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斯兰的崛起及与西方的接触

公元七世纪初期，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信仰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用“穆斯林乌玛（Ummah）”这个称呼结束了半岛几个世纪以来漫长的部落纷争局面。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然而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就此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而是跟随着“哈里发（代治者）”的脚步，四处扩大疆域，传播伊斯兰信仰，逐渐开启了属于伊斯兰的新纪元。

（一）出征西班牙及科尔多瓦王朝的建立

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拉伯的战士手持着宝剑和古兰经四处征战，几乎所向披靡。“当战士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时候，这个运动就越来越势不可遏了……而阿拉伯帝国的创建，就必然随着到来了。”菲利浦·希提（1）这样写道。

除了北方及东方的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等地，阿拉伯人还将自己的疆土向西扩张。穆斯林对埃及的征服是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治下发生的，尽管身处麦地那的哈里发对于埃及和地中海并无兴趣，将军阿慕尔仍然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埃及，并在亚历山大港和埃及的近海进行了英勇的水上作战。阿拉伯人在地中海不断侵扰西西里岛和附近的欧洲人，当时的居民将这些野蛮的海盗称作“萨拉森人”（2）。

北非从此成为了伊斯兰的北非，值得注意的是，北非也成为了阿拉伯人进军西班牙的据点。当时统治西班牙地区的是西哥特人，然而王国内部的矛盾丛生且愈演愈烈，奴隶生活在水生火热中苦不堪言，当地的犹太人饱受迫害，贵族势力膨胀并觊觎王位。

这种内部的不稳定给了阿拉伯军队入侵的机会。712年，北非长官穆萨亲自率领一支阿拉伯军队挥师北上，占领了西班牙南部地区，之后尽管他们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脉继续北上，但最终被法兰克人阻挡在了格拉萨戈以南。西班牙最终成为了伍麦叶王朝的一个省。

公元750年，伍麦叶王朝被阿巴斯王朝所取代，一位年轻的伍麦叶家族后裔阿卜杜拉·赖哈曼逃离大马士革，乔装打扮后一路向西，最终来到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并在此建立起与巴格达阿巴斯王朝对立的科尔多瓦伍麦叶王朝。

科尔多瓦伍麦叶王朝宫殿，图源：维基百科

（二）早期西欧社会对于穆斯林和伊斯兰的认识

当阿拉伯人的铁骑踏上欧洲时，就和西欧的基督徒撞了个满怀。相比于身处君士坦丁堡的罗马人，西欧的基督徒对于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是完全陌生的。因此，他们对于这个新来的民族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体现着二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上的差异。首先，西欧人并没有将那些入侵者称为“穆斯林”或者“阿拉伯人”，而是叫做“萨拉森人”。

在比德所写的《英吉利教会史中》，他简单记述了8世纪那些萨拉森人对于西欧的军事进攻的情况，并从《圣经》中解读出了关于萨拉森人的起源。他认为从《创世纪》中关于亚伯拉罕和以实玛利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萨拉森人的起源，以实玛利就是萨拉森人的祖先，而以实玛利将会和所有人作对，之后多有人也将和他作对（3）。

因此，比德推断出那些入侵的萨拉森人是注定要和西欧的基督徒作对的，基督徒应该对与他们持有敌视的态度。这大致上代表西欧基督徒对于穆斯林的看法，宗教的排他性注定要使双方产生冲突。

西欧人和萨拉森人在宗教层面的冲突在9世纪集中体现并且愈演愈烈，并随之发生了一件具有代表性的殉教事件。

事情发生在西班牙，公元850年的一天，几位萨拉森人向当地的神父卑尔菲克塔斯询问他是如何看待穆罕默德和耶稣的，神父首先肯定耶稣是神圣的，但未敢说出西欧人对于穆罕默德的普遍看法，经过几位萨拉森人的劝说，神父最终说出了他的观点，即穆罕默德是圣经中预言的假先知，并接着说了一些对于伊斯兰的误解的话语。

这些话最终还是惹恼了萨拉森人，他们把神父告上了法庭，但是神父并没有在法庭上“服软”，坚定地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最后被法庭处死。这件事对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触动都很大，尤其是对于被统治者的基督徒，一种“保卫信仰”的神圣使命感油然而生，许多基督徒跟随了卑尔菲克塔斯神父的脚步，最终，有四十多位基督徒死在了殉教的道路上（4）。

这件事可以折射出在当时的西班牙，萨拉森人和西欧人在宗教层面有激烈冲突的因素存在，双方对于对方宗教信仰的认知都并不深刻。然而这种冲突在萨拉森人治下的西班牙并没有演化成大规模的反叛或者暴乱，因为政府并不愿意因为宗教文化层面的冲突而危及政权的稳固，因此此类的矛盾也总会在政府的调解下趋于平静。

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西班牙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选择皈依伊斯兰，尽管可能是出于减少税收或是更好地融入社会的目的。科尔多瓦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也卓有成就，相比于西哥特人统治的末期，萨拉森人治下的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史书中有这样的记载：“科尔多瓦有铺砌的街道好几英里，从道旁小屋里射出的灯光，把大街照得通明（5）”，“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6）。 尽管萨拉森人入侵了他们的土地，但是民众总是乐于接受良好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氛围的。

然而，西欧仍然是基督教占据主流的地方，萨拉森人守着安达卢西亚，并没有向北扩张，那么终将是要被西欧人赶走的。11世纪，基督教就开始了在西班牙的在征服，过程虽然缓慢，但是最终指向了萨拉森人统治的终结。

西欧人用军事和宗教撼动着科尔多瓦王朝的统治，并最终在15世纪攻陷了萨拉森人的最后一个城堡：格拉纳达，西班牙又回到了基督教和西欧人的怀抱中，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萨拉森人的统治。

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萨拉森人是西欧人最早接触到的穆斯林，这一时期是穆斯林主动对西欧发起进攻，并主动接触西欧的宗教和文化，并以统治者的身份在这一地区居住了几百年，这期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东方和西方的智慧和价值观在此汇聚融合，为伊斯兰哲学的发展以及西欧文学的进步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然而随着科尔多瓦王朝的灭亡，穆斯林在西欧再也没有产生更多的影响，伊斯兰文明也逐渐衰落，历史的聚光灯也慢慢转向了西方。

二、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状况

自伊斯兰教和欧洲的基督教相遇以来，双方都处在互相争斗的状态中，西欧的基督教徒竭力把伊斯兰势力遏制在西班牙，并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将他们口中的“萨拉森人”从欧洲的土地上驱逐出去。然而基督徒在安达卢西亚的胜利更多地是政治上的胜利，真正打着宗教的口号发动战争的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1世纪挑起的一系列“收复圣地”运动。

十字军东征显然是后人赋予的名字，当时广泛的运动号召了自平民到贵族以及皇室的所有人向东方进发，尽管各阶层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或是寻求救赎，或是追求功名，但整个运动都被冠以宗教之名，然而最终西欧人并没有收复耶路撒冷，也没有使穆斯林俯身于十字架下。

十字军东征，图源：veryshorthistory.com

如果纵向比较历史，可以发现东方和西方的冲突一直存在，古代就有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只不过如今双方变成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和信仰伊斯兰的亚洲人。

自七世纪以来，穆斯林就一直在地中海和西班牙处于攻势，东方的安纳托利亚也饱受穆斯林的冲击，这种在现实和心理上的不平衡终于在11世纪爆发出来，欧洲人利用宗教的名义将整个欧洲联合起来，且不论这样的运动是否有实质性的积极结果，至少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平衡。

实际上，当时的穆斯林并没有重视欧洲人的军事行动，因为十字军的攻势主要集中在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并没有危及首都巴格达，抗击十字军的穆斯林主要来自埃及和叙利亚，杰出的抗击十字军的将领萨拉丁也正是埃及艾尤布王朝的第一任苏丹。

英国国王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对弈也成为了十字军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排除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二者似乎有着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这种脱离了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情感在当时双方的冲突中显得尤为珍贵。

随着十字军浪潮的平息，欧洲人和穆斯林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也得以缓解。战争中，欧洲人在叙利亚沿岸的狭长地带建立了四个小的公国，分别是鲁哈、耶路撒冷、安提俄克和的黎波里（7）。

这是被穆斯林的领土包围着的欧洲人的土地，这些被包围着的基督徒，相比于远在西欧的同胞，才真正接触和了解了伊斯兰和穆斯林。先前他们对于穆斯林的误解，例如认为穆斯林是将穆罕默德当作上帝崇拜的异教徒，以及穆斯林的生活必定不如欧洲幸福等等，然而在这里，欧洲人和穆斯林生活在一起，居民之间的和平相处让文化的交流成为了可能。

穆斯林在前几个世纪里在文学、哲学以及艺术上的成就，如今成为了欧洲人理想的“战争纪念品”，各式各样来自东方的新事物和理念借由十字军传入欧洲，例如公共澡堂制度的重新传入，《凯利赖和迪木奈》以及《天方夜谭》等文学作品， 成为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进行创作的东方灵感。

十字军东征可以看作是西方对于穆斯林崛起的反作用，此时的双方对彼此已经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然而宗教和种族上的偏见仍然存在，尤其是教皇和国王需要尽可能丑化敌人以唤起民众征战的欲望，在各类文献中，亚洲的穆斯林仍然被称为“萨拉森人”，这个称呼从地中海的海盗成为了当时占领圣地的异教徒。十字军运动在13世纪走向尾声。

然而，东方和西方的冲突并没有就此停止，之后的时代，东方逐渐衰落 ，西方崛起并向全球扩张，欧洲人和穆斯林的关系也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西方的崛起和政教关系的拐点

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都处在教会和教皇的统治之下，政治权力被宗教势力垄断，欧洲社会的命运几乎都掌握在教皇的手中。

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却在政教合一的领导之下进入了“黄金时代”，几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都超越了教会统治下的欧洲。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等一系列资本主义运动之后，欧洲终于摆脱了宗教的束缚，逐渐崛起于世界的西方。

文艺复兴，图源：维基百科

1618年至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控制下的欧洲，宗教和政治纠缠在一起，仅仅因为宗教上的纠纷，就引发了长达三十年的混乱战局。

这引起了当时欧洲思想家的一再反思，约翰·洛克（John Loke）就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主张“必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和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不论是个人还是教会，不，连国家也在内，总而言之，谁都没有正当的权利以宗教的名义而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和世俗利益”（8）。

洛克在此表达的思想也正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主张呼吁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欧洲需要新的政治模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公民和社会的自由发展，因此，它应当被从公共领域中驱除出去，让宗教成为个人心中的信仰。

因此，启蒙思想家并不否认宗教信仰，只是反对以宗教信仰为由干涉政治的教会势力，教会和王权纠缠了近千年，如今二者的“亲密关系”似乎走到了尽头。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随着欧洲各国对于“国家主权”的认同，宗教也正式脱离了欧洲的政治体系，在日后由西方主导的价值体系下，宗教在国际关系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图源：维基百科

新的政治模式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打开了全新的扩张地图，工业革命的动力推动欧洲向全球拓展殖民地，欧洲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政治体系占据了世界的主流，欧洲的传教士跟随着殖民者的船只，将基督福音传遍了世界各地。而同时期亚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大清帝国都在达到专制权力顶峰后逐渐走向了衰落，总的来说，此时的西方是极速向外扩张的，而东方则是向内不断萎缩的。

得益于在航海技术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欧洲人终于可以将足迹遍布全世界，并不断改正之前对于世界的错误看法，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摒弃了以前对于穆斯林的称呼，将“萨拉森人”改为“穆斯林”，或者把那些使用阿拉伯语并且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阿拉伯人”。尽管这并没有带来实质上的改变，但至少能够说明欧洲人对于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邻居有了理性和客观的认识。

同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帝国的主人已经由纯正的“阿拉比亚人”变成了土耳其人，尽管这些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的同化，但是身处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对于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等地鞭长莫及，这也是日后撼动帝国根基的重要因素之一。

土耳其帝国对于欧洲的威胁并没有维持很久，庞大的帝国在后三百年的时间里几乎都处于衰落的态势，并最终在二十世纪的开头土崩瓦解，给中东留下了一地碎片，也间接地改变了欧洲和中东之间的关系。

四、20世纪：宗教复兴的时代

（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自17世纪建立起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宗教被放逐于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之外，欧洲各国纷纷通过革命建立起基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而整个中东仍然处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时代，欧洲和中东的差异由此变得显著起来。

直到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矛盾突然爆发，欧洲的战争几乎波及了整个世界，奥斯曼帝国也被迫卷入这场纷乱的战争。欧洲人借此机会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观念输入中东，例如英国察觉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离心力，便呼吁阿拉伯人统一自己的民族，推翻突厥人的统治，并且给阿拉伯人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

然而英国人对阿拉伯人的允诺最终并没有兑现，等到大战结束，中东的穆斯林才发觉自己不过是欧洲政治家们用以纵横捭阖的棋子，原本由信仰统一的国家就此再也回不到从前，每个民族都想争得独立，每个教派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最纯正的信仰，每个胸怀大志的政治家都认为自己的政治模式才是真正的出路，但最终几乎都走向了不可一世的独裁。

帝国突如其来的覆灭让整个中东措手不及，重新建立帝国已不再可能，往日帝国的各个省份和地区都开始了自己的探索道路。

可以肯定的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代表的主权意识对中东的影响也颇为深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东已经产生了许多世俗主义的政府，相比起保守的君主专制，它们显得更为激进，例如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就举起了“泛阿拉伯主义”大旗，试图将整个阿拉伯世界统一在世俗意义的政府治下，尽管他至死也未能如愿，但这种思想几乎影响了每一位意图通过世俗政治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家，但他们的归宿似乎都是独裁。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等思想在中东不断涌现，但这些来自西方的模式并没有改变中东纷乱的局面，中东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全新而且独特的模式，一种伊斯兰的模式。

（二）伊斯兰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伊斯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传统的强烈依恋。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学者们比欧洲人先接触到古希腊的哲思和科学，并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按照理性推断，伊斯兰有可能比天主教先一步进行理性和世俗的建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部分虔诚的伊斯兰学者认为希腊的哲思侵蚀了伊斯兰纯洁的信仰，如果不加以干涉，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11世纪的伊玛目安萨里大力批判了希腊哲学对于伊斯兰的误导，并提出“圣学复苏”的口号，号召穆斯林回归传统，寻求纯洁的信仰。

（9）这种强烈渴望回归传统的信念自始至终伴随着伊斯兰的发展，当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整个中东陷入了迷惘，各种思潮涌现，然而并没能将中东的历史走向扳回正轨。

于是一部分信徒开始从信仰寻求出路，他们怀念那个哈里发领导的时代，他们需要一个“信士的长官”带领他们恢复昔日的荣光。他们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依据，主张建立一个哈里发领导下的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这样的思潮缘起于20世纪初的埃及，当时英国控制着苏伊士运河，并将临近的地区作为殖民地。当地的穆斯林一直遭受着英国人的欺压，各种不公的待遇使他们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怨恨。

哈桑·班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了“穆斯林兄弟会”，起初，班纳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慈善组织并为当地的穆斯林提供帮助，然而班纳对于伊斯兰和政治的理解使得“穆兄会”不同于一般的慈善组织，它在日后积极参与埃及政治，在政府和殖民者的手中为穆斯林争取更多的权益。

然而“穆兄会”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恐怖组织，尽管班纳的理想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他一直主张和平温和的手段与政府交涉，这一理念被历代“穆兄会”的总训导师所继承。

然而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穆兄会”一直是政府的眼中钉，政府一直想要压制“穆兄会”的势力，纳赛尔时期，“穆兄会”就被大力镇压，大量成员被捕入狱，一部分最终被宣判死刑。赛义德·库特布就是那时被政府迫害的“穆兄会”高层领导，库特布在监狱中受尽折磨，这也使得他对于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在监狱中撰写了大量文章，传播出去之后对当时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赛义德·库特布，图源：sunnionline.com

他在著作《路标》一书中做出了惊人的判断：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人类的道德已然败坏，如今的文明已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西方文明所倡导的民主、平等的观念在当今陷入了困局，所有人造的律法都不能真正引导人类，只有来自造物主的律法才能在大地上引导人们。

库特布还在书中提到了“圣战”的必要性，这也成为日后伊斯兰激进派的理论依据（10）。库特布代表了“穆兄会”激进好战的一面，他最终被政府判处死刑，“穆兄会”也趁机撇清自己和库特布的关系，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温和立场（11）。

库特布的激进思想没有被“穆兄会”所接受，但是却成为了激进组织的思想指南。“穆兄会”作为第一代伊斯兰主义的组织，其领导层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懂得把握行动的分寸，在国内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寻求生存发展的道路。

然而现实是，中东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上层人士，对于宗教的热情并不如底层民众高，他们几乎都渴望建立世俗政府，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伊斯兰主义在上层社会并没有市场，相反，在那些贫穷落后的地区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伊斯兰主义，起初的“穆兄会”和“哈马斯”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慈善救助活动。但是缺乏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对于伊斯兰主义的理解几乎是简单粗暴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于伊斯兰主义的理解就越偏激，这在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发展上是显而易见的。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哈马斯”组织和“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马斯”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巴以冲突中的穆斯林难民，然而随着巴以冲突的逐渐升级，“哈马斯”暴力极端的一面也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它袭击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及其盟友，对于难民的救助并没有停止，也正是因为在普通群众中有良好的口碑，“哈马斯”甚至在2006年的民主选举中一举成为了执政党。

除此之外，令西方世界闻风丧胆的“基地”组织算是第三代伊斯兰组织，这时的极端组织已经由被动反击转为了向西方世界主动发动袭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此后“恐怖主义”就成为了当今世界最值得关注的国际问题之一。

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宗教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或者说，宗教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放逐中回归了。

然而伊斯兰主义激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基地”组织在伊拉克建立的分支日后发展成为比“基地”组织还激进的组织“伊斯兰国”，该组织的领导人巴格达迪甚至自立为哈里发，意图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然而“伊斯兰国”留给世人的印象则是几乎没有原则的恐怖屠戮，甚至将屠刀转向信仰“不虔敬”的穆斯林，这完全违背了伊斯兰宽容和平的原则。

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如今已经和哈桑·班纳的想象相去甚远，伊斯兰的方法没有使中东重新统一起来，反而使其更加纷乱，同时也加剧了中东和西方世界的摩擦冲突。

伊斯兰主义者简单粗暴的方法论和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复杂时代并不吻合，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中东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崛起并压迫的反作用，就如中世纪被教皇号召的十字军们收复圣地的热情，这种对于宗教盲目的狂热，跨越了时空，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五、当代欧洲穆斯林状况

20世纪及以后的穆斯林进入欧洲的方式不再像他们中世纪的祖先那样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而是以一种更加“温和”的移民方式渗入欧洲社会，并长久的生根发芽。

20世纪的前半部分，欧洲几乎都处于纷乱的战争之中，短时间内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得欧洲损失了大量的适龄劳动力，而被战争波及的中东变得支离破碎，许多穆斯林流离失所，这就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形成了一种人口的“拉力”和“推力”，中东穆斯林借此以移民的身份流向欧洲，其中许多人还获得了欧洲各国的公民身份。

据数据统计，到1982年，欧洲（不含土耳其）仅有1560万人，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就攀升到了2320万，占欧洲人口的4.5%。据估计，到2050年穆斯林将占欧盟人口的20%（12）。

这些穆斯林在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处于社会底层。主观上，穆斯林移民本身的学历和技能有限，无法融入中上层社会；客观上，欧洲社会普遍对于穆斯林移民抱有偏见，这种偏见既来自于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和阶层，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欧洲人的信仰不同，而且在生活方式和习惯上也有一定的差异。这种本身的劣势和社会的斥力使得穆斯林移民很难在欧洲社会实现向上游动。

因为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差异，穆斯林移民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感，因此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分布呈现出与我国少数民族分布相似的状态，“大杂居和小聚居”基本上符合穆斯林移民的分布状态。

在这种社区中成长的穆斯林移民的后代接受着双重价值观的塑造，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更加认同欧洲社会“民主”和“平等”的理念，而与父母的传统观念产生较大的隔阂。

然而当他们走向社会并且真切感受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层级以及种种不公待遇时，又很容易地转而投向伊斯兰的怀抱，并且比其父母更加地“虔敬”。这并不是简单的青春期产生的叛逆心理所造成的，现象背后所折射的是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以及对于宗教和民族认同感愈加强烈的现实。

穆斯林移民和欧洲社会之间的裂隙在不经意间为恐怖主义提供了繁衍的温床。在“9·11”事件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对于恐怖主义已然达到了草木皆兵之状态，严格的防范措施没有给在中东发展的极端组织大举入侵西方社会的机会，然而，互联网这个跨越了国界的工具使得极端主义思想不断侵蚀着身处欧洲社会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

近年来在欧盟各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都属于独立行动的“独狼”式袭击，如2005年7月7日发生的“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实施人都是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他们和英国人一同生活，一起乘坐地铁，用几乎没有口音的英语和人们交流，人们几乎不会相信他们会在某一天怀揣炸弹登上地铁。

公民身份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极佳的掩护，互联网使“独狼”和境外恐怖组织的联系基本上是悄无声息的，欧洲社会似乎布满了随时会引爆的炸弹，从公民到政府都惶惶不安。

本就受到歧视的穆斯林移民如今几乎成了“恐怖分子”的代名词，穆斯林移民和欧洲社会的关系再度陷入紧张的状态，尽管伊斯兰主流对于恐怖主义大加指责并称恐怖主义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欧洲社会对于穆斯林的仍然会产生较高的戒备心理，与此同时，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在心理上也会产生内疚、自卑等消极情绪，有可能进而发展成仇视心理并再度诉诸恐怖行为。

这样的仇视是相互的，欧洲人已经感觉到穆斯林对于西方社会的“另类”入侵，不断蔓延的恐惧情绪最终也会转化为愤怒和仇恨，2019年3月15日，周五聚礼日，四名枪手冲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的清真寺，向手无寸铁的前去礼拜的穆斯林开枪射击，造成至少50名穆斯林遇难。

显而易见的是，双方的关系已然陷入不断恶化的死循环，地处“震荡带”之外的欧洲只能承受核心矛盾的副作用，而无法改变东方和西方以及世俗和宗教的冲突。另外，恐怖主义并不与宗教直接挂钩，它只是产生于自私、狭隘且无知的人之中。

六、总结

欧洲和中东作为东西方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东西方在许多层面的矛盾，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世俗与宗教的对立，先进和落后的更迭等等，二者在历史的时间轴上上演着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的戏码。

伊斯兰教诞生之后，宗教就成为了欧洲和中东冲突的内核，以政治、战争、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使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边缘化，但是20世纪以来宗教的“软实力”迫使全球正视宗教的国际关系中的影响。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尤其体现了宗教和现代政治理念结合的可能性，极端主义对西方社会造成的恐慌也不容忽视，宗教正以激进的态势将自己纳入国际关系体系当中，东方与西方、世俗与宗教的冲突不会减弱，这对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政府和人民都需要正视宗教，包括其激进的一面，谨慎处理国际关系，才有可能使这个“复魅”的过程不会太过痛苦。

注释：

（1）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

（2）李毅夫，赵锦华：《世界民族大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612页

（3）Armour. Rolling, Islam, Christianity, and the West: A Troubled History, p.46

（4） Tolan. John, Saracens, Islam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Imagination, p.87.（5） Maqqari, vol.i, p298, 11.2-3.

（6）John W. Draper, A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rev.ed. p.31.

（7）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第581-583页。

（8）约翰·洛克：《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5-15页。

（9）安萨里：《圣学复苏精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前言部分。

（10）Sayyid Qutb, Milestones, Maktabah Booksellers and Publishers, 2006，p.23-24.

（11）廖百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把脉中东政治伊斯兰走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一、二章。

（12）徐以骅等著: 《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7页。

今日主笔 \ 孙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