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启超《谭嗣同》中说，二十九日（农历），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后来，被康有为说是他受此“衣带诏”。

公车上书，是指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事件。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维新”历时103天，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而千失败，维新志士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本来，这君子有8个的，但有两个逃跑了，去了日本，他们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因而让君子少了2个。

这是我们今天要写的这段小文的历史背景。先把梁启超放一放，我们只说康有为。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是今天的人们给康有为的大致历史画像，但我们想在这画像上涂点色，加点历史细节。

梁启超《谭嗣同》中说，二十九日（农历），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嗣同）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这道“衣带诏”是9月15日皇上给扬锐的，原文：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9月17日，这一天，当杨锐秘密地将光绪帝写给他的第一份密诏的抄写本交给康有为，并让他想出妥善的方法，康有为就将密诏改成了如下内容：“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分明地，在改“衣带诏”后，就不会再哭了。在尽力营救皇上的同时，谭嗣同仍想法救康有为，梁启超说，他正在谭嗣同寓所拜访谭嗣同时，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谭嗣同对他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但是，谭嗣同并不知道康有为这时候其实是很安全的。

慈禧令三千精兵严密布控京城，九门提督关闭各城门，全程搜捕缉拿康有为。步军统领带二百名官兵直扑康有为住处，但他们却却扑了个空。因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三天，康有为就离开了京城，皇上让他前往上海督办官报。皇上对康有为也很不错，曾经对他说：“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康有为对此心知肚明，速速离京，那是皇上让他开逃促使。这个时间是1898年的9月18日晚间，康有为走了，朝着天津的方向乘船走了。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能跑到那里去呢？荣禄调来快艇前往追捕，但这家伙却没油了，而这时康有为乘坐的船已经离开天津开往烟台了。荣禄给烟台发电报，要求相关方面截停船只密拿康有为。但是，很遗憾，烟台管事的外出办事了，荣禄的电报“闲”不公堂上没用了好几天，而并不知情的康有为还在烟台海边捡彩石、买苹果。不过，康有为的朋友很快探听到了这一消息，开始了对康有为全程营救，当烟台缉拿的员乘快艇起来时，康有为英国人却直接将他送上了另一艘快艇。9月29日夜，康有为逃至香港，随后闭门不出，怕是有刺客。10月24日，康有为终于逃往他希望逃亡的目的地——日本。

随后，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数慈禧太后十条大罪的事情我们就不多说，只说“衣带诏”。日本作家村田雄二郎对此说，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康有为身上有一个大谎言，就是所谓的“衣带诏”。此衣带诏是光绪会见杨锐时写给杨锐的……后来，被康有为说是他受此“衣带诏”。他以为诏书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无对证。他想不到的是，杨锐被杀后，他的儿子杨庆昶趁扶柩回四川，缝到四川举人黄尚毅的衣领中，带回老家，后来又拿出来。皇帝的手书，是铁证，伪造不了。“衣带诏”之事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为却逃到海外，以“衣带诏”等事欺世而盗名，敛了很多财。

敛了多少？这个没人能说清楚，但能说清楚的是他后来又回来了，回中国来了，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参与每个流派，一会儿支持袁世凯，一会儿又反袁；一会儿强调依靠西方救国，一会儿又说西方文明已经完蛋了，所剩下时日不多了……唯一没一会儿的是他嘴上说自己尊崇儒学，但却不读四书五经。

晚年，康有为的生活也是非常潇洒的，有这么一个事儿可以当“细节”说说。

1918年，康有为闲游西湖，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两眼发亮，认定了是西施再世。不过，浣纱女很快从他的视野里消失，这让他茶饭不思生活无味了好几天。后来，经过一番打听，他得知浣纱女叫张光，是美好一朵花的18年纪，而且尚未婚配。天下掉下一个西施施，这种好事哪能随便有？赶紧托人提亲！张家人见了他，说：“老先生呀，您的岁数不小了，都过花甲了……我们姑娘还嫩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