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星

城邦，即Polis，是古典世界特有的产物。之后，无论是中世纪的自由城市，还是今天如纽约、东京一般的大都市，都不复具有城邦特有的精神。城邦并非城市。就像教会与教堂的关系一样，前者指的是信仰共同体，而后者指的是前者活动的载体。希腊的城邦，早已如罗马军团一般永绝于史，而城邦的载体——城市，却仍有不少遗迹可供访寻。城邦指的是各家、各部落互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与宗教共同体，而城市是这个团体进行集会、居住和神庙的所在。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南方大宗族和祠堂之间的关系可能最为近似。

公元前132年，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在雅典卫城的北侧仿照古罗马广场的建筑风格，建立了哈德良图书馆，

小共同体生活

Polis有时被翻译为City-state即城市国家，但后者的译名忽略了政体的差异，并不完全准确。在地中海东岸，存在许多城市国家，如以航海闻名的推罗、西顿，但它们都是由东方式的诸王所统治，并非古希腊式的城邦。柏拉图在名著《理想国》中论及他理想的城邦，该书的希腊文拼写出来就是Politeria，为城邦一词的变体。

小共同体的生活还体现在，城邦的公共建筑都与其他文明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东方社会，如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大多数城市的主要建筑都是国王的宫殿，以及纪念碑性质、宣扬王威和神圣的建筑，比如宏大的神庙、金字塔、巨大的墓葬等。但是在古希腊，没有一个城邦能负担起这么大规模的建筑，它们的建筑一是要小得多，二是反映的是整个共同体的利益。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希腊风格神庙，最早是出现于科林斯，特征包括由凹槽的石柱、花砖和三槽板间平面等。这一风格很快就传遍了希腊世界，而且很快各地都有了自己的风格。贵族不是把钱投入到自己的墓葬上，还是愿意赞助建立这些公共的神庙来获得声誉。特别有趣的是，赞助者并没有和这些神庙联系在一起。

和现代城市相似的是，这些城市有专门的公众活动场所，是专门选定、用于公众聚会和欢庆的中心。它们必须解决很多现代城市的问题：制定规划、建立公共供水和废物处理系统、公平合理地分配住房、划拨空地来建立法庭、议事堂和神庙等公共设施、拆除违章建筑等。

古希腊人推崇的节制，在生活上也处处得到反映。从著名的帕特农神庙外观上和浮雕上，都是美学典范，这一传统至今仍在深深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审美。强健适度与比例协调，使得饮食学与体育馆应运而生。平衡、匀称和适度的要求，深深影响了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也导致一些身体残疾的人群，受到比智力残疾的人更深的歧视。在斯巴达，法律直接要求杀死出生时身体有残障的婴儿。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设计的理想法律中，也都包含有类似的规定。

小共同体生活是严格建立在排斥异质的基础之上。比如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不仅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不能在阿提卡购置房地产和与雅典公民通婚。他们大多数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除了要承担兵役和赞助合唱队之外，他们还要每年缴纳外籍居民税——成年男子12德拉克马，女性6德拉克马，1德拉克马相当于熟练工匠1天的收入。伯里克利曾经通过一部法律，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取得雅典的公民权。当5年后，伯里克利与妻子离婚，与一名来自米利都城的女子同居生下一子，起名伯里克利。小伯里克利便因为这部法律没有获得雅典公民身份，直到老伯里克利16年后死于黑死病，才取得了公民权。

现代的公民权利，在城邦中是不存在的。公民完全属于城邦。宗教传说产生国家，国家又用一切手段来维持宗教。公民有保护国家的义务，在雅典和斯巴达，兵役都是终身制的。城邦可以要求女性献出珠宝、债权人出让债权、农民交出橄榄油。城邦甚至可以要求改变人的正常感情：在斯巴达一次大败后，公民伤亡惨重。听到这个消息后，战死者的父母必须满面笑容，前往庙里去谢神；而得知儿子要平安归来的母亲反而要在公众面前悲哀和哭泣。这就是城邦的威力。国家独揽教育大权，而且可以以城邦的名义惩罚任何人。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因为被认为教导青年不敬城邦之神；阿里斯提德被流放，不是因为他犯下任何罪名或者有任何嫌疑，是因为他品行优良、深获民众信任，因此有危及城邦利益的可能，需要进行预先惩罚。据亚里士多德说，希腊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城邦都有类似的做法。在雅典，对城邦缺乏好感的公民，会被安上“无公民品德”的罪名；在发生争执时，雅典公民不准骑墙和中立，必须追随一派反对另一派，否则法律将予以严厉惩罚，夺走公民权；也不存在可以隐居山林的哲学家或者研究人员，他们必须去议会投票、根据要求出任官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名言的来源：“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之外，非神即兽”。

还有一件事情，是现代的巨大领土国家公民难以理解的。那就是城邦只相当于今日一家公司的规模，在这个层级的组织里面，很多事情都可以变得相当直接。对于一名富裕的公民来说，他为公共事务缴纳的款项，不是税单上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变成了节日里的一台戏剧、一次宗教游行或者一条水上的战船，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同胞面前获得荣耀。

《科林斯的最后一天》，19 世纪70 年代，托尼·罗伯特- 弗勒里，布面油画

城邦的退场

公元前3世纪末叶，有一位希腊人向自己的同胞发出警告“云在西方升起”。这就是庞然巨物罗马即将成为希腊人和地中海世界主宰的前夜。公元前146年，罗马共和国在科林斯打败了希腊人的最后抵抗。这个地点颇有象征意义，因为正是在公元前481年，也就是近三百年之前的科林斯，希腊人发誓抗击波斯。亚该亚同盟在科林斯之战后解散，标志着希腊最后一个城邦联盟的完结。击败希腊人的罗马统帅在文化上却成了希腊人的俘虏：他精心策划，将科林斯的主要艺术珍宝装船运往罗马。

甚至连犹太人，都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巨大影响。圣经的《旧约》是由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写就，而《新约》就是由操希腊语的非犹太人基督徒写就，这是因为当时希腊语已经成为地中海东部的通用语言。

然而，在普世宗教出现后，城邦成员身份独一无二、神圣不可逾越的意识逐步被冲击、垮塌。使徒保罗向希腊城邦各处的教会发出的书信，成为新约的重要篇章。“天下一家”的观念出现后，对于城邦制度来说，或许是比蛮族的袭击更为致命的打击。在政治和意识的双重冲击下，古典城邦制度迎来了最终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