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宗禹，本文原发于2007年11月13日

来源：乐亭故乡人网站|博客

题图来自网络，仅为配图，和本文无关

我是从网上得到史树青先生十一月七日（2007年11月7日）与世长辞的消息。看着介绍文字，我的眼睛湿润了。想到不久前给史老寄书后曾打去电话，从夏老师的电话留言得知他们还在山东，怎么这么快就病故了呢？我和史老相识是从1997年筹建李大钊纪念馆开始的。打那儿以后始终没有间断，其间我曾求老人家办过不少事情。出于乡情，老人家对我的慷慨仗义，可说是天高地厚。回忆起筹建李大钊纪念馆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当年布展复制文物资料如果不是找到史树青先生，要想按时开馆展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至少不会那样顺利开馆与世人见面。

中央批准兴建的李大钊纪念馆，于1996年8月16日正式奠基。截止到1997年5月，用了不到三百天的时间，纪念馆主体工程已初具规模。驻北京的文物资料征集小组，对搜集到的全部资料进行了精心筛选，其中除北京大学准备捐赠的十件文物资料由他们自己负责复制外，有一百零五件文物资料，需找复制单位进行复制。从五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开馆，时间仅仅剩下不到一百天。经过反复论证，要想赶在开馆之前复制完成一百零五件文物资料，就全国文物复制单位而言，非革命博物馆，任何单位也难以完成这一任务。

1997年5月7日，我和裴宪忠同志匆匆来到了天安门东侧的革命博物馆。辗转到了博物馆业务室，工作人员问明来意，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馆内复制任务已满，目前暂不接活儿！”交涉再三，业务人员口锋坚硬，最后还是毫不客气地谢绝了乐亭的请求。

我们无精打采地坐在革命博物馆的传达室，思索再三，只好厚起脸皮，叫通了馆长办公室，向馆领导发出请求。

时间不大，从外面进来一位女同志。名字叫王晓丹。她的待人接物、举止言谈十分得体，没用我们说话，对我们的来意，已了如指掌。她面带微笑地说：“真对不起，馆内的复制任务实在是超负荷了。天津周恩来纪念馆的任务接下后未及完成，抗日纪念馆的展览任务又插了进来。这项任务，六月底以前必须完成。建李大钊纪念馆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按理像我们这样一个大馆，应当是责无旁贷。怎奈，馆内的技术力量，已今非昔比，几个老同志相继从岗位上退了下去，新的技术力量还没上来，目前可谓青黄不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领导决定七月份以前不能再接活儿，请二位还是另找单位吧，我们馆实在是无能为力。”话说到这份儿上，如再提要求，可谓不通人情。考虑到大钊馆的开馆时间迫近，只好再次提出给予特殊照顾。王秘书似有难言之稳，婉辞道：“二位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是否回去找找其他复制单位，如能解决最好不过，实在不行，也只好等六月二十五号以后再来看看啦！”

局面虽说僵持，但仍未动摇我们的决心，我们再次提出找馆长面谈的请求。时间不大，进来一位男同志，经王秘书介绍，来者是保管部的主任，名字叫常建国。他诚恳地表示：“作为兄弟单位，革命博物馆对于李大钊纪念馆的兴建责无旁贷，有什么事情和我讲与向馆长讲一样，只要是革命博物馆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一定不遗余力为之效劳。”

我们把李大钊纪念馆开馆前的严峻态势，详详细细重新向常主任作了汇报。常主任听后，委婉地向我们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他的谈话使我们清楚了革命博物馆的实际情况。按照常规，馆内在接下周恩来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馆两项任务之后，复制任务已呈饱和状态，再给保管部复制组加压，诚然有些不尽人情。

常主任说：“不瞒二位，我是保管部主任不假，但技术工作却是由肖副主任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好出面强行接受任务，即使再给保管部加重部分任务，也须和肖副主任具体协商。”

问题虽未解决,但从常主任的谈话中察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取得肖副主任的同情和支持。

近一天的唇枪舌剑，虽说收获无几，但常主任谈话毕竟给人留下了一丝亮光。

回到青年出版社招待所，躺在木板床上，长时间未能入睡。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由唐山调至首都博物馆的崔学谙同志。

找到据崔学谙同志后，据他介绍，史树青先生是历史博物馆资深望重的教授学者。他八岁阔别乐亭县麦港史庄老家到北京读书，1945年北平辅仁大学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读研究生。出校后，历任历史博物馆干事、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尤其是对于文物鉴定享誉国内外。他经常赴邀出国，先后去过韩国、泰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与文物鉴定活动。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几十个年头，在馆内备受尊敬，如果史老肯于出面，事情望成八九。得知这一消息，我们如获至宝，压在心头的铅块好像减轻了许多。

1997年5月9日上午，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历史博物馆东大门的传达室。这是一次未经预约的访问。因没有开具历史博物馆的信件，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拒绝予以接待。费了好多唇舌，直到借用电话接通素不相识的史树青先生，经他在电话上与传达室交涉再三，传达室才通知门卫放行。

我们走进史树青先生的办公室，室内客人很多。这些人中，多为经人引荐，来自全国各地求史先生鉴定文物的不速之客。史先生见我们进来，点头示意，让我们坐下等候。之后，他仍专心致志地继续进行着手下的鉴定工作。

在史树青先生的面前放着一张宽大的桌子。桌上摆着客人拿来的各种文物、古董，史先生对这些文物、古董逐一进行鉴赏，只见他手到眼到，一件件拿起，一件件放下，是真是假，无须多辨，一槌定音。那些前来请求鉴定的客人，有的是乘兴而返，有的却是扫兴而归。

史先生送走客人，返回办公室搬来两张椅子，让我们紧贴他的身旁坐下，之后，很随和地和我们交谈起来。他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学者架子，让人觉得可亲可近。从家乡一些往事谈起，乐亭名人，家乡轶事，乐亭巨大变化无所不及。交谈中，借助城建话题，我们有意识地向史老汇报了李大钊纪念馆的筹建情况，并把在革命博物馆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向史老作了汇报，同时提出需找革命博物馆复制文物资料的问题，并直言不讳地说出，要想革命博物馆接下李大钊纪念馆文物资料复制任务，首先必须打通肖副部长这一关节。

史老听后，若有所思，过了片刻，认真地说：“为李大钊建馆，是咱家乡的光荣，这件事情理应效劳，不管事情多难办，我一定尽心竭力！”史老说完立即接通肖副部长的电话，约他饭后在革命博物馆和我们见面。

从他和肖副部长的谈话中，我们察觉他和肖副部长之间绝非一般同事关系。

说话已是中午十二点，我们告辞出外就餐，史老说他今天中午不回去，执意留我们在馆内食堂一起吃饭。

对于老人家的盛情，恭敬不如从命，随史老进入食堂，为我们每人买下一份丰盛的饭菜，而他本人仅买了一碟小菜，一个馒头。

进餐完毕，因我的胃口不佳，剩下半个馒头，史老劝让多时，当我禀明身体情况后，他不再劝让，顺手从衣袋掏出一方洁净的手帕，把半个馒头精心包起，之后笑着说：“吃不下就不要强吃，我把它拿回去，明天再用吧。”

午饭过后，我们跟随史老来到革命博物馆。在一间斗室见到了这位肖副部长。

史老把我们的来意，向肖副部长作过介绍之后，我们把李大钊纪念馆目前急需复制大批量文物的详情，作了比较详尽深入的说明。

肖副部长听后，态度十分诚恳和认真，他说：“建设李大钊纪念馆，是你们的事情，同时也是我们的事情。这件事不用说有史老说话，即使没有史老出面，看在李大钊的情份上，我们也责无旁贷。”

肖副部长感人肺腑的谈话，字里行间闪现出他待人以诚的爽直个性和文人风范。

我们请教肖副部长，下步工作该如何进行时，肖副部长当即表态：“馆内联系各部门的工作，全由我来办理，二位敬请放心，明天八点半，我准时在制作组等候。”

遵照肖副部长的指示，第二天上午八点我们准时来到革命博物馆。这次进入保管部，别是一番天地。王秘书已经知道我们到来，显得非常热情。她对此前接待不周进行了再三解释，并表示了歉疚之意，之后，把肖副部长向馆内方方面面所做的疏通工作也一一向我们作了介绍。从此，李大钊纪念馆和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李大钊纪念馆的复制任务，受到了保管部全体同志的特殊关照。可以这样形容，李大钊纪念馆在革命博物馆所受礼遇，可谓是一路“绿灯。”

在复制文物资料的过程中，还有一件让人终身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105件复制件中的《初期白话诗稿》。这本书为李大钊生前好友刘复（字半农）所编。这是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文人，开白话新诗历史之先河的一本诗集。首篇即为李大钊的白话新诗《山中即景》，对于建馆展出具有非常意义。但由于当时环境险恶，这部诗稿仅印百册，历经沧桑，全国收藏者寥寥无几，据悉，只有鲁迅博物馆独家拥有一册。跟踪到了“鲁博”，杨副主任正言相告：“这本诗稿，据我们掌握，全国只有这一册，它已被国家文物部门定为一级文物了，你们要用，不能拿出馆外，只能由你们自找单位复制，到时我们会派保卫人员和图书管理员，持此书和你们一起去，劳务、交通等各项开支，均需由你单位负担！”我们问起复制此件，约略需费多少，杨副主任答：“估计至少需人民币六千元！”

此书系孤本，钱物多少，只可复制，别无选择。正待派人去紫竹院复制诗稿，无意插柳柳成荫，天大的喜迅凭空而降。访问史老交谈中，他得知此事，想了想欣然告诉我们：“不用去复制了，我家有一册，那就献给纪念馆吧！”我们谈到酬谢，老人家却谈了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给李大钊建纪念馆，是咱乐亭的光荣，只要是我有的，什么都可以献给纪念馆！”

时间已是六月的上旬，李大钊纪念馆的文物复制任务，已从加班加点的小批量制作，进入了大批量生产加工。

肖副部长当官不像官，为了按时完成李大钊纪念馆复制文物的任务，肖副部长每天上班后都是亲临现场，和制作组的同志们冒着炎夏的酷暑工作在一起，夜以继日地为李大钊纪念馆进行着文物资料的加工复制。

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的全体同志，为李大钊纪念馆复制文物工作争分夺秒地进行着，在启用北京档案馆的部分材料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桩不幸的灾难，悄然落在了肖副部长的头上。经医院专家确诊，他的爱人王桂英同志不幸得了重病，必须立即住院进行手术。这对于缺少护理人手的肖副部长，无疑是一个难题。勿庸讳言，乐亭推在他头上的复制任务，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很担心复制任务是否能按时完成。

问过复制组的同志们才知道，自从肖副部长的爱人住院后，他每天总是上午去护理病人，下午雷打不动，必定准时来馆值班。为了给李大钊纪念馆复制文物，不知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看来我们所有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复制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复制成品一批批走下流水线，安全及时地送回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建设工地。就在赶制工作进行后期制作这一关键时刻，按革命博物馆和保加利亚的原定技术交流协定，肖贵洞同志务须在六月十二日出国去参加会议，会期十天，大会闭会的具体时间为六月的二十二日。

肖副部长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对于革命博物馆和肖副部长本人，诚然是件大好事。我们都在为他的出国而庆幸。但是这短短的十天，对于为李大钊纪念馆的复制工作，却形成了不小的威胁。尽管如此，复制工作在革命博物馆总归还是小局，服从出国这一大局理所应当。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十个日日夜夜里，对于等待复制品的我们，真是有度日如年之感。从肖副部长出国那天起，我们天天等，夜夜盼，切盼远在欧洲的肖副部长平平安安地返回祖国。

终于盼到了六月二十二日的这一天。我们几次三番打电话询问肖部长的回国消息，直到日落黄昏，仍是不见肖副部长的归来的踪影。

第二天的上午，我们带着无可名状的惆怅与失落，再次来到革命博物馆保管部打探肖副部长的回国消息。当我们走进保管部复制组的车间一看，肖副部长竟然出人意料地端坐在复制组工作台前，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手头工作。一打听，原来他夜间下飞机后，没容换时间差，八点准时上班进入工作室，立刻和同志们一道工作起来。复制组的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一天。他说：“李大钊纪念馆开馆在即，我们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说实在的，因气候原因，飞机不能按时起飞的一天中，我的心早已飞回北京，在机场等飞机的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的全体同志们，累瘦了身子，熬红了眼睛，经过七十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斗，截止到七月的二十三号，为李大钊纪念馆复制的一百零五件复制品，分期分批地交付了成品，完满地完成了全部复制任务。1997年8月16日，在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准时举行了李大钊纪念馆落成典礼。

李大钊纪念馆落成开馆整整十年了。当年，为完成复制文物资料这一关键任务，史树青先生的鼎力相助非常可贵。在史老与世长辞的今天，让所有有良心的乐亭人，再次向史老的在天之灵说一声谢谢！史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