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7年6月第26辑

转自公众号：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北大外文学堂

【作者简介】

姚成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程朝翔，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援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程朝翔 教授

文学与世界：21世纪文学研究展望

——程朝翔教授访谈录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我国英美文学研究界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程朝翔教授的学术访谈。程朝翔教授认为文学研究是人文学的组成部分，应该对当今世界带来某些作用。他强调人文学需具有现实相关性，避免成为原教旨主义的人文学，并且在访谈中谈到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批判理论的关系密切，而跨学科研究正是拓展新领域、引发学术范式转移的重要途径，并由此引申到他对于21世纪文学研究转型的思考。学术访谈还涉及师生关系、学术民主、学者本分等问题。

关键词：人文学；多元文化；原教旨主义；跨学科研究；学术民主

《美国文学选读》（第二版）

陶洁 主编

程朝翔 等编

姚成贺（以下简称 “姚”）：您最近两年内的写作和言论涉及文学理论、莎士比亚研究、大屠杀研究等数个领域，但似乎又贯穿着同一条主线，您主要的想法是什么？

程朝翔（以下简称 “程”）：我在阅读时有一些心得，也试图从这些心得中整理出一些思路，并希望以实证材料来支撑这些思路。主要是对文学研究与当今世界关系的思考：文学研究是人文学的组成部分，对当今世界应该发生某些作用。

姚：人文学主要就是文史哲吧？文学研究会对当今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程：人文学的主要部分是文史哲，这也是整个文科的核心，包含核心理论。社会科学各学科与人文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科学的理论往往也属于人文学，包括语言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等等。就纯理论部分而言，人文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都是相通的。就文学研究而言，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文化批评、批判理论等等也密不可分。

姚：既然各个学科之间密不可分，它们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和共同内容？

程：1933年，美国化学家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就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之初，就人文学如何发展求教于哲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怀特海认为，人文学有三大任务，即学术研究、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培育新的价值和趣味。这三大任务同样重要，但各有陷阱，分别为琐碎、墨守成规和江湖山寨。三者互相制约、互为补充才可以避开各自的陷阱。

1946年9月时代周刊上的科南特

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

（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

姚：类似于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吧？那些陷阱似乎在当下的人文景观中也能看到。

程：对。在我看来，今天的人文学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人文思考、学术研究、技能训练，这三个部分同样缺一不可，应该互依互补、互相制约。

姚：人文思考接近于 “培育新的价值和趣味”，但为什么还需要技能训练？技能训练与人文学有什么关系？

程：技能训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学术研究又是人文思考的基础，向上提供支撑；而人文思考为学术研究指引方向，学术研究为技能训练指引方向，向下提供导航。所谓技能训练，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技能的训练（母语技能和外语技能；古代语言技能和当代语言技能）——西方人文学的源泉就是语文学（philology）。无此，人文学无从谈起。其他技能也很重要，例如数学技能对于哲学、绘画和音乐等技能对于艺术、摄影技能对于电影等等，技能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基础。

姚：也就是说人文学的这三个部分同等重要。那么作为整体，人文学如何影响当今世界？

程：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 “范式转移” 对于人文学也有一定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文学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范式的转移，以对于当下的问题产生相关性。在这个过程中，人文思考所发挥的作用最大，但研究方法论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推动整个人文学的范式转移。

姚：有具体的例子吗？

程：在西方人文学的发展史上，古典、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后现代、21世纪等不同时期的转变绝不仅仅是时间推移意义上的分期，而是观念演变意义上的分期。人文学应该促进社会和谐，应该对于社会的重要问题具有针对性，但如果错位和滞后，就很难对社会的重要问题有任何针对性，最多是自娱自乐，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

托马斯·库恩

(Thomas Samuel Kuhn，1922年-1996年）

姚：在古典、中世纪、早期现代、现代、后现代之后忽然来了一个21世纪，是否因为对于21世纪的人文学还无法准确地描述和定义？21世纪有错位和滞后的人文学吗？会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吗？

程：对，目前暂时还无法为21世纪命名。至于人文学对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其实很多西方学者对于以往的观念和思潮都在不断地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精神的核心就是发现并抛弃错位和滞后的思想，为当下的发展提供思想上的动力。在9·11之后，原教旨主义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话题。其实，原教旨主义的人文学也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姚：除了原教旨主义外，目前是否还有其他滞后或者错位的观念？您能否针对一位作家或者一部著作来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程：有很多重要学者的著作都在引领人文学的范式转移，都在清算过时的范式。以希利斯·米勒的《社区/共同体的烬灭》为例，该书对于社区/共同体理论的分析、与叙事学的对话、与全球化理论的对话等等针对某些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现实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十分精辟、独到的见解。而在今天重做大屠杀研究也具有极高的现实相关性。从很多方面看，这都是一部重要的、具有极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人文学专著。

《社区/ 共同体的烬灭》是大屠杀文学研究专著，也是对于奥斯维辛不可再现这一命题的当代思考。该书通过类比分析，试图再一次直面美国历史上的黑暗岁月。该书还将在伊拉克屠杀了60多万人的反恐战争比作大屠杀，对小布什总统大加鞭挞；但同时，对于奥巴马总统却宽容有加，尽力赞扬。

然而，散落在该书中的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观点却应该受到质疑。20世纪后半叶，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的观念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深入人心。但在今天，这些观念如果不产生范式的转移，则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会使知识界丧失批判的敏锐和锋芒，引发一些现实问题。

这种从内容到结构上都凸显政治正确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如果不加限定，在今天很可能已经不合时宜；而且由于缺乏批判的敏锐和锋芒，也就缺乏前瞻性，无法干预会对未来产生巨大影响的现实。

这一情况是在跨国资本的压力下形成的。跨国资本没有国界，也没有自己的价值，但把所有地方都视为自己潜在的殖民地，四处攻城掠地；作为跨国资本的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空洞无物必然滋生、激发、强化各种炽热暴烈的原教旨主义，两者最终联手。

奥巴马总统和哈里斯上将等美国多元文化的领导人虽然极力洗刷，但仍然无法摆脱与原教旨主义的联系——按照齐泽克的说法，意识形态的自我审查与公开否认恰恰说明这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美国这一民族国家（包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逐渐空化，成为一个巨大的跨国资本。亨廷顿所说的对于美国身份的挑战已经部分成功，多元文化领导人既然对于美国身份没有执着的认同，就会尊重、认可、利用、联手原教旨主义。奥巴马对于广岛的史无前例的访问标志着美国多元文化的领导人与日本原教旨主义的领导人的公开联手。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1928- ）

姚：日本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啊，怎么会是原教旨主义？

程：日本从来就不是西方的一部分。哈贝马斯在论述德国的历史问题时指出，德国与纳粹的历史彻底决裂才最终取得重归西方世界的入场券。美国的占领将西方的一些制度强加给了日本，但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决定政治制度的是人民的性格，这也应该包括教育体系和教育体系背后的人文学研究；在美军占领期间强加给日本的制度，在美军逐渐退出之后，没有人民性格的保证，这些制度会做出什么，还有待观察。倒是靖国神社这种不模糊的象征和广岛纪念建筑这种模糊的象征可以更好地代表日本的性格。德国这种老西方国家尚需与民族主义的历史一刀两断才能重返西方，日本这一原本就非西方的国家还执着地保留着民族主义的象征，如何成为西方的一部分？

姚：广岛的纪念活动主要是祈祷世界和平，怎么会是模糊的象征？又与原教旨主义有何干系？

程：广岛的问题很多，我已有文章涉及，在此简述几例：第一，在日本未能与肮脏历史一刀两断的情况下，纪念广岛这一灾难的后果，就会淡化和掩盖灾难的原因；第二，在德国，大屠杀纪念建筑的目的是警示罪犯的后代，而广岛的纪念建筑是在警示谁？第三，广岛纪念建筑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纪念建筑的改头换面，这种与肮脏历史的藕断丝连与原则问题上的暧昧和模糊已经成为日本原教旨主义的一贯策略。美国以往的总统在日本的一再要求下坚拒到访，说明对此尚有警惕。

姚：难道政治正确不对吗？多元文化主义好像也主要是正面的吧？

程：政治正确的底线是必要的；在中国，我们还缺乏这一底线，民众和公众人物政治不正确的歧视性言论和行为时有出现。政治正确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和个人教养问题——教养也是文化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但在美国，公众人物的政治不正确有时几乎就是对自己（政治生命）的死刑判决，所以，米勒等主流学者在涉及到少数族裔和女性人物时的小心翼翼、尽力逢迎也就不难理解。但这也凸显政治正确已经走到反面，不仅磨平了学界的批判锋芒，而且在某些个案中已接近于 “猎巫”（witch-hunt），以表面的政治正确牺牲了更深刻的政治正确。

至于多元文化主义，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与黑暗、丑恶的历史彻底决裂。在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基于对于奴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屠杀和剥夺土著美国人的历史等等的彻底清算。这种清算是持续不断的，绝非日本原教旨分子所表面上认为的那样，可以由某一代人做一了断。亚历克斯·哈利描写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小说《根》在1976年出版后被不断搬上电视屏幕，2016年再一次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正是这种记忆不断加强的一个例子。而米勒对此记忆进行强化的方法就是将其与纳粹大屠杀相比。

但在亚洲，特别是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在欧洲，虽然今天面临着外部移民的巨大压力，但在其内部，由于对德国的黑暗历史进行了充分的清算，在较长时期内维持了多元文化框架下的和谐。

亚历克斯·哈利

（Alexander Murray Palmer Haley，1921-1992 ）

姚：既然如此，多元文化主义还是有积极的方面，与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吧？两者有可能分离吗？

程：其实，在极其严格的界定下，原教旨主义也有“积极”的一面，即对于霸权制度的颠覆性。日本的原教旨主义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声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殖民主义，将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借此赋予侵略战争以正义性。

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无理性和不讲利益。安倍集团似乎很讲利益，为了利益四处出击；但如果没有利益焦点和可预期的回报，四处出击很可能说明没有任何一项利益是真正的利益，或者利益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压倒对方。特里·伊格尔顿在《神圣恐惧》和《论邪恶》等著作中分析过这种典型的原教旨主义的无理性的、狂欢式的、缺乏现实动机的邪恶。在文学作品中，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为自己的仇恨提供了一系列动机，但这一系列动机掩盖了实际上的并无任何具体动机，而只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不满和怨恨。

而作为全球资本的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基本是算计利益、斤斤计较的，在很多问题上可以谈判、协商、妥协。真正危险的不是多元文化主义，而是多元文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联手和调情。

姚：如何才能防止这两者的联手？

程：需要政治家的智慧，这种智慧的一个可能来源就是当下的、本土的人文学。人文学需要有现实相关性，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原教旨主义的人文学。西方有学者不断思考人文学转型的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西方有所谓的 “基础性事件”，决定着一个甚至数个时代的思想和发展。以往，西方的基础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以民主、自由、平等为关键词。后来，另外一个基础性事件将其取而代之，那就是纳粹大屠杀。这个基础性事件的核心就是大屠杀绝不可以再现。以大屠杀作为基础性事件，才有了欧洲共同体。在亚洲，也应该确保日本的反人类罪行绝不再现，和平高于一切。这种基础性事件更替的说法虽然也受到一些质疑，但毕竟使人们不断思考人文学的现实相关性，使人文学更有针对性，更能提供和平的智慧。

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1943- )

姚：有国际关系专家认为，日本不可能再发起战争，因为日本有制度约束，而且人口也老龄化。

程：日本很可能并没有战争计划，但却已经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对于和平宪法的不断突破。在大屠杀研究中，学界的共识是，纳粹德国一开始也并没有种族灭绝的计划，但纳粹的种族政策和战争的情势所迫成为灭绝性屠杀犹太人的两大原因。有了军事实力并逐渐拥有使用军力的权力，同时又执着地不放弃历史，只要“情势所迫”，战争也就在所难免。

至于人口老龄化大概也不是问题。现在有 “后人类”（post-humanity）研究，其中一个话题就是机器可以代替人类，“远程”与 “无人” 很可能会使当代战争印证“后人类”研究的一些成果。

姚：我们要谈文学研究，好像不觉偏到了国际问题，文学研究与国际问题是否也有重合地带？

程：有重合地带。首先，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批判理论的关系密切，而国际问题也是后二者所关注的。批判理论家和文学理论家大都很关注国际问题，相关的专著也很多，例如《批判理论家和国际关系》（Routledge 2009）一书几乎涉及到当代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家。

其次，在文学研究的很多领域，文学、历史、伦理的关系密不可分，大屠杀文学研究就是这样一个领域。这三者的结合必然指向当下的政治现实，包括国际政治现实。

再次，对于类似问题的思考，可以引起对于文学性更强的相关问题的思考，例如，当今数量庞大的少数族裔文学的研究今后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等等。

当然，文学研究具有乌托邦性质，不能指望像国际问题专家那样解决现实问题；文学干预现实，只是引发一些理论思考而已，并不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不过，根据“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文学研究还是会有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以自己的方式介入现实。而且这种非直接的介入方式很可能具有更大的、更长远的影响力。

姚：这好像涉及跨学科研究。文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应该是什么关系？

程：在英语国家的大学里，系是学科的载体，要求尽量覆盖本学科的各个领域（field coverage）。一个系的水平往往取决于领域覆盖的程度。但是，系往往学科疆界意识很强，趋于保守，不愿意突破自己的领域。所以为了与时俱进、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大学会建立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或教学中心。可见在大学的现有框架下，跨学科研究并不容易，会受到现有结构的束缚，往往需要结构上的调整才能发展。

就文学研究而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都既是某一作家、时期、体裁的研究专家，又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拓展新的领域，引发学术的范式转移的重要途径。

牛津大学校园图

姚：跨学科研究虽然重要，但文学研究的基础应该还是本身的研究和基本训练吧？没有本身的研究和基本训练，跨学科、人文思考、培育新的价值和趣味等等是否都有点山寨或者江湖的感觉？

程：对，文学研究本身的基础训练是文学研究的根本保证。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形式决定一切。所谓形式，包括意象、体裁、句法、词义、韵律等等。这是技能训练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分析了社会贫富严重不均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进行了理论思考。理论家的思考往往要借助于理论术语，但文学作品却能使理论思考落到实处。在文学研究中，所有理论解读、伦理解读、政治解读、社会解读等等最终都应该落到形式上的实处，否则就可能成为江湖山寨或者心灵鸡汤。

姚：为什么阅读量这么重要？良好的学术和技能训练与阅读量之间是什么关系？

程：良好的训练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同时也是阅读质量的保证。如果没有良好的训练，就无法有效地阅读。另一方面，即使有良好的训练，但近期的阅读量不够，也会跟不上学术的进步和转型，就有可能滞后。

其实学者的操守很简单，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分，不断阅读。学者有时候也不得不做很多杂务；但无论做多少杂务，都不能停止阅读。如果已经基本停止阅读，而以前的积累又无力应对今天学术的发展，就有可能会丧失学者的本分。

姚：能谈谈您直接接触过的、一直保持本分的学者吗？

程：我们的很多师长都不仅一直保持了学者的本分，而且他们的学养和人格修养都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他们代表了老一辈学者的优良传统。他们在经历十分坎坷的情况下，保持了自己的操守，令人敬佩。我常常想，《李尔王》的最后一句就是比较我们这些已经不年轻的年轻人和老一辈学者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既不会见得这么多，又不会活得这么长——We that are young/ Shall never see so much, nor live so long.”我们没有他们的见识，在学术上也不会活得像他们这么长。

1984年，我到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导师是陈瑞兰教授。她在指导我们进行尤金·奥尼尔研究时，要求读的都是全集，包括奥尼尔剧作全集，以及对奥尼尔影响很大的古希腊戏剧的全集和斯特林堡全集；也要求尽量读田纳西·威廉姆斯全集和阿瑟·米勒全集。当时书还很少，有的书北大图书馆没有，她专门托人到中央戏剧学院去借，有的则是影印出来给我们读。回想起来，读全集大概是人文学最重要的训练了。

后来跟随杨周翰先生读博士学位，回想起来最深的印象有两个，一是杨先生一直关注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论；二是杨先生强调继承，例如在当时对中世纪评价较低的情况下，充分肯定中世纪的贡献以及文艺复兴对于中世纪的继承。最近几年读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突转》（The Swerve，2011），总能想到杨先生的一些观点，相当超前。我想这些有关中世纪的超前的观点可能也与先生一直关注最新的、最前沿的理论有关。

后来因为杨先生去世，李赋宁先生指导、修改了我的博士论文。记得李先生在空白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写了很多修改意见。此前，我们这届硕士生上过李先生的 “英语史” 课程。他的课讲述了英语从古至今的发展、英语与其他欧洲语言的相互影响和继承关系。这都是读懂英语、写好英语的基础。从李先生对论文的修改，到课堂上展示的语言之美，其实都是人文学最重要的训练。最近读斯坦利·费希的《如何读句子，如何写句子》，更能明白李先生工作的重要性。费希所强调的人文学的基础与李先生多年前在教学和研究中所倡导、所身体力行的基本训练并无二致。

姚：他们属于已经逝去的一代，能谈一下较近一些的学者吗？

程：较近的学者也继承了老一辈的优良传统。这里只说说我们的一位前辈吧，胡家峦老师曾担任过我们的系主任和院长，而他的研究既有分量，又有前瞻性。近几年，生态批评研究越来越多，而胡老师的两部专著《历史的星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与西方宇宙观》（2001）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歌与园林传统》（2008）其实是较早的生态文学研究专著，但又并未专门贴上生态研究的标签，而是从早期现代文学入手，涉及到了深层的生态话题，并且也涉及到学者们最近十分关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等问题。从数个角度看，他的研究都既有分量，又相当超前。

姚：您在胡老师之后也担任过系主任和院长。在行政岗位上是否可以从制度上为人文学做些事情？

程：今天不谈这个话题，不过可以谈谈我自己研究领域之内的事情。我自己教戏剧课，认为戏剧课应该有演出研究和演出实践，所以在2002年促成美国导演、演员、剧作家Joe Graves在北大开设英语戏剧实践课，至今已有14年，除了有人文教育的意义之外，还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专业导演、演员、艺术经纪人等。演出研究和演出实践既涉及专业技能（包括台词、形体、灯光、服装、舞美等等），又涉及演出史和艺术史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研究等，也有具体的艺术创业和艺术产业内容。应该说，此类课程为中国综合性大学的文学和艺术教育创立了一个新的范式。我自己也算是帮了一点小忙。目前，此类活动虽有 “北京大学外国戏剧与电影研究所” 这一平台，但需要更好的体制性保障才有可能一直发展下去。

再就是我自己的戏剧课其实已经成为电影时代的戏剧课，每一部剧作都配有一部以上的经典电影改编，有的配有数部。我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电影时代的戏剧不得不关注电影这一媒介——“媒介即信息”，而且电影与戏剧一起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应该进一步关注。当然，也希望给学生一点好玩的东西，例如练练英语配音，这也是技能训练。

姚：再回到人文学吧。您提到人文学时，常用的限定词是 “当下的、本土的”，而从未用 “成功的”、“有效的” 等限定词，是否当下的、本土的人文学就是成功的、有效的？能再说明一下当下和本土吗？

程：在我看来，有意义的人文学就是当下的和本土的人文学。所谓当下的人文学，即完成了范式转移的人文学，而本土有几个含义。在中国，自五四远动开始，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自我开放意识，外国文学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资源，外国文学也成为本土的人文学的一部分。但外国文学并不是一进入中国就自然成为中国人文学的一部分，而是需要本土化的媒介和过程。在今天，这一媒介和过程更为重要，因为大量的外国作品涌入中国，如果没有本土化的媒介和过程，则这些舶来品只会漂泊在中国，而不会真正扎根，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如果 “全球” 已经成为本土和本土关怀的一部分，则本土也就包含着全球，参与全球学术也就具有本土意义；如果“全球”是他人的，以他人为主导，则所谓参与，就与自己的本土没有关系或者关系甚少。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爱默生所说的 “美国学者” 也就是全球学者或者全球学术的领导者，参与全球学术的收获最大。而 “中国学者”，无论是将外国学术本土化，还是将中国学术国际化，还是积极参与全球学术，都应该像爱默生一样成为 “思考中的人”（Man Thinking），不断思考自己的身份：是中国学者，还是国际学者；是二者皆是，还是二者皆非？

姚：着眼于当下和本土，您认为中国人文学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程：还是回到怀特海，让可能会琐碎、墨守成规、山寨江湖的三个成分平衡发展成当下的、本土的人文学。或者说，让技能训练明白自己是技术训练，不能妄称为学术研究；让学术研究明白自己是学术研究，不能妄称为人文思考；而人文思考必须明白自己的根基是技能训练和学术研究，而绝非是冥思苦想和任意发挥。

姚：您能否再总结一下今天的题目，21世纪文学研究展望？

程：在21世纪，文学研究应该完成自己的转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文化，开放是生命力的保证。而开放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舶来品，而一定要将外来的好的东西本土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外国文学工作者而言，认识到外国文学的转型，并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使中国文化更有国际竞争力，应该是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具体来说，文学研究既会更注重文学形式，又会更跨学科。文学因为更加文学，所以也就更是现实世界的。

姚：谢谢程老师。您对文学理论与文化批评、人文学与原教旨主义等诸多问题真知灼见定会令青年研究者们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