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短史记（ID: tengxun_lishi）

1898年的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份“明定国是”诏书。

这份诏书，被后世部分学者视为戊戌变法的开始。

其实，这份诏书，未必完全代表了光绪皇帝的意志。

诏书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谈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份诏书。

这部分的大意是：这些年来，大家一直在讲变法图强，也下达了不少这方面深思熟虑的诏书。但目前风气还没有大开，内部也还有很多意见分歧，有些人还打着“老成忧国”的旗号，“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在阻碍变法。时局与国势已经坏到如此地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如何能够抵抗别人的“坚甲利兵”呢？所以，必须要把“国是”，也就是改革的路线方针彻底确定下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第二部分是传达“新国是”的具体内容。

关于“新国是”，诏书的原文是这样表达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简言之，就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

第三部分是传达关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方针。

这部分的大意是：京师大学堂要做出表率，开风气之先，开设西学课程，官员们也要积极响应，“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愿意进入新学堂修习西学者，“均准入学肄业”。

图：故宫博物院官网所载光绪传世画像

这份诏书由帝师翁同龢负责执笔草拟。

关于诏书的草拟情形，翁同龢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是日上奉慈谕，以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并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圣意坚定，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又饬各省督抚保使才，不论官职大小旨一道。”

这段日记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

（1）光绪想要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是受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的影响。众所周知，杨深秀、徐致靖的背后，是康有为。

（2）光绪交待翁同龢，他心目中的“新国是”是“专讲西学”，要求在诏书中对这一点“明白宣示”，不许含糊，而且“御书翰林官应准入学”，要翰林去修习西学。

（3）翁同龢认同应该确立“新国是”，但不完全同意光绪提出的“新国是”。尽管“圣意坚定”，要求“专讲西学”，翁仍提出了修正的意见——“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而且，他还将自己的意见变成了正式诏书的内容。

也就是说，1898年6月11日以光绪皇帝名义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书，三个部分中，只有第一、第三两个部分基本贯彻了光绪的旨意。最核心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新国是”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体现的是帝师翁同龢的意志。

图：翁同龢

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以个人意志取代皇帝意志为“新国是”，或许与他取得了慈禧的支持有直接关系——由翁日记中“上奉慈谕”四字可知，诏书拟成后曾送慈禧审定。翁草拟的诏书获得了慈禧的认可，光绪自然无法再驳回。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光绪为什么会在“明定国是”诏书发布四天后，罢免了“明定国是”诏书的草拟者。

罢免翁同龢的诏书中的如下言辞，也同样变得很容易理解了：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所谓“屡经有人参奏”（常常有人弹劾批评）只是套话。

所谓“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则有许多真实迹象。比如光绪欲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臣，翁曾极力反对；光绪欲重用康有为，翁则说康的才能胜过自己十倍，但“其心叵测”，不可重用。

所谓“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则无疑正是暗指“明定国是”诏书——“新国是”体现的是翁的意志，而非光绪皇帝的意志。这种“揽权狂悖情状”，是戊戌年正欲有所作为的光绪所难以容忍的。

（完）

附：《明定国是》诏书全文：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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