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个陋见，会不会读书，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为从小就看家里订的《参考消息》，记外国人繁冗的姓名几乎成了一种特长，但真正去关注作者，却觉悟得相当晚。

尤小立是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胡适之〈说儒〉内外——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资料图/图）

人生处在变化过程之中，很难说哪些书会成为影响一生的书，准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因为各种机缘巧合，偶遇的那本书恰好又与此时此刻的兴趣相契合，这时候人与书的邂逅才会产生“人生的意义”。

我一直有个陋见，会不会读书，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为从小就看家里订的《参考消息》，记外国人繁冗的姓名几乎成了一种特长，但真正去关注作者，却觉悟得相当晚。

一、与海明威的偶遇

1982年7月高考刚结束，我读的是父亲作为奖励专门为我借阅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当时此书尚为“内部发行”，父亲拿着三卷本的书展示在我面前时，脸上神秘的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进入大学读书后，我开始也是关注世界政治的，但很快就转了向，阴差阳错地读起了外国小说。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就属于偶遇，也是头一次持续地关注一名作家。

海明威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独行也是基于省略，他无意内外通吃，成为“人生的赢家 （资料图/图）

最先阅读的是《丧钟为谁而鸣》，接着是《海明威短篇小说选》《永别了，武器》。

作为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海明威自然是反战的。他的小说的意义也与此有关。战争文学由此正式转向，由原来的宏大场面、整体性的描摹，转向了个人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正义性被消解，战争中没有了英雄，只有被伤害的人性。这个路径决定了以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的走向。我不想在这里说，整个的20世纪西方文学史都是如此，但这之后的著名战争小说，比如诺曼·梅勒的《祼者与死者》、约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小库尔特·冯尼古特的小说《第五屠场》都走在海明威开辟的路径上。即便是克劳德·西蒙这样的注重形式的作家，其战争背景的小说《弗兰德公路》在观念上也因循着海明威。

不必夸张地说，刚读海明威小说时产生过多大的心灵上的震撼。因为“心灵震撼”需要满足很多条件，比如亲身经历，或之前有相似的重大变故、挫折。如果没有这种感性层面的前提，就必须有思想的深度，而当时的我什么条件都不具备。

我因为是从《丧钟为谁而鸣》开始接触海明威小说的，与《永别了，武器》相比，《丧钟为谁而鸣》其实称不上简练。简练是相对于欧美传统文学而言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动辄大段的议论和分析之所以被舍弃，完全是因为抛弃了全知全能的视角的缘故。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现在几乎成了明日黄花，但在我看来，它们的一大贡献就是叙事的有限视角，这个视角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

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其实不只是说，人从此以后可以自由了，还包括从此以后人的素养也在经受考验。海明威他们开辟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也一样，它们要求读者能够成为文学作品的参与者，这个素养要求有多高，也是可想而知的。

海明威的简练体现在小说的对话中，以《永别了，武器》为极致。他虽然喜欢使用通俗的俚语，主动剔除哲理化的说教和议论，那些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式的简单对话，不仅是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不断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任何的精彩都是有局限的。在我看来，海明威小说中的这些对话就只适合于阅读，并不适合“说”，因此，根据原著拍成的电影，哪怕是由格里高里·派克这样魅力十足的好莱坞名角儿去演绎，也看不到多少光彩。

人是通过表达来显示自己的存在的。自己向自己表达当然是可以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向他人表达。海明威是作家，他选择了用小说来简练地表达。这个简练风格得之于恰当的省略，他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独行也是基于省略，他无意内外通吃，成为“人生的赢家”。这样的作家如法国的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都是我始终钦佩的。

二、对知识人的理解

甫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大学，成了一名教师。一周仅两节课加上一个下午的政治学习，这种工作节奏也让休闲成为可能。阅读也是如此。小说自然还在读，但小品文也成了新的阅读对象。

由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上溯到晚明的小品，再由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推广到英伦小品。因为刚入门，初读兰姆的《伊利亚随笔选》嫌过于絮叨，以为没读懂，就去翻王佐良的《英国散文的流变》，翻了以后再读，还是喜欢不起来。但是王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英伦风格的文章，与“洋派”的董鼎山、冯亦代，“传统风”的金克木、张中行的文章，总让人爱不释手。

那时，所谓闲适小品中，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和陈源的《西滢闲话》也是常读之书。他们的小品均有英伦小品的特点，与陈源相比，叶灵凤更简练；而陈源的䋈叨融入了中国味道，加之批评社会、传播现代观念的意识，比之兰姆更容易被接受。我自己在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发表的部分文章也在不知不觉中，追步类似的风格。以后研究20年代的思想和学术，《西滢闲话》中的文章被用作史料，也体现了别样的意味。当然，读后人编的文集与读《现代评论》上初刊的“闲话”毕竟不同，很多的不一致或改动之处，不仅增添了探究的趣味，也成了研究的切入点。

1950年代陈西滢、凌叔华夫妇摄于法国南部 （资料图/图）

然而，一方面是教师这个职业的关系，另一方面，貌似闲适的小品中也最能真切体现知识人的精神气质，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转向与知识人本身相关的阅读。

无论作为知识人，还是学者，对知识的关注和研究是一种本分，而知识也好，学术也好，最终都涉及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问题。英伦风格的小品传达出了一种知识上的洒脱，而小品形成的氛围，是可以熏陶人的精神的。它们与现今的“伪休闲”文章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知识人的研究，早有余英时、郑也夫、许纪霖、谢泳几位先生在前，我本人最早不是受这些前辈的影响，而是个人生存上的一种需求。所以存在主义者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下的个人选择或个人塑造就特别吸引我。较之哲学专著，萨特的《理智之年》以及加缪的《局外人》更容易被接受，特别是后者，它启发我写了一篇关于知识人生存方式、生活状态和现实困境的论文。

对知识人的理解，其实也是对人的理解。“了解之同情”是陈寅恪提出的史学研究的原则，但要切实地做到，却绝非易事。我一直对于揭短式的论著不以为然，原因就是它们欠缺对“人”的理解和人性的宽容。读了保罗·约翰逊的那部畅销书《知识分子》后，我曾在《东方文化》杂志上撰文，表达过不同的见解。

以后，我虽然转向了学术研究，但所选择的大多不离与知识人相关的问题，之所以建基在“思想文化”之上，大概也与这段时间的所读之书有关。

胡适 （资料图/图）

三、前后左右读胡适

2003年，《胡适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还记得在本地最著名的私营学术书店付完款，三个纸箱依次放到自行车后架上，没有漏气的车胎竟然被44卷精装书压扁了。好在旁边有个修车摊，借来打气筒，立即打气，才得以运回家。

不过，当我兴奋地把拥有《胡适全集》的消息散播给朋友时，却被浇了两盆冷水。有一类朋友认为，《胡适全集》虽称“全集”，其实不全。所以，与其买不全的“全集”，不如等一等，到真全集出来再说。这类朋友中，还有一个极端的想法，就是只有等到所有材料齐全，才可谈研究。依这个标准，以往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学术价值。

还有在学术上走得早的一路朋友。他们早已于常见的史料之外，去“动手动脚找东西”了，因而对于“全集”这类经过后代研究者收集和编辑的史料，自然是一笑置之的。“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倾向本身是可以丰富史料的，并且可以矫正“宏大叙事”的空疏。可一旦成为风气，极端化地以细小为乐，便容易产生舍近求远、舍大取小之偏颇。八十多年前，已成学界老辈的章太炎批评后辈的新派讲史学者“务欲速成”，“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处，吹毛索瘢”（见《历史之重要》）的现象，也自然倒转轮回地呈现了出来。

再有价值的书，她的效应也不可能立马显现。如果说有即时效应的话，只有那么一点，就是《胡适全集》摆在书柜里，让人产生了些许的底气。但真正的效应或者说可持续性的效应，是需要通过阅读才能慢慢显现，并且也不是仅仅抱着“全集”作救援稻草，而必须是以此为中心，前后左右地读。我以胡适一生最长的单篇论文《说儒》为论题进行研究，就是在七年之后，而又经历了差不多八年，相关的专著才正式问世。

如今海内外胡适研究的著述数以几千计，不可谓不全面和深入，但影响仍十分有限，不只是普通的读者，连文史哲专业的研究生对胡适这个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中心人物也感觉陌生，甚至因为陌生而有意地拒斥。一般来说，对历史人物的偏见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这些因素中，阅读不足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对胡适的理解就是这样。假设人们不抱成见地读一些胡适的代表性作品，那些无中生有、有中生疮的耳食之言，也不会有生存的环境了。同样，如果有持续的阅读习惯，知识人或者学者也不难寻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不至于为现实功利如此之惶惶然。

（作者系苏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尤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