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称他是：“学界重镇。”

鲁迅说他：“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作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伯希和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垣）先生两人。”

陈寅恪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他就是被学术界誉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其学问博大精深，先后从事研究哲学、文学、中国戏曲史、甲骨金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等；还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语言文字学领域多有建树。

但是，就这样一个国学大师，却在学术盛年的五十岁（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农历五月初三），自沉于颐和园内的昆明湖，结束了自己灿烂的一生。

关于王国维的死，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本文作者注）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可知，王国维的死，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好像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十分平静，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

王国维

王国维之死，传言四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郭沫若谓王之死：被罗振玉逼债而惨死。他认为：“王先生将清华月薪三百元还不够付罗的息钱。”

实际上，该“说法”纯属捕风捉影。我们可以假设按照当时每月每元三分高利贷计算，三百元息可借一万元，王国维要做什么事而使用到这笔巨款呢？虽然罗振玉与王氏晚年决裂，但正如叶嘉莹教授所说是出于误会。

罗振玉怎么会逼死王王国维呢？要知道，罗对王一向很尊重，不论在文字上和与人言谈之中都如此，王对罗亦复如是，两人的友谊互相辉映。

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一个书香世家，其父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乃誉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四岁时，王国维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跟着叔祖母生活，而他的读书生活，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七岁起，他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１８９２年７月，十六岁的王国维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尽管背着才子之名，王国维却两次乡试均不中。当然，这和他没有将主要精力用在应试上，而是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忙于博览群书有关。

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后，数以万计的西方文化科学输入中国，王国维接触到新文化与新思想，对新学十分感兴趣。尽管因家贫而不能没有资金外出游学，但是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

１８９８年，王国维受一同乡邀请，前往上海《时务报》报社工作，偶然进到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据说当年罗振玉到学生宿舍检查时，无意中发现王国维写的《咏史》诗，对其中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二句十分赞赏，于是与王国维结交，两人开始长达三十年的友谊。

由于罗振玉十分赏识王国维的才学，在经济上对家庭并不富裕的王国维十分慷慨，于１９０１年资助他赴日留学，归国后任职清政府学部，期间完成了文学批评著作《人间词话》，这是他学习西洋美学思想后，以新视野对中国旧文学作出的评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艺界；１９１１年，又携他流亡日本，垫上了其间的大部分开支。除经济“援助”外，还有其它如办学研究等，罗振玉都邀请王国维，像他的敦煌学、甲骨学研究都是在罗的引导下才进入的；再如伯希和将其在敦煌掠夺的文物残卷运到北京时，他只告诉罗振玉，罗假如不把王国维带去看这些残卷，王如何进行敦煌学的研究呢？可见，二人的关系不同一般，后来罗振玉还将三女罗曼华嫁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呢。很难让人相信，罗振玉会为了一点债务去逼迫王国维自杀。即使有人一步造谣：《殷虚书契考释》是罗振玉剽窃王国维，而署其名发表的。连鲁迅、郭沫若也持此种观点。直到１９５１年，陈梦家找到了罗振玉的手稿才揭开真相。此次，又由“抄袭事件”联想到王国维的自沉，将王的自沉归咎于罗振玉。说句实在话，迫害一代国学大师，恐怕罗振玉还是难以做到的。

那么，人们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罗振玉呢？主要还是因为罗振玉除了学者身份，还有商人的头衔，还与日本军阀、浪人以及黑龙会勾结，谋图帮助溥仪复辟，汉奸无疑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任国学院导师的收入，据说月薪五百银元，且还有额外不菲的稿费收入，如桐乡徐青原请王国维为自己撰写一篇印谱序，开价二百银元。要知道，当时北京的物价也不算高，大米每石仅两三块银元，按此计算，王国维也算得上中产阶级的了。按照这种经济收入，还是可以应付罗振玉的债务的，不至于被他逼到自杀的境地。其实，当时王国维家里还雇有男、女佣人各一名，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哪来的钱雇佣人？

可见，罗振玉逼债（迫）而导致王国维的自沉，证据都是不充分的，是不可信的。到如今，该观点更是已渐为世人所抛弃。

由于王国维自沉时，留下遗书一封，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封面有“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等字样。

于是，很多学者专家提出了“殉清说”、“殉独立自由之意志说”、“以身殉学术说”、“以身殉文化说”等。

对于王国维的去世，我们来看一下同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反应。

对于王国维自沉之因，一开始时陈寅恪在挽诗中写道：“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这里陈寅恪把王国维比喻成屈原，即确定王国维是殉清而自沉的。

不过，陈、王二人常常晤谈切磋，即在王自杀前的一二十天中，据《吴宓日记》载，五月十二日“王静庵先生偕陈寅恪来”，五月二十六日“上午访寅恪，晤静庵先生”，可见王与陈、吴二氏的关系不一般。

于是，经过全面考虑，将以上这些说法概括升华后，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写道：“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论者，又何足怪耶！”

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里，陈寅恪干脆直接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着重从王国维一生追求真理的学术良心出发，认为王是为维护与发扬中国数千年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自沉，人亡而精神不死。

对于王国维遗信里“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爱之苦痛亦愈甚。”继而，陈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Ｉｄｅａ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同时，他还感慨：近数十年来，自道光开始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因为外族侵迫的原因，导致剧烈的变迁；因而纲纪之说无所依凭，今日乃是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因而王国维这样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必然会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先生所以不得不死。

可见，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以身殉文化说”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１９８０年，加拿大女学者叶嘉莹提出和“殉文化说”相似的“总崩溃说”。叶嘉莹认为，王国维之死，“实在是当时自以为已经来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总崩溃”。两说无大差别或可将“总崩溃说”视为“殉文化说”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实际上，王国维的死很复杂。不仅有外因还有内因，既有远虑也有近忧，既有时代文化的因素也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将这些综合考虑，基本可以知道王国维自沉之因了。

１９２６年，王国维长子王谮明不幸病逝。同年，因抚恤金及婆媳“误会”（王国维语），与好友兼亲家罗振玉闹翻。

而王国维天性忧郁。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里，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他一生深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影响：人生即欲望和痛苦。１９２５年，王国维受聘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据说经过很有意思。当时，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他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习性、思想作过一番研究。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二话没说，“扑通”一下子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说起聘请之事。这一举动让王国维深受感动，当场答应。吴宓后来在日记写道：“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晚年的丧子之痛，让原本就极度敏感与内向的王国维更加无奈。他憎恶享乐、拜金，厌弃恶浊之世，欲摆脱名利束缚，追求精神之自由，无奈生活之痛苦无法解脱……各种因素累积叠加，终于击垮了王国维的精神世界。

陈寅恪故居

曾为王国维写过两句诗：“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晚年的他准备归隐田园，避居广州。王国维自沉，陈寅恪自隐，却殊途同归，均在为传统文化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