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满洲风习

周岩壁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中国18世纪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其中涉及一些满洲风习，和传统的汉族文化截然不同。

小说中写荣国府的老祖宗贾母吃饭，都是由未出阁的孙女陪着吃。贾母的儿媳邢夫人、王夫人，孙媳妇李纨、王熙凤，只是忙上满下地添饭、布菜地来来回回地服侍。如第三回，林黛玉进荣国府，中午吃饭：

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

按说，邢夫人、王夫人在贾府地位仅次于贾母，吃饭时应该陪老太太进餐才是；她们却不在这里吃饭，只是坐着。李纨是长孙媳妇，王熙凤是当家人，该陪老祖宗进餐吧；她们却只能跑前跑后地服侍。倒是几个未出嫁的小姑子陪着吃饭，接受李纨、王熙凤的体贴服务。这种反常行为，就牵扯到满人风习。《清稗类钞·风俗类》“旗俗重小姑”：“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坐，小姑侧坐。媳妇则侍立于旁，进盘匜，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这和《红楼梦》的描写高度一致。

而且，在《红楼梦》中，小姑、小叔子的尊贵，不光体现在可以坐在老祖宗身边一道吃饭；宝玉、黛玉、迎春、探春、惜春到饭时，一般是有人来请的。第21回，元宵节后不久，宝玉、黛玉、宝钗、湘云，“四人正难分难解，有人来请（往贾母处）吃（晚）饭，方往前边来。那天已是掌灯时分”；宝玉和袭人“正闹着，贾母遣人来叫他（宝玉）吃（早）饭，方往前边来，胡乱吃了几碗饭，仍回自己房中”。第28回，宝玉、黛玉“二人正说话，见丫头（从王夫人处）来请吃（早）饭，遂都往前头（王夫人处）来了”。宝钗已先在这里，凤姐则“在里间房里看着人放（吃饭）桌子”。“正说着，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林黛玉也不叫宝玉，便起身扶了那丫头走。那丫头道：‘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宝玉道：‘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王夫人这顿吃斋，宝玉、探春、惜春、宝钗，都在这边吃，只有黛玉去贾母处吃饭。也有到了饭时，诸人不待邀请，自己前往的。如，第20回，“宝玉自往上房，同贾母吃（晚）饭”。有时，前往吃饭，又和对长辈的问安合在一起。如，第51回，宝玉请王太医给晴雯看过病后，“方往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早）饭”。

小说中，贾府男仆对主人自称奴才。此也是满洲风习。《清稗类钞·称谓类》“奴才”：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但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小说中，贾府奴仆称宝玉，他们的少主是“哥儿”。《清稗类钞·方言类》“八旗方言”：“哥儿，公子也。”《汉语大词典》“哥儿”未列此义项，可谓释义不全。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红楼梦》中的两餐制问题。

荣国府实行的是固定不变的一日两餐制：早饭和晚饭，根本没有午饭。第58回,一位老太妃薨了：

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贾母等五更便去了。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入朝，早膳已毕，方退至下处歇息，用过早饭，略下片刻，复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处歇息。用过晚饭方回家。

就是说，因为要参加典礼，贾母等早晨四五点钟就从家里出发，到就近的一个落脚点，早饭和晚饭都是在这里吃的。一日两餐，古时并不少见。《孟子·滕文公上》云：“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赵岐注：“朝曰饔，夕曰飧。” 可见两餐制源远流长。但红楼梦中的两餐制，实源于对满清皇宫饮食习俗的步趋、效仿。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纂成的《国朝宫史》，对康、雍、乾朝的皇宫制度，多有较翔实记载。该书第5卷“典礼”之“礼仪（上）”有“常日视事仪”，对皇帝的一天生活有记录，其中说：“辰刻（8点左右）进膳”；“每日未刻（14点左右）进晚膳”。

《清稗类钞·饮食类·圣祖一日二餐》：康熙皇帝在张鹏翮祈雨奏疏后批云：“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 钱泳在《康熙六巡江浙》中说：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

上问云：“吴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两江总督张鹏翮奏云：“此习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尔等亦未能劝化也。”(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标点本，P15)

《红楼梦》插图 戴敦邦 画

可以看出这位满洲皇帝，深以吴人一日五餐为奇——其实苏州人是一日三餐，加上半晌两次吃点心，在两餐制的皇帝眼里，就成了五餐。康熙一再对汉人的三餐或五餐制予以讥弹，透露出满洲文化与汉族文化间跃动的张力，也显明满洲入主中国后，所持的战胜者特有的倨傲与自是。就历史而言，它是传统的南北文化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实质上，满洲入关后，其上层深惧部族会被人口众多、文化又较先进的汉族同化，所以，一再不遗余力地强化其民族身份。满清皇帝，始终一贯坚持两餐制，固然与其部族风习有关，同时也是坚守、显明其民族身份的策略之一。既然皇帝身体力行两餐制，那么作为旗人的钟鸣鼎食之家自然要亦步亦趋地效法了。

溥仪在其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红楼梦》里的排场，犹如宫里的排场的缩影。”(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P48)这一论断出于自小在紫禁城中长大的中国末代皇帝之口，确实颇具权威性。关于吃饭，溥仪是这样说的：

耗费人力财力物力最大的排场，莫过于吃饭。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时间——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戒备下毒而设的。

又在“早膳”下加注：

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也吃一顿点心。

《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宣统十二年11月27（公元1921年1月5日）：

八时上课，同浦杰、毓崇共读论语、周礼、礼记、唐诗，听陈师讲通鉴辑览。九时半餐毕。复读左传、谷梁传，听朱师讲大学衍义及写仿、对对联。至十一时功课毕，请安四宫……至四时餐。

两餐制在清代并不罕见，它和满洲的生活习惯有关，和汉族当时已经稳定下来的一日三餐有微妙的区别。《清稗类钞·饮食类》“日食之次数”：

南方普通日三次，北方普通日二次。……日食二次者，朝餐约在十时前后，晚餐则在六时前后。朝餐多肉类，晚餐较淡泊。而早间起床后及朝晚餐之中，亦进点心，多用饼面及茶。

大致与荣国府的两餐制相合。但荣国府的进餐时间，与宫中又有差异。第14回，秦可卿死后，王熙凤代理宁国府，规定：“卯正二刻（6点半）我来点卯，巳正（10点）吃早饭。”第6回，周瑞家的领刘老老在凤姐房内等着，刘老老坐在炕上，“陡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倒吓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们一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这是王熙凤回房吃饭的时间：自鸣钟总共打了九或十下，就是说吃饭时间是九点或十点。凤姐饭后曾问刘老老“可用了早饭没有？”可知此是吃早饭。周瑞家的领刘老姥姥来时曾说：凤姐吃饭是个空，若迟一步回事的人多，就难说话，再歇了中觉越发没了时候了。可知凤姐早饭后不久即睡中觉，则早饭时间在十点为合理。和溥仪的九点半进早膳亦相去不远。第40回，刘老老诸人在大观园进早餐，用乌木镶银的筷子，凤姐说：“菜里若有毒，这银子下去就试出来了。”和上引溥仪说宫中用银餐具的意图一致。第81回，宝玉奉命再入家塾，代儒规定：宝玉每天早起理书，饭后写字，晌午讲书，念几通文章。和溥仪日记中的读书生活类似。荣国府和宫中不同的是，它的早餐时间是相对固定的，这从王熙凤代理宁国府中可以看出；而溥仪自言进膳时间由皇帝决定；第18回，正月十五这天，太监说元妃未初（13点）用晚膳；正和退位皇帝的话相合。但这是由于此日有特殊的庆典活动，可算例外。从一个较长的时段看，皇宫用膳时间大致也有章可循，和贾府的用饭时间五十步之于百步。

德龄在回忆录中谈到清宫中的饮食有满汉之别：

汉俗是将所有菜都放在桌子中央，各人用筷自由夹食。满俗却是每人一份，同欧洲各国一样。（慈禧）太后认为，这种吃法很好，又清洁，又省时。

《红楼梦》中的早餐与晚餐，则体现出满人习俗。第55回，写凤姐与平儿一处吃早饭：

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已暂减去。丰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

周汝昌明确指出，“雪芹所写，只限于他自己目睹身经的几年荣府‘末世’，于其未及见的金陵旧事——即曹寅盛日——可说是毫无牵扯。”但荣国府日常饮食的奢靡，不但让身临其境的刘老老感慨万千，而且也让后世读者如我辈，叹为观止。第62回，写怡红院里芳官的一顿晚饭：

只见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春燕接着，揭开看时，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碗热腾腾、碧莹莹绿畦香稻粳米饭。

依照西方后现代理论，《红楼梦》和满清皇宫中的两餐制，实质上固然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构建的表现，但不免受到本质主义的牵制。就是说，两餐制和三餐制，都要受到正常人的消化系统的生理功能与周期的制约。长期的历史经验似乎表明，三餐制与人的生理功能更协调一些；两餐制为弥补其不足，采取了一些有效的策略，具体说就是：在正常的吃饭之外，增加了进用点心；还有宴席。

正因为《红楼梦》对现实的满洲贵族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摹，也就是对清代皇宫风习妙肖的模仿，才使慈禧太后对这部小说大为喜爱，产生了深刻的认同之感，并以福寿双全的贾母自居，喜欢宫廷内侍称自己为“老太太、老祖宗、老佛爷”。所以《栖霞阁野乘》中说“《红楼梦》包罗顺治、康熙朝八十年之历史”；(孟森等《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98年版，P1690)并非空穴来风。《红楼梦》对满洲贵族生活必然没落的命运作出了如其所是的刻画，对即将灭亡的穷奢极欲的满清宫廷，预先奏出了一部无尽哀惋的安魂之曲！可惜慈禧太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也不可能有那样洞烛幽微的眼光，虽然她曾毫不羞惭地把自己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比，自以为过之。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