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他们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他们能用心底深处最微妙的颤动去感悟世事的无常，时光的易逝，人生的悲凉。那么，张爱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处处透着那种洞察世事后的酸楚与无奈。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令人骇然的，那里未必有大悲大恸。但每个人却都被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摆布着，身不由己。那个世界，到处充斥着宿命的阴影。曼桢最终错过了世均，流苏却与柳原走到了一起。幸与不幸虽有差别，但到底不是她们所能左右，所能把握的。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到真的发生了，更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使他诧异的是外面天色还很亮。她憔悴多了。幸而她那微方的脸型，再瘦些也不会怎么走样。也幸而她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要不然一定是梦中相见，不是真的。

　　《半生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棗不问也罢！

　　《倾城之恋》

　　故事的最后，都拖着凄迷的影子，斜斜地射入人的心里，让人感觉真个“人生如梦”。

　　与生俱来的纤细而脆弱的心灵，没落的贵族之家，坎坷的命运，这一切都造就了张爱玲独特的敏感气质。昔日的繁华，昔日的喧嚣，在张爱玲出世的时候，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成了在家人们嘴里追忆了千百遍，早已失去了新鲜感的“陈年往事”。

　　这就好比是一出戏，戏文或许真的精彩，可张爱玲赶上的，只是戏班子收拾戏台，她只能从台下看客的议论中去幻想往日的急管繁弦、繁花似锦。

　　“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既使是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一年，张爱玲还不满八岁，生活还没有给她带来什么磨难，大多数时候，小爱玲的生活还是温暖而愉快的，可不知为什么，张爱玲已经开始懂得人生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了。

　　时间的流逝，是构成张爱玲小说悲凉主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叹华年易逝，青春不再的思绪，中国古已有之。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南宋词人刘过的一首《唐多令》：“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便是对这种心绪的最好描写。张爱玲的笔下，时间是可怕的，它那样不动声色地缓缓流淌，却又不留余地地冲刷着往日的繁华景象，空余下繁华落尽后的落寞。当年繁华越盛，今时落寞愈甚。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金锁记》

　　月亮尚且如此，人世又当如何呢——

　　“曼桢道：‘世均。’她的声音也在颤抖。世均没作声，等着她说下去，自己根本哽住了没法开口。曼桢半晌方道：‘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就是这平平淡淡的一句“回不去了”，饱含着多少心酸，多少泪水。隔了这么多年，曼桢与世均终于知道了对方的真心，但知道了又如何？这么多年过去了，一切早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了，他们又能如何？

　　没有人能逃得开时间，就连鬼，也会“随着时间的进展渐渐消磨掉”（《中国人的宗教》）。鬼也逃不掉，何况是人？！

　　张爱玲的小说、散文时时弥漫着时间的威胁。这种感觉直接来自于她的生活。她说：“出名要趁早啊！”（《传奇再版序》）这句话是对人生的不可持久的悲叹，这句话也指导着她的决定和行为。当年张爱玲刚开始走红之时，柯灵因觉得时局不清，曾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况且当时替张爱玲拉场子的，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出版了大量张爱玲作品的《杂志》即附属于以日本人为后台的《新中国报》。郑振铎曾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刊行。”

　　张爱玲却没有接受建议，她看重的不是稿费，而是要出名，越快越好。

　　这段日子的经历日后给张爱玲带来了许多非议。我们可能替她惋惜，她却未必后悔。张爱玲原本就是一个情感压倒理智的人。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不理会道义上的是与非。就像她和胡兰成的爱情与婚姻。她为此痛苦，却不后悔。

　　在张爱玲的眼中，世界是不可相信的。什么天长地久，什么身前身后名，都只是一场可笑的骗局。

　　谁又管得了以后呢？张爱玲要的，只是这一时，这一刻的飞扬的感受，完美的境界。这一点，她做到了。1943、44年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时代。 她 的代表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都在这两年间相继发表。1943年11月发表的《金锁记》更是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如同一个传奇，她流传在沉闷的上海文坛；又似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寂寂的长夜。这一刻的张爱玲飞扬恣肆，至于今后怎样，张爱玲来不及去想，也懒得去想了……

　　“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为什么？因为“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正因为不可待，才更要把握住现在，尽情挥洒快乐。张扬的背后，隐藏着的却仍是更浓更深的酸楚。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时间会将一切曾美好过的东西磨损得黯然无光。而这种磨损恰是张爱玲所无法忍受的。

　　这样看来，反而是朝生暮死的蝴蝶为可羡了。它们在短短的一春里尽情地酣足地在花间飞舞，一旦春尽花残，便爽爽快快地殉着春光化去，好像它们一生只是为了酣舞与享乐而来的，倒要痛快些。像人类呢。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

　　《迟暮》

　　父母的不和与离异，在遗少式的父亲和刻薄的继母的屋檐下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从小就在张爱玲的心中打下了苍凉的底色，教会了她用怀疑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她眼中的人生归根结底是一场悲剧。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中国人的宗教》

　　这其实就是张爱玲的人生观。她说自己是“一个人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人活在世上是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找不到一点点的安全感。“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到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霸王别姬》）凄美的微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开出最凄艳最端丽的花朵。柔弱的生命只有在行将落幕的时刻才抓住了一丝凭依。生命是短暂的，死亡确是永恒的。

　　张爱玲也曾试图跳出时间，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描述小说中的一切。

　　“我给你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你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茉莉香片》

　　请你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 第一炉香》

　　故事常常是这样开场。张爱玲在其中似乎只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平静地欣赏着故事中上演的悲欢离合。然后再不带感情地将这个故事转述给我们。

　　就好像元稹《行宫》中所描绘的画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往事已然随风逝，昨日的轰轰烈烈已然褪色，成了他人的谈资，成了真正的”“故”事！

　　戏是虚幻的，是脱离时间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戏中的昨天与前天没有多大的区别；100年前与200前的故事更是可以理直气壮地同时上演。

　　孙中山的遗像、“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同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戏持守着各自的阵地，互不侵犯。（《华丽缘》）背景也是虚幻的，容不得现实的侵犯的。“那巨大的光筒，里面一蓬蓬着淡蓝色的灰尘——是一种听头装的日光，打开了放射下来，如梦如烟。……我再也说不清楚，戏台上照着点真的太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凄哀。”（《华丽缘》）人更是虚幻的，没有重量的。“每个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华丽缘》）

　　既然是别人的世界，是虚幻的故事，那就应当看开。然而，就真的能看开，能漠视吗？只怕张爱玲的努力是失败的。

　　她的作品往往是以盛世的落幕，人世的乱离为背景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惜春之情在这种时代表现的分外的醒目。属于每个人的故事或许不同，主旨却是一致的：人生最终的虚无。而这一主旨，恰恰是张爱玲自身人生的体验。在她的作品中，她那个大家族的败落，她自身的遭际，总是若隐若现地浮现在读者的眼前（虽然在生活中，张爱玲常常有意回避有关她的家庭的问题，甚至与她的弟弟也极少往来）。

　　《创世纪》中的潆珠，简直就是在写张爱玲自己，那样的家庭，那样的现实。故事或许是虚构的，心情却是自己的。偏偏张爱玲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追求完美，同时容不得瑕疵。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就是张爱玲眼中的人世间。美好的东西确实存在，却永远也得不到。这种痛苦是深重的，挥也挥不掉的。既然不愿妥协，便只有承担，张爱玲义无返顾的选择了后者。

　　时间就像是一碗白水，粗看并不起眼，却有着巨大的魔力：幸福就像一粒糖，一投入时间这碗水中，眨眼就不见的，抓都抓不住。辛酸悲苦却像是一旦变成了酒的水，越酿越醇，越酿越厚。那种滋味，哽在喉头，说不出又咽不下。

　　谁都逃不开时间。玉镯随着七巧那骨瘦如柴的膀子往上推，一直推到了腋下。三十年前的好月亮，怕连梦都很难梦到了；当曼桢与世均再次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们自己都在怀疑曾经的悲欢离合是前世发生的吧；薛仁贵终于回来了，可王宝钏早已不是十八年前的王宝钏了，再大的荣耀，也救不回十八年的光阴。

　　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时间，笔下的人生。不容置疑的悲凉，无可挽回的虚无。

　　隔了这些年，我们读张爱玲，这层悲凉，又深了一层。

　　文|闻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