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3日，一部以高埗大桥旧址为主线的微电影杀青，在东莞引起广泛关注。

　　高埗大桥不仅仅是一座具体的桥梁，在桥之外，更凝聚着东莞人敢于创新的改革精神，作为全国第一座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首创“集资建桥，收费还贷”模式，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东莞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1984年5月7日，《人民日报》曾对高埗大桥实施“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创举作了报道，称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见证。

　　1984年11月21日，《中国交通报》也曾报道：“高埗桥建成通车后，仅运费、渡费一项预计每年可节约50万元。现在高埗区每天可运十卡车新鲜蔬菜到深圳特区，收入相当可观。交通条件改善后，外商纷纷来高埗洽谈生意，投资建厂。该区已办起伞厂、刺绣厂、皮袋厂、藤厂、电子表零件厂、铝制品厂、胶花厂等七个厂……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人民生活越来越富。群众称高埗桥是‘致富桥’、‘幸福桥’。”

　　1984年建成通车的髙埗大桥，开创全国公路桥梁“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先河，在其之后，东莞石龙南桥、万江大桥也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模式，开始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时至今日，全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70%的一级公路和40%以上的二级公路都是沿袭这一东莞模式建设。

　　由于修路热情高涨，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到东莞调研时，高埗在汇报时最先提出“想致富、先修路”口号，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响彻全国。

　　新旧高埗大桥，旧桥已不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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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路虎” 交通不畅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每天清晨，来往车辆通过横跨在东江支流的高埗大桥，进出高埗与东莞城区。相隔不远的高埗大桥旧址，在34年的风雨洗礼中，老旧却不失风采。

　　高埗镇位于东莞市北郊，挂影洲岛西部，三面环水。得东江水之利，高埗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但受东江水之隔，出行不便是高埗发展的最大问题。

　　《东莞公路志》记载，髙埗四面环江，距莞城7.5公里。建桥前，虽离莞城仅一水之隔，但汽车要绕道28公里，过石龙渡口，需要3小时才能到莞城，每天出门要担心晚上有没有船回来，公社经济发展也一直以农业种植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到1978年，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837万元，其中工业仅有37万元，占总产值4.4%，公社财政实力十分薄弱。

　　东莞市交通局原副局长卢锐平曾经回忆，高埗种的菜，虽然只有一河之隔，却要走30公里路才能运到莞城。“高埗的车辆如果要进城，就必须沿着东江岸的土路走，横穿石碣，通过石龙，最终到达目的地。如此一来，往往是汽车未到，游泳过江的人早就到了。”

　　限重4吨的简易公路被货柜车一压，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这样的运输条件导致高埗的菜还没进城就被颠簸坏了。于是，被东江阻隔的高埗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众所周知的“三岗(江)一埗”，这当时4个最穷的公社除了凤岗、黄江、谢岗，“一埗”指的就是高埗。

　　1979年，高埗公社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高埗稍潭毛织厂，随后毛织二厂、三厂、织造厂、洗沙毛织厂等企业先后落户，这些企业多以早年旅港的港商为主，他们基于乡情、亲情，抱着试探心理返乡做小额投资，公社工业发展开始起步。但与周边公社相比，高埗的工业发展势头明显不足，据1980年数据显示，高埗总产值989万元，与周边镇街相比差距明显，在众多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中，高埗的交通不便成为大家的共识。

　　港商进来后，路况差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曾任高埗大桥建设总指挥的苏国良回忆，改革开放后，高埗发动全公社村民，找亲戚回来投资，好不容易有人回来在东江岸边办了一个毛纺厂，但是沿江的泥巴路只有3米宽。有一次正好遇到下雨，汽车一打滑，就连人带货一齐掉进江里。“老板见到这样的场面，就害怕了，哪里还敢来投资！”

　　那时，与高埗一江之隔的石碣镇，已经有外商投资开厂，去外资企业上班，是那个时期年轻人的梦想。然而对于那时的高埗年轻人来说，要实现这个梦想是奢望。

　　从高埗无论是去万江还是莞城，虽说只是隔一条东江，但过江必须乘渡船，五分钱一位。公家的渡船到傍晚六点多就停航了，如果你要在厂里加班，当天就可能无法回到高埗的家中。夏季的时候，年轻人还能游泳过江，然而冬季时，江水冰凉，谁也下不了。

　　1984年以前，当高埗大桥还没建成时，整个高埗两万人的小镇，只有一家毛纺织厂，还常常因运输不便，生产极不正常。当时的高埗人，做梦都想着能在东江上架起一座桥，让天堑变通途。

　　集资兴建旧高埗大桥。 通讯员 邱发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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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资建桥 “喝高埗水的，每人出10元钱，不够人工凑”

　　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必须先行，时任高埗公社党委书记袁仲庆认为，“没有大桥，高埗发展就没有出路”。于是，修桥的事情很快定下来了。1980年下半年，高埗公社党委决定成立建桥指挥部，但钱从哪里来成为当时最大问题。

　　修高埗大桥，预算150万元，但当时公社一年可自由支配的钱才8000元，150万元对于高埗公社来说就是个天文数字。好在经过积极争取，东莞县政府支持35万元，省交通部门支持15万元，信用社贷款60万元，但还差40万元。

　　时任旧高埗大桥建设总指挥的苏国良回忆，最后实在没办法，高埗公社党委就决定采用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模式来建设大桥，首先向村民筹款：“凡是喝高埗水的，男女老少每人10元钱。”至于是谁最先提出这个建议，已经无人记得。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办法呢，主要是当时的东莞流行一样东西，叫‘集资办大事’。”时任东莞交通局副局长卢锐平告诉南都记者，那个年代，办水泥厂等都是靠集资办起来的。不到两万人的髙埗，靠一人10元，有钱的就多出几十元，集够了20万元。

　　高埗低涌苏村一队生产队队长苏国池清晰记得，当时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后，群众响应非常热烈。那天，他和出纳两个人搬来桌子，坐在苏氏祠堂门口准备收钱，村民们则在前面坐了几排，很多人是乐呵呵地来交钱。

　　东莞市博物馆展览大厅里的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再现了当时动员农民捐款的场景。村民搬着长凳，坐在村里的广场上，听着村干部的捐款动员。10元钱，在1981年的高埗，农民要出售167斤的稻谷才能挣到。公社干部每月工资不到40元，捐10元，相当于去掉三分之一的工资。

　　高埗公社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号召凡喝高埗水的男女老少每人集资10元钱，共筹得20多万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但离建桥的预算还差了近20万，于是公社又做出决议，不足部分用村民的人工来顶替。凡是16岁有劳动力的高埗人，都要到大桥工地义务劳动3天，运砂石、挑石块、拌水泥。每人劳动一天工钱算10元，按当时8000劳动力来算，就节约了24万。

　　就这样，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981年5月大桥开始动工，指挥部根据各生产大队人口、面积情况，统筹安排每日所需劳动力，大桥建设红红火火地开始了。

　　由于资金不足，公社边建大桥边想办法筹款。在公社党委的不懈努力下，省老区办、省交通厅、东莞县政府也陆续拨款支持，银行也发放一笔贷款，保证了大桥工程进度。在邀请广东省设计院进行大桥设计时，设计团队负责人陈工是东莞人，听说家乡建桥，在设计费用上8折优惠。

　　修高埗大桥时，苏国良拿出200元。这相当于他大半年的工资。苏国良回忆说，为了赶工，所有人都不放假，一年就是春节回去团圆3天。“平时只有发工资后，拿回去给老婆买菜，才在家住一个晚上。当时我家就在桥的附近，但我也没有回去，我们不是在公社睡觉，就是在工地上”。

　　苏国池说，那时候大家很齐心，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大家干劲十足，两年多时间就把大桥建成了。

　　旧高埗大桥通车典礼。 通讯员 邱发平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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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费还贷 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

　　1984年1月27日，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征收过桥费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正式通车。高埗千百年来举步登舟的历史从此改写。

　　这座以“高埗”名字来命名的水泥大桥，横跨东江，桥身共有3个呈半弧形的桥洞，江中立有两个桥墩。桥长169.35米，宽12米，外形类似中国古代著名的“赵州桥”。桥面双车道设计，两旁是各一米宽的行人步行道。

　　“按照当时的政策，只有省公路才能批准收过路过桥费，开始从来没想过髙埗大桥要收费。”时任东莞交通局副局长卢锐平回忆当时的忐忑，在髙埗大桥建成通车的那年，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来东莞调研，“他们看到我们这么穷的镇，能用这样的办法建大桥，可以说是感动了他们。”卢锐平说，当时就让他写报告，说可以批准大桥收过桥费。

　　因为有村民集资和信用社的贷款，高埗大桥建成后，在桥的两端各设有过桥收费站。小车、摩托车、手扶拖拉机等0.5元，2至5吨货车和20座以上的客车分别收1-3元，医院救护车、公安部门的警车、消防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免费通行。这样，差不多每天可收过桥费300-500元。

　　同年5月7日，《人民日报》以《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为题报道高埗大桥建造经验，并配发评论《加快建设的一招》，高度评价高埗人民的创举。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前来高埗取经学习，高埗人终于因一座大桥，第一次走向全国。

　　高埗大桥建成后，高埗没有桥的历史就此结束，高埗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通车的那年年底，原先只有一家工业企业的高埗，当年就有7家外资企业入驻。

　　大桥的通车连接起高埗与外界沟通的渠道，直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各种毛织、服装、手袋、电子、五金、建材、玩具、饮料、食品等工企业纷至沓来。通车当年，高埗工农业总收入首次突破3000万元，工农业产值比重则从1983年的58.8%比41.2%转变为70%比30%，高埗进入飞速发展的时代。

　　1984年11月21日，《中国交通报》以《建起一座桥，富了一个区》为题报道通车后的情况：“高埗桥建成通车后，仅运费、渡费一项预计每年可节约50万元。现在高埗区每天可运10卡车新鲜蔬菜到深圳特区，收入相当可观。交通条件改善后，外商纷纷来高埗区洽谈生意，投资建厂。该区已办起伞厂、刺绣厂、皮袋厂、藤厂、电子表零件厂、铝制品厂、胶花厂等7个厂。目前，高埗区有69.8%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工、副业生产和对外加工，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人民生活越来越富。群众称高埗桥是致富桥、幸福桥”。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发展。通车当年，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专程来高埗调研，高埗在汇报时提出的“想致富，先修路”口号引起交通部重视，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从高埗响彻全国。

　　正是有了高埗大桥迈开的第一步，1984年“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正式出台。在其之后，石龙南桥、万江大桥也用同样的集资方式相继建成。“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模式，开始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更令髙埗人自豪的是，全国开创“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先河的髙埗大桥如今虽然已经停止使用，但这一东莞模式甚至直到现在仍在发挥效应。有资料显示，我国90%以上的高速公路、70%的一级公路和40%以上的二级公路都是依靠收费政策建设的。

　　旧高埗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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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改革 高埗大桥被评为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的变化总是让人猝不及防。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1996年，在高埗大桥的一侧，一座全新的钢架结构的高埗大桥建成，高埗大桥(旧址)停止使用，“一桥飞架南北”的使命由距离100米处的高埗新大桥来承担。

　　站在东江高埗段的观景台上，可以一睹新老高埗大桥的雄姿，两座紧挨着的大桥，像是两条卧龙，横跨于东江之上。如今的髙埗大桥，桥身斑驳，颜色老旧，杂草丛生，已经失去交通作用，却曾经承载着一代髙埗人“走出去”的梦想。

　　2002年，高埗镇人民政府把高埗大桥旧址列为高埗镇文物保护单位，并设立了镇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2004年，高埗大桥被评为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广东省曾举办过一次“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事件”的评选，这座由农民集资兴建的高埗大桥，位列第五，成为东莞市唯一入选“改革开放30年感动广东事件”。

　　近年来，高埗拉开新一轮城市品质提升行动的序幕，启动了东江河堤升级改造工程。高埗将把环镇18公里的东江河堤打造成为靓丽的滨水景观风光带，形成“一带十景”。“十景”作为高埗展现地方特色和现代化风貌城市新形象的工程，备受关注。

　　其中，高埗大桥旧址公园被列为十景之一——题为“敢为人先”，东莞市、高埗镇还共同启动保护利用项目，计划投资700万元将其建设为高埗大桥旧址公园，设计为一个“开放式”景点，供游人参观，真正发挥文物的价值和意义。

　　在谈到高埗大桥精神时，高埗镇委书记严继宗多次提到，“桥，一直是高埗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高埗大桥(旧址)打开高埗改革开放大门。上世纪90年代中，高埗大桥(新桥)有力推进高埗改革开放历程。如今，东江梨川大桥又开启了新时代高埗改革开放新征程。

　　去年1月试行通车的东江梨川大桥，成为连接高埗镇和东莞市区的又一条重要通道。现在，开车走东江梨川大桥，10分钟就能从高埗进到东莞市区，桥，进一步拉近了高埗和市区的距离。

　　正如30多年前享誉全国的高埗大桥(旧址)打开高埗改革发展大门，今天，东江梨川大桥引领着高埗向市城区片区扬帆起航，开启新时代发展新征程。

　　高埗大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全省乃至全国公路建设的发展。通车当年，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专程来高埗调研，高埗在汇报时提出的“想致富，先修路”口号引起交通部重视，随后被潘奇带回北京，这个经典口号就这样从高埗响彻全国。

　　专题统筹：赵勇

　　采写：南都记者 何永华

　　摄影：南都记者 方光明(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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