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 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这首歌叫做《五旗共和歌》。1912 年 1 月 4 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颁布了这首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中华民国临时国歌。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1868 年 1 月 11 日，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的山阴县，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光绪十五年即 1889 年中举人，光绪十六年会试得中成为贡士，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争后，蔡元培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但在康有为、梁启超倡导变法维新炙手可热时，蔡元培却冷眼旁观。蔡元培料定康、梁所主持的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必定一败涂地。

他向往民主政治，主张教育救国，放弃大好仕途，挂官印而去。回家乡绍兴办学堂，到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任总教习，与叶瀚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组织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

历经几番办学之后的蔡元培发现收效甚微，他认为唯有以革命的手段刷新政治，才能使教育获得一线生机。于是，他参加杨笃生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与陶成章等人秘密创立光复会，出任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自唐代迄清代，1200 多年，翰林何其多，但主动参加革命党， 去革封建王朝的命，除了蔡元培，没有第二人。

1903 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 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 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 年慈禧生日，蔡勇敢地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1912 年 3 月，蔡元培加入民国政府首任内阁，出任教育部长。教育部初成立时只有 3 个人，没有办公场所，蔡元培只好向出任南京市长的马相伯借了 3 间空房办公。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教育部采取了一系列必要措施，改进教育制度，革新教育内容，促使各类学校陆续开学， 奠定了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基础。

1912 年 9 月、10 月，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1913 年 8 月颁布《实业学校令》，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目的任务、课程设置、学校设备、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 的儿童教育主张。在北洋时代，蔡元培以超前的眼光为中国教育安放下包含现代教育思想精髓的基石。蔡元培认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他倡导教育求远效，要有独立性和超越性， 教育要指导社会而非随波逐流。

1913 年，民国二年已经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 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他编撰了大量哲学美学著作。

1916 年 12 月 26 日，民国五年，蔡元培 49 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踏入北大，学校教职员工列队迎接。蔡元培脱帽向大家鞠躬致意。他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道：“道德沦丧， 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 后在校发起“进德会”以整顿校风，有趣的是将会员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三戒“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等再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两戒， 丙种会员再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共八戒 ! 北大师生一时报名踊跃， 校风很快得以大改进。

蔡元培曾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大学“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 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在以学术为天责的前提下，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聘请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有政治思想秉持保守、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1917 年北大蔡元培开始高教革新时， 当时的清华还只是个“学校”。1918 年，毛泽东也慕名来到北大，成为这里的旁听生和图书馆管理员。

1919 年 5 月 8 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 5 月 8 日提交了辞呈，并于 9 日悄然离京。6 月 15 日，蔡元培在他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北京是个臭虫窠”。后由于北大师生极力挽留， 蔡元培答应只做北大师生的校长。

1920 年蔡元培等 8 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写道：“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

倡导个性自由的蔡元培秉性耿直，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动辄就请辞北大校长。还曾经与敬爱他的学生们产生过一次正面冲突。有一次，北大几百名学生找到蔡校长要求减免讲义费，有学生情绪冲动导致秩序大乱，蔡元培这位身材矮瘦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起拳头大吼“我要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立即一哄而散。

1927 年 4 月 17 日，“四一二事变”后 4 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大会决定推举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 这 3 人也是力主铲除共产党势力的主要人物，后蔡元培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1932 年， 蔡元培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他曾致电救援杨开慧女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中共党员。

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七七抗战”前两年，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战争阴霾日益浓厚。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汪精卫请蔡元培共进晚餐。蔡元培借机委婉游说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力促他亮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立为国策。他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 中国一定有出路……”话没说完，蔡元培的眼泪就下来了，滴到了酒杯中， 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酒，一饮而尽。在场人无不动容，都肃然起敬。

1940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享年 73 岁。3 月 7 日，蔡元培的遗体在香港理臣山道福寿殡仪馆入殓，有 300 余人前往参加告别仪式。3 月 10 日出殡，香港各界前往执绋者达万余人。

3 月 16 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并通令全国于 24 日举行追悼会。3月 24 日上午，重庆各界公祭，蒋介石、吴稚晖等 500 多人与会。蒋介石亲题挽额“泽永河汾”。

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追忆道：“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在谈到蔡元培的人格风范时，梁漱溟叙言： 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

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的灵柩被安葬在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蔡孑民先生之墓”刻石。蔡先生的思想与理念永传后世， 警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