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上有太多隐秘的事情,掩藏在正常的背后。

  by:汪晓欣

  “胖勇要结婚了!回来喝喜酒!”

  母亲在电话里这样说,声音中充满了兴奋。这声音,让人一听就不由觉得她报告的是一件喜气洋洋的盛事,令听者蠢蠢欲动,想迫切参与其中。

  堂弟终于要结婚了。

  胖勇是我最大的堂弟,是二叔的大儿子。因为年龄差距小,从小和我关系最好,一起玩到大。提起胖勇,长辈们总喜欢说:“小时候你和胖勇好得要穿一条裤子嘞!”

  一直说到我都已经长大成人,听了觉得害臊的年龄。

  我的几个叔叔,没能像我父亲那样走出农村,我的堂弟堂妹们也最终在农村扎了根。他们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一天天地模糊了。现在胖勇的婚事,一下子又将村里的一切拉到眼前。

  老家坐落在中原一个美丽的小村,村子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藕塘。村如其名,几乎家家有荷,户户有鱼。每到夏天,榴花照眼,栀子芬芳,孩子们顶着碧绿的大荷叶做的凉帽,在村子里穿梭玩耍。

  我们赤脚走进水塘,捉河蚌,摘藕花,任由水塘里滑溜溜的淤泥,挤进脚趾缝里,小脚丫被淤泥弄得痒乎乎的。整个夏天,荷香满塘,白杨萧萧,黄昏的打麦场上,无数的蜻蜓自由地飞舞……

  外出上学之后,这些记忆都渐渐定格了,变成了一张老照片,老照片又渐渐褪了色,变成了黑白照片。学业的逐渐紧张,自己生活的日渐定型,都让我回家的步履越来越迟缓。

  有时,在城市的高楼里,望向窗外远处的白杨,我会想起家乡的白杨,充满了野味儿,在空旷的天上,哗啦啦地响着,似乎在农村的天空背景下的白杨,和城里的白杨不是一个树种。

  我心里明白,不回家,不是生活繁忙,更大的原因,也是一个隐秘的原因。读了书的我,面对老家的人,非但没有什么优越感,反而常常看上去像个呆子。书读得越多,越像是扒掉了我最后的遮羞布。回到老家,叔叔婶婶们总会围着我问:“现在在做什么呀?在哪上班呢?”

  我不语,母亲总是会替我回答了:“在上学呢,读的中文系。”

  后面的内容便是“在读大三呢”“在读研二呢”“在考博呢”,不过是把我上学的阶段替换一下。实际上,每次母亲对大家说到我读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母亲像是说了什么可笑的火星语,一阵脸红,我十分怀疑叔叔婶婶们是不是真的能听懂母亲说的话。

  叔叔婶婶们这时往往便会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这么大了还在上学哪!”

  是的,我父亲是大儿子,我是爷爷最大的孙女,当之无愧的大姐大。可是,我的堂弟妹们都打工回来结婚的结婚,生娃的生娃了。在外上学的我,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不是这个结婚了,就是那个生娃了,喊我回去喝喜酒。

  没结婚也没对象,并且还在上学的我,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越来越不好意思见人,每每爸妈回老家,我也不愿意再跟着去了。

  而老家在我脑海中的记忆,也被一场又一场的喜酒篡改了。在母亲打电话来传达胖勇的婚事时,我记得似乎听母亲提到,堂妹新荷已经怀上第三胎了,最小的堂妹玉荷,也已经怀孕了。

  胖勇是个残疾。

  小时候就隐约听过胖勇有毛病的说法。小孩子的我,怎么也看不出胖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好手好脚,能说会道,活泼可爱,就是胖,是村里最胖的孩子。可是这也不能算残疾呀!和胖勇玩跳房子跳皮筋,他跳得好着呢!和胖勇关系要好的我,心里替胖勇打抱不平,气那些说胖勇有毛病的人,气大家喊他叫“肥子”“猪八戒”。

  在堂弟堂妹一个个开始结婚的时候,二叔也急着张罗找媒人给胖勇介绍对象。奇怪的是,每次一听说胖勇谈了什么对象,母亲总会在家义愤填膺地说:“他不能结婚,谈也是白谈!”

  我听了深感困惑,但是又犹犹豫豫不敢问个究竟。疑团一天天长大,按捺不住这种疑问的推动,我问母亲,二勇都结婚了,胖勇怎么还没有结婚。——二叔一共三个儿子,二勇是胖勇的大弟弟,痩得跟猴儿似的。母亲吞吞吐吐地说,他不能结婚。

  为什么?我追问。

  “他那里,只有皮。”

  我愕然。

  和胖勇一起玩耍的十来年,作为一个女孩子的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有机会知道这样的事实。想到胖勇“大姐大姐”亲切地喊我的样子,我的心里升起一股心酸。

  多年来,胖勇谈的对象,散了一个又一个,二叔的额头上也急出了皱纹。胖勇以后该怎么办?他只能孤独终老了吗?

  没想到,现在胖勇竟然要结婚了!我一边替胖勇高兴,一边心生疑惑。

  一张几十块钱的车票,从省城回到家。二叔已经到我家来接我们去喝喜酒了。二叔红光满面,笑得合不拢嘴,皱纹都被喜事熨平了。

  我记得上次见到二叔还是三年前,他上县城办什么手续,不认识字的他在柜台填不了单子,正好是暑假,他跑到我家来,让我帮他填写手续单子,那时候他脸上的褶皱里,还写满了焦虑和忧愁。

  驱车回到久违的村子,见到一些或陌生或熟悉的人,这里好像人人都认识我,而我却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一个个抱着自己孩子的小时玩伴冒出来,热切地喊着我,我呆头呆脑地一一应答,晕乎乎地听着母亲给我介绍谁是谁生的孩子。

  他们好像忽然间就长大了,变得陌生,我不敢再听他们叫我大姐,生了孩子的他们,像一种异类,让我心生敬畏。我不知道,我在外头的这些年里,他们在村里竟这样兀自地活着,再一转念,我就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荒唐,他们自然是兀自地活着,他们又不会像我的记忆一样,定格于我离开村子的那个时刻。

  叔叔们的家里都大不一样了,可以说是旧貌换新颜。二叔家里,双门大冰箱,超薄液晶电视,新提的铮亮的轿车,他的小孙女,二勇的孩子,抱着一个平板电脑在看动画片。

  一台气派的联合收割机,停在院子里头,趾高气昂地俯视着一切。对了,我想起来,母亲曾经说过,二叔怎样买了一台值钱的联合收割机,怎样帮人收割庄稼,还包了甲鱼塘,这二年来,赚了不少钱,还在县城里买了百来平的房子。

  喜酒很盛大,人人都喜笑颜开。大红的喜字贴满了所有可贴的地方,映照得整个村子都是红通通的。狗子们蹿在桌子底下,像开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似的,到处疯跑着大啖人们丢下来的鸡骨头鸭骨头,连挺着大肚子的新荷堂妹也来了,稚气的脸庞,衬着一个大肚子,很是怪异。

  农村的喜宴,是露天的,鞭炮炸响,炮皮乱飞,那喜气,直逼苍凉的天空。村头远处大片的祖坟,似乎都少了几分平日里那股瘆人的气息。

  胖勇愈发地胖了,窄小的新郎西装裹不住他肥胖的身躯,好像随时要炸裂开来,一匹红色的新绸缎斜披在胖勇的胸前,映得他的脸庞一片绯红。胖勇的老婆,涂着红红的嘴唇,红红的脸蛋,披着白色的婚纱,一一给亲人们敬酒。她嘴角保持着上扬的幅度,甜甜地笑着,一如小时候我眼中的胖勇——好手好脚,能说会道。

  只是现在,我不敢再去有“她很正常呀”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确实是个书呆子,这世界上有太多隐秘的事情,掩藏在正常的背后。多年来我所以为的正常,尚且有我不知道的秘密,面对眼前的新人,我又敢说自己知道什么呢?

  喜宴结束没多久,新荷也生了。住进了县里的医院,因为离我家近,母亲就跑得勤些,多去照顾她。

  婶婶们奶奶们去看过新荷,总要聚在我们家歇下脚,嗑着瓜子花生,聊着新荷,聊着生育添丁的事。

  “新荷终于生了儿子了,她婆家妈该高兴了。”母亲说,“你大表嫂也想再生一个呢!”

  “大表嫂?她不是都快四十岁了吗?”我说。

  “是呀,两个都是女孩呀。生下娟娟的时候,一看是个女孩,你表嫂还哭了呢,对她婆婆哭着说:‘妈呀,又是个女孩呀。’也难怪,你大表嫂的妈,生了一辈子的女儿,女儿被抱走两个;大表嫂的姐,生女儿老公都不回来看。”

  “新荷这已经是第三胎了吧?”我问母亲。

  “是的,前两胎都是女孩。这下终于生了个男孩。”

  “三胎都是剖腹产!”三奶奶说。

  “那肚皮,就跟拉链似的,‘哗’一下拉开了!‘哗’一下又拉开了!”二婶俏皮地打趣说。

  大家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这段时间,老家里喜事不断,大家的心里都是轻松的,嗑了一地的花生壳、瓜子皮,更是增添了谈话的喜气。桌子上一盘盘的红鸡蛋,那红色似乎都要漾开去,染红了周围的空气。

  喜事结束,生活回归平淡。

  再次回到省城的我,心中似乎总难得到平静,新荷堂妹稚气的脸孔总是时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瘦弱的她,是怎样一次又一次躺上产床,被锋利冰凉的手术刀划开肚皮,取出一个又一个胎儿。就为了要个男孩?我的心里一阵不平。

  忽然,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偶然间看过的一个电视节目,说在某个侗寨,每家都是一儿一女,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孩,怀第二胎时,孕妇们便会去找村里的老药师讨要一副药,叫作“换花草”,喝下去之后,第二胎便会是个男孩。反之亦然。就这样,这个村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性别平衡的状态。这是真的吗?多么完美啊,怎么做到的呢?

  我坐不住了,我去网上寻找答案。顺着“换花草”三个字,一种叫作“转胎药”的东西逐渐出现在视野里。

  这东西似乎不是什么秘密,并不难查,不少新闻也都有过报道。网络上的资料显示,转胎药,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作龙凤丹。民间流传说这是一种生男孩的秘方,实际上是一种雄性激素类药物,对孕妇和胎儿的危害极大,也并不能改变胎儿性别。

  如果孕期服用转胎药,不仅不会有想要的结果,大量的激素反而会对孕妇产生不良影响,导致胎儿畸形。有些胎儿的性器官,会发育不完全,导致只有性别之名,而无性别之实;还会有一些胎儿成为“双性儿”,即胎儿身上既有男性的外生殖器官,又有女性的生殖器官。在医学上,这种现象称为假两性畸形。

  像黑夜里的闪电,划过夜空,照亮了所有的黑暗和秘密,一刹那间,所有人事都清晰得刺眼。闪电过后,一切陷入了更深更彻底的黑暗。

  我想到喜宴上胖勇肥胖的身躯,他行动笨拙地在给我们敬酒。我想起母亲说的那句话:“他那里,只有皮。”

  我又想到胖勇一声声“大姐”,亲切地喊我的样子了。

  脸上一阵潮湿,我无声地哭了。

  我想象着胖勇刚出生的时候,大家如何喜滋滋地围着他的小把戏儿观赏,生下儿子的产妇,如何骄傲地笑着,而后大家如何惊讶地发现哪里有点不对劲。但是,只要是个儿子,总归是件喜事。

  爷爷儿子女儿一共七个孩子,全家只供得起一个人上学,我的父亲作为长子,很自然地享受了唯一的上学的殊荣,早早地离开了农村,和我的母亲在城里定了居。而那个既做不了父亲也做不了母亲的人,那魔鬼般的命运,撕咬的对象,本可能会是我。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漫长的后半生,我和胖勇不会再有多少交集了,他将会在遥远的村子里,那样兀自地活着。而这个总是在读没完没了的书的我,只是面对着一条条关于民间秘方真真假假的新闻,躲在一隅,怯懦地流泪。

  这个春天,我像个傻子一样,在老家的喜气还未完全散去的时候,眼泪像河水一样无法停止流淌。

  窗外的萧萧白杨,哗啦啦地甩着它们的大叶子,阳光在叶子上滚过,亮闪闪的。

  幼时的记忆忽然间清晰地回来了。我深切记得,在那些残日余晖的黄昏,我独自面对着旷远的天空,那清澈而又深远的黛蓝的背景上,是一缕缕缥缈的云,或洁白或绯红,它们静静地停留在落日的旁边,不言不语。

  远远的地平线上,高高的白杨树无声地在风中摇动,一样的安静,蜻蜓在黄昏的天空中自由地飞舞。我站在空旷的打麦场上,不敢出声,天地似乎要将我覆盖了。

  我叫汪晓欣,安徽大学文学硕士。

  初得知这次“返乡”活动之时,导师一再鼓励尽快创作,可我自认为自己离家多年,对故乡并无多少话可说。在栏目一篇篇推送出不同角度的返乡画像后,我的记忆,忽而如春草一点点复苏了,我像是重新发现了故乡,我从未发现,我对故乡,竟有如此浓浓的依恋。写《喜事》,写水灾,写得我泪洇墨迹,此时我才明白,我从未离开过故乡。

  我与《返乡画像》

  

张新颖、梁鸿、白岩松、梁永安、孙良好、薛晋文、张欣、汪成法、赵普光、谭旭东、赵建国、严英秀、刘海明、陈晓兰、曾英、唐云、徐兆寿、胡智锋、辜也平、杨位俭、刘广远、吕玉铭、庞秀慧、晋超、张德明、金进、黎筠、武少辉、陈离、叶淑媛等与李辉共同成为《返乡画像》首批“返乡导师”!正在带领首批近30所院校学生,共同推动青年知识分子乡土报告……

  文|汪晓欣 出品|头号地标

  人文指导 | 叶开(中国顶级文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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