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摄影师比顿:我给英国女王拍照 | 张小玉
时尚摄影师比顿:我给英国女王拍照 | 张小玉
为什么要拍照?
这问题放在我等普通人身上,可能是为了留念;如果放在明星身上,可能是宣传和工作需要;如果放在英国女王这样的特定人物形象身上,可能关乎人设与江山社稷。
而塞西尔·比顿爵士拍摄的英国王室照片,正是20世纪中叶塑造君主制公众形象的关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他镜头下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能安排给王室拍照的,在我们印象中一定要是那种正经的、传统的、不苟言笑的。而比顿毫无疑问,是个非常商业化的时尚摄影师,因为他镜头下的,是梦露这种——
1942年,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第一次坐在这个成功时尚摄影师比顿的面前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公主。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比顿应邀在许多重要场合为女王拍照,包括1953年女王加冕日。
比顿最令人难忘的作品,是将历史悠久的皇家肖像的辉煌与只有摄影和电影才能传达的亲密感结合在一起。从他个人日记的详细记录中可以看出每次拍摄的复杂性,从紧张的计划和事先的兴奋,到达到完美拍摄的压力。
在比顿的日记中,记录了那次令他难忘的来自皇家的拍摄邀请:
电话铃响了。“我是女王的侍女。女王想知道你明天下午是否会给她拍照。”女王选择我为她拍照,是大胆的创新。很难想象她的前任摄影师会推荐我——我的工作仍被认为是革命性的、非常规的。
1939年,有机会拍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即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配偶,是比顿迄今为止职业生涯的巅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个月后,他的作品出版,展现了一种与战前英国同样辉煌的延续感。女王和她的家人在战时的几次会面,强化了他对一个似乎不可动摇的君主政体的憧憬,也见证了伊丽莎白公主从少女向年轻女子的转变。
比顿的许多肖像画中出现的花,经常是从他自己的花园里摘的。玫瑰、康乃馨、百合花和绣球花的层叠排列填补了照片背景和模特之间的空间,是他理想田园场景创作的重要支柱。
1948年11月14日,伊丽莎白公主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查尔斯·菲利普·阿瑟·乔治王子。在母亲的建议下,公主选择比顿给她刚出生的儿子拍照。比顿也拍摄了后续一系列照片,纪念她的其他孩子的出生——1950年的安妮公主,1960年的安德鲁王子和1964年的爱德华王子。
1953年6月2日上午,300万人在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间的街道上列队,见证了金州马车的诞生过程。数百万人挤在新买的电视机前,观看这位自维多利亚女王以来最年轻的英国君主的授勋仪式。对许多人来说,加冕礼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乐观和创新的时代,新闻界称之为“新伊丽莎白时代”。
塞西尔·比顿和其他8000名客人出席了加冕仪式。他坐在阳台上,靠近那架大风琴的风笛,用生动的散文和黑色的水墨画记录着他对这一辉煌场面的印象。仪式结束后,他回到皇宫为官方肖像做最后的准备。
在这幅闪闪发光的肖像中,女王戴着为维多利亚女王加冕而制作的帝国皇冠。女王右手握着权杖,右手握着十字架,左手握着圆球。女王右手戴着加冕戒指,象征着君主与国家“联姻”。两只手腕上都戴着金手镯,象征着真诚和智慧。
1948年12月13日,也就是小婴儿查尔斯王子受洗的前两天,比顿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在白金汉宫金色和象牙色的音乐室里布置了一个新的背景。比顿使用了8 x 10英寸的大相机和更小的禄莱相机。摄影师这样回忆道:
“他的母亲坐在床边,牵着他的手,好奇、自豪和快乐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比顿温柔的肖像把女王描绘成一个任何父母都能与之产生共鸣的人物。与华丽的加冕照片相比,这些照片捕捉到了王室生活中更加亲密和放松的一面。
在安妮公主和安德鲁王子出生的十年间,比顿对皇室肖像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些保姆身上,一个鲜明的白色背景取代了几年前洛可可启发的精致背景。
1968年夏天,比顿为即将在国家肖像画廊举办的展览拍摄女王的照片。在坐下来之前,他感到焦虑不安,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困难是很大的。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品味是如此不同。结果是两个人之间的妥协,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作用。”
比顿选择了纯白和蓝色的背景,决心做到“鲜明、清晰、大胆”。这些肖像照是一个胜利。尽管直到1979年,比顿一直在为其他家庭成员拍照。但这张照片,却是比顿拍摄的最后一张伊丽莎白二世的照片。
女王穿着海军上将的航海斗篷,背景为蓝色,这张照片简洁有力。比顿去掉了在其他画像中出现的华丽的绶带和闪闪发光的礼服,创造了一个沉思和永恒的君主形象。
几位摄影师与比顿分享了受邀拍摄伊丽莎白二世的荣耀,但很少有人能与王室在如此漫长而变革的时期保持如此长久的关系。
这些胶片包括V&A博物馆馆长苏珊娜·布朗、《Vogue》的罗宾·缪尔的采访,以及与比顿加冕日助理约翰·德赖斯代尔和雷·哈伍德的特别讨论,这是60年来他们的第一次。
这些胶片由塞西尔·比顿为展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钻禧庆典》制作,2012年2月8日至4月22日在V&A举行。