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这是客观事实。

1935年11月3,陕北下寺湾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毛从周的“帮助者”正式成为军事上的主要负责者,周从主要负责者转变为毛的帮助者。中央最高层由洛—周—毛领导体制转变为洛—毛—周体制,但事实上领导核心是毛泽东。1938年8月王稼祥同志传达共产国际意见,接着是党的六中全会,毛泽东成为中共全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1940年5月洛甫同志主动交出党中央书记处的全部工作,中共中央的全部工作在毛的主持下进行。1945年4月七大召开,选举了毛泽东为党的主席,党的最高领导层领导权的转换才真正完成。七大以后,毛仍任军委主席,周为副主席。在党内周恩来虽然排在刘少奇之后,但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的胜负决定着党和革命事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领导体制本质是“毛周体制”。

事实也是如此。1935年12月17—25日,瓦窑堡会议,毛泽东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力排博古等同志的不同意见,主持制定了团结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当时洛甫是党中央名义上的负责人,但历史转折时期的关键决策,主心骨显然是毛泽东。下寺湾会议的重大意义是为中共在此后领导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争得了主动。一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赴西安,使事变得到了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中共战略的正确解决。其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工作在国民党的心脏部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下寺湾决策到抗战胜利,这一完整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是决策中心、周是办事中心”、毛—周为运转轴心这一“毛周体制”的基本模式。抗战胜利,“毛主内,周主外”这一抗战时期“毛周体制”的特殊形式恢复常态:“毛负责,周帮助”,领导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首先提议周任政务院总理,筹备新中国政府的组建。事实告诉我们,中共最高领导层,自下寺湾会议、瓦窑堡会议以后,毛为核心,毛—周为运转轴心的领导体制,已经不是长征中的雏形时期,而是逐步明朗化了,周恩来作为毛的主要助手的地位已经逐步确立了。

其二,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只留周恩来在身边,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同志转移到黄河以东的解放区。其后,“毛泽东、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时,毛泽东已是决策的中心,周恩来已是办事的中心”[5],周恩来当时是人民解放军的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对时局有什么新的观念,总是先找周恩来商量,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往往是毛下决心后,再由周恩来具体部署实施,乃至毛泽东说“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6]。

其三,周是毛的主要助手,早已成为全党共识。

周恩来作为毛的主要助手,其实在中共党内早已成为共认的事实。1948年春,薄一波向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汇报工作时,朱德说“咱们的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担任过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同志回忆战争年代曾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的指挥。”[7]杨尚昆同志指出:“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陈云同志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事实说明,周恩来作为毛泽东主要助手的依据既是雄辩的,又是权威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是有充分根据的,是英明的,也是顺应党心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