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九僧之一”的释文兆有一首非常有意思的七绝：

（河分冈势）司空蜀，（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

我没抄袭刘长卿

言简意赅，非常直白，释文兆这首诗讽刺的就是唐代诗人刘长卿抄袭前人古诗的事。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古人常常抄袭（引用）前人的诗句么，算抄袭么？

比如李贺写过“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欧阳修引用作“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元好问讲“天若有情天亦老。世间原只无情好”；毛泽东亦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甚至还有严重的如王安石的《招叶致远》：

“山桃野杏两三载，嫩蕊商量细细开。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明有意抱琴来。”

电视剧《天若有情》躺枪

这就非常牛逼了，四句诗分别来自“雍陶、杜甫、韩愈、李白”四位诗人，而且还被传为才思敏捷的代表，咏物的千古佳句？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古人抄袭不但以之为耻，反而以之为荣呢？

事实当然并不是如此的，正如释文兆讽刺刘长卿的诗，在古代抄袭被发现了可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比如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剽窃案，当属西晋玄学家郭象标注的《庄子》。当时郭象著成《庄子注》的时候，由于其深厚的哲学理解功底，甚至被誉为“别成一书”，其本人也博得“古今第一注庄大家”的名头。但是当《庄子注》流行开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突然跳出来说郭象这是剽窃我的，拿出一本自己写的《庄子隐解》。两书对照，众人自然是一切都明白了。此后虽然郭象被东海王司马越所招揽重用，任为太傅主薄，再加上其掌权时官品确实不行，逐成了当时东晋名士以及后世文人闲谈的笑柄。

无比委屈向秀

当然了，古代抄袭的肯定不只郭象一个人，毕竟大家都知道抄袭那可是成名的快捷径，为此而做行窃之事自是大有人在。基于这个现象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还曾特别写了一篇叫做《日知录·窃书》的文章，直接批判明代的文学“若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之书，无非盗窃而已……故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贬得明朝文学斯文扫地，这算是对明朝文学界最大的讽刺了。

文章抄袭不抄袭，洗稿与否当然没什么争议。回到开头的问题，既然古人这么讨厌抄袭，那那些“引用”的诗文是怎么回事呢？

这锅不背辛稼轩

“生吞活剥”这个成语大家都不陌生，字面理解就行，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它原本嘲笑是诗文抄袭的。说是晚唐有个人叫做张怀庆，专门剽窃别人的诗文，他把李义府的五绝名诗《白燕诗》每句前面各加了两个字，逐成：

（生情）镂月成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

后来被人发现了这事，给张怀庆这种做法取了个“剥皮诗”的外号嘲笑。众人又发现他还把唐初文人张昌龄、郭正一的诗也如此“手术刀”一番，便有了“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的说法，“生吞活剥”成语由此而来。

生吞活剥贝老爷

这自然是反面例子了，那正面例子有么？自然是有的，星汉老师就此曾请教过已逝的国学大师启功老师，启功的回答是：

“借用某人诗句，当以注明，免遭掠人之美的物议”。

这个跟我们现在写论文要注明参考文献不是一模一样么？其实对的，古人在写诗的时候其实也会注明诗句的引用，特别是清以后（从顾炎武的话中我们就知道明朝抄袭有多严重）。比如林则徐作《塞外杂咏》，其有“风雨满城人出塞，黄花直笑逐臣来”两句，末句下注“太白句”，这说的是这两句引用李白《九日龙山饮》里的“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原创楷模李太白

当然，会注明引用虽然自清后成为普遍，但整体而言依旧是少数。可前文说了古人也讨厌抄袭，但还是有那么多大家在引用上“乐此不彼”，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诗词文化和文章的文化完全不同，在古人眼里定义是不一样的。

唐代高僧释皎然曾在他的《诗式》里说“诗有三偷。其上偷势、其次偷意、最下者偷语。”这三句话很好理解，最典型的比如前文张怀庆就是最下者，晏几道在《临江仙》中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被称赞为“千古不能有二”，但其实这两句化用晚唐翁宏的《春残》中一模一样的句子。但是很显然，翁宏中的这两句平淡无奇，而晏几道化用之后却犹如天壤之别，这就是三偷其上。

抄的比较好晏几道

那有人就说了，“其上”也是偷啊，读书人偷的事就不能叫偷了么?其实这就是对古诗词文化的误解了。星汉曾在其《清代西域诗研究》里总结，其一：古人的诗词是用来唱的，大家对诗句都非常熟悉。所以你即使再化用，一传入人耳，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是化用的，所以许多古人就懒得注明了。这事在后来诗作增多，不再具备“唱”功能后逐渐有了注明的习惯。

这里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汽车的外观和内饰一样，虽然世界上车辆设计不下千种，但谁借签了谁基本一目了然。在那个时代，古诗词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类似如此，当然人家也不会不承认说我化用了，而是大大方方承认我就是化用（比如辛弃疾的掉书袋），这就形成了文化上的一种“沉默”，和现在某些抄袭还死辩解没有的完全不一样哈。

简单粗暴蒙迪欧

其二：古人很多是时候写诗是随手写的，只是做自己心情的记录，根本就没想着到要流传下去。毕竟晏几道在写出《临江仙》后完全不知道后人会给他的词评价这么高，他只是认为这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日记啦。欧阳修就说“（词乃）薄伎，聊佐清欢”，类似我们初高中的时候会采取“名言美句”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一样。

其三：我们确实需要基于诗词的特点去理解诗词的引用。律诗宋词都有其严格的格律规范，精确到哪个位置哪个词应该用哪个音，从平仄到韵还有各种限制都是极其严格的，所以为了格律上的准确，引用前人已经组织好的句子，显然更为“便捷”。虽然这条有点为古人引用诗词“洗白”的嫌疑，但在客观事实上其实是非常成立的。类似我本来就要压这个韵，这个词组的，但是平水韵里所有汉字都被你组织完球了，我能怎么办？

意味深长霍比特

所以我们看到，古人对于古诗词的引用，是自有其“文化、时代、社会事实”等各项约束的，在那个背景下逐成为了一件“默认”的事情。但是，在如今的时代和背景下，我们还要为“抄袭洗稿”的人去开脱，那就真没必要了，不然跳出一个人来说“新媒体日作万篇，不如民国文章一卷”那可多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