里拉，她越能感到自己站在高塔上的荣耀与寂寞。

除了陷阱，也会有“糖衣炮弹”的攻陷。她父亲的老朋友，看着自己长大的司徒雷登就带着宋庆龄最爱的巧克力来到柏林。

宋庆龄没有见他，但是她还是给这个伯伯留了一点面子。

宋庆龄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对宋庆龄当时的处境这样描述:“在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她肯定是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尊荣生活的使者。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过去的那些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中国著名的革命者来找她，都被谣传说成是她的新丈夫……”

1929年春天，耗资百万、费时三年的中山陵，在南京紫金山落成了。蒋介石急于用这一招表现自己出自正统，受人认可。同时，他也希望借此诱骗宋庆龄回国，控制并利用她。

听说南京政府即将举行奉安大典，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匆匆起程，毅然回国。出发前，她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

为消除任何可能发生的误会，我郑重重申，我将恪守本人 1927年 7月 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与活动，我宣布不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因此，很显然此行我参加葬礼绝不意味着，也不能被解释为我对以前的决定有任何更改或转变。只要国民党领导层仍与孙中山的基本政策背道而驰，我就绝不直接或间接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

这样的个性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叫做坚持立场。但是用家庭的眼光来看，却叫做古怪、叛逆、不合群。这个水瓶座的女子总是习惯了一个人走路。

——选自《宋家三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